文章标题不宜过长，所以只好把本该写在前面的“我上学时期的”几个字略去；“北大”也用了简称，全称是要写为“国立北京大学”的。这时期的图书馆在松公府，是新由红楼地下室迁入的。这至少是再迁，因为据旧同学录“沿革”部分所记，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即建校之后四年）设置藏书楼，地点是在“学校后院”（推想就是应保存而于七十年代拆掉的所谓“公主楼”）。为了校外人看到这里不致茫然，这里要翻翻旧账。所谓学校，是指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经过许多波折，最后才成为“北京大学”的。且说创立时的校址，原是清乾隆皇帝的四女儿和硕和嘉公主（下嫁傅恒之子福隆安）的府第，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借庙名为街名）西部路北。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在其东沙滩汉花园建红楼，后用作文科教室，称第一院（文学院），原马神庙（改名景山东街，不久前改为沙滩后街）校址降为第二院（理学院）。专说第一院的扩张情况。红楼邻街，坐北向南，为四层砖木建筑。其背后有属于松公府的空地，再北偏西是松公府。先是1918年，学校租空地作操场；到1931年，一劳永逸，连府也买过来。府有几进房屋，相当好，稍加修整就把图书馆和研究所国学门迁进去，馆在前，所在后。馆，藏书不少，所，藏古物不少，至今还是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珍贵家当。我1931年暑后上学，松公府时期的图书馆刚启用，1935年暑后离开学校，新图书馆已经建成（在府门西南），馆即将升迁，所以说句笑话，我是与松公府时期的图书馆共始共终。又所以，谈闲话就不该漏掉它。

当然，谈它，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那时我还年轻，很胡涂加多幻想，盲人骑瞎马，而它，像一束微弱的光，有时照照这里，有时照照那里，就说是模模胡糊吧，总使我仿佛看到一些路。这样说，提到图书馆，我是应该永远怀有感激之情了。也不尽然，因为它给我的是一些“知”，而知，根据西方的最上经典，来于伊甸园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受了蛇的引诱才吃，得的果报必是“终身劳苦”。但木已成舟，也就难于找到解救的办法，因为生而为人，能力总是有限的，比如说，坐在哪里，面对众人，说些自己绝不相信的“天子圣哲”之类的话，练练，不难；至于静夜闭门，独坐斗室，奉劝自己相信鞭打就是施恩，那就大难。大难，想做也做不到，只好不做。话扯远了，其实我只是想说说，四年出入图书馆，我确是有所得，虽然这所得，用哲学的秤衡量，未必合理，用世风的秤衡量，未必合算。

该言归正传了。且说那时候，北大有些学生，主要是学文史的，是上学而未必照章上课。不上，到哪里去？据我所知，遛大街，以看电影为消遣的很少；多数是，铁架上的钟（在红楼后门之外稍偏西）声响过之后，腋夹书包，出红楼后门，西北行，不远就走入图书馆。我呢，记得照章应上的课，平均一天三小时，减去应上而理应听的，不应上而愿意听听的，剩余的时间还不少，就也夹着书包走进图书馆。经常走进的房子只有第一、二两进。第一进是卡片兼出纳室，不大，用处用不着说；第二进是阅览室，很大，用处也用不着说。两个室都有值得说说的，因为都有现在年轻人想也想不到的特点。

先说卡片兼出纳室。工作人员不多，我记得的，也是常有交往的，只是站在前面的一位半老的人。记得姓李，五十多岁，身材中等偏高，体格中等偏瘦，最明显的特点是头顶的前半光秃秃的。这位老人，据说是工友出身，因为年代多了，熟悉馆内藏书的情况，就升迁，管咨询兼出纳。为人严谨而和善，真有现在所谓百问不烦的美德。特别值得说说的还不是这美德，而是有惊人的记忆力。我出入图书馆四年，现在回想，像是没有查过卡片，想到什么书，就去找这位老人，说想借，总是不久就送来。一两年之后，杂览难免东冲西撞，钻各种牛角尖，想看的书，有些很生僻，也壮着胆去问他。他经常是拍两下秃额头，略沉吟一下，说，馆里有，在什么什么丛书里，然后问借不借。我说借，也是不久就送来。还有少数几次，他拍过额头，沉吟一下之后，说馆里没有，要借，可以从北京图书馆代借，然后问我：“借吗？”我说借，大概过三四天就送来。我们常进图书馆的人都深深佩服他的记忆力，说他是活书目。四年很快过去，为了挣饭吃，我离开北京，也就离开这位老人。人总是不能长聚的，宜于以旷达的态度处之；遗憾的是，其后，学校南渡之前，我曾多次走过浅灰色三层兼两层楼房的新图书馆，却没有进去看他。应做的事而没有做，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了。(www.daowen.com)

再说第二进的阅览室。布置没有什么新奇，长方形比书桌大很多的木板大案，不远一个，摆满全室；案两面各有几把椅子，是供阅览者坐的。往图书馆，进室，坐在哪里，任随君便，只要那里还没有人坐。但是既已坐下，就会产生捷足先登的独占权。所谓独占，不同于现在的半天一天，而是长时期，这长时期，来于借书还书的自由主义。具体说，自由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书多少，数量不限；另一方面是借的时间，长短不限。此外还可以加上一种小自由，比如我们一些几乎天天来的看客，坐位有定，借书，大多是送货上门。这样，借的书，有的短期看不完，有的常常要翻翻，就不是勤借勤还，而是堆在面前，以逸待劳。现在还记得，我的位子在室的东北角，面前的书，经常堆成小山岭，以致对面那位的活动情况，看什么书，是否记笔记，一点也不知道。前面说过，图书馆藏书不少，我，颇有现在一些旅游家的心情，到北京，不只著名的燕京八景要看看，就是小胡同，只要有感兴趣的什么人住过，也想走进去，摸摸残砖断瓦。于是而借这个借那个，翻这个翻那个。就这样，许多书，大块头的，零种的，像游鱼一样，从我的面前游过去。由自己方面说，是跳到古籍的大海里，尽情地扑腾了一阵子。结果呢，如果也可以算作有所得，这所得，至少就上学的四年说，完全是也奉行自由主义的北大图书馆之赐。这里需要加点说明，是我并不提倡这方面的自由主义也向外扩张，向下流传，原因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图书馆的任务，方便读者的一面当然要重视，但还有另一面，是看守，防止损坏丢失，这后者如果一放松，那就不堪设想了。

说到向下流传，我不由得想到现在的北大图书馆。真够得上发扬光大了。迁到原燕京大学，新建了既高大又豪华的楼房。书，吞并了燕京大学收藏的，加新购，据说就数量说，已升到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北京图书馆。善本，甚至孤本，也不少。这新图书馆，我也利用过，是几年以前，因为考证有些旧人旧事，须查善本。照章，带着介绍信，还求副馆长版本专家郭君打了招呼，才拿到善本室的阅览证。善本室的工作人员也和善，但照章，要先查卡片，写好书名和编号，坐等。找到，要先交工作证和阅览证，作为抵押，然后领书。看完，还要立即归还。对于防止善本的损坏丢失，手续再增加，我也谅解；只是借到的书，有的盖有旧北京大学的印记，我看看，想想，感到那样多的书，那样长的过往，都离我太远了，不禁为之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