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说是琐话之外的一篇文章，因为是坐在书桌前写的，不是坐在篱下谈的。专就篇幅说，超过万字，也与篱下的闲谈有别。更大的分别是有高头讲章气，移到篱下谈，听的人会不耐烦，甚至打瞌睡。也收在这里，是因为题目有“再谈”二字，表明这是《琐话》某一篇的后续部分。人，脾气不同，所好各异，说不定也会有人，虽然是高头讲章，因为是后续部分，也就愿意听听吧？所以本诸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的原则，在这里重印一遍。推想听琐话的诸君一定有不少不能容忍高头讲章的，那就看了这几行序文，以下不看也好。

一

上海陈子善先生受岳麓书社委托，编一本回忆周作人的书，以作为研究现代文学史中这位重要人物的参考，来信希望我写点什么。我沉吟了一下，想试试。这沉吟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在1984年，我忙里偷闲，想还一笔心情的债，把长时期存于心内的一些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写出来。写了几十篇，总称为《负暄琐话》，由一友人主持在哈尔滨排印。排印前友人读了原稿，来信说，书中多写三十年代初北京大学旧人旧事，为什么没有周作人和胡适？其实原因很明显，是难于下笔，其时我还是不能改执笔时先四外看看的习惯，借《论语》的话反说，是唯恐“远之则（己）不逊，近之则（人）怨”。友人希望勉为其难。盛情难却，发稿前补了《胡博士》和《苦雨斋一二》两篇。这次沉吟，是因为那篇已经写了不少，尤其在印稿有酬的时期，作文抄公总是不妥。但上面说还想试试，是为什么？说来话长，还是两三年前吧，有个相识的中年人约写谈周作人散文的文章，我说不好写，原因是人和文难于一刀两断，就是只谈文，也难免有左右为难的麻烦。那位相识说，无妨放笔言己之所信。我谨慎，不愿放，还是坚决谢绝了。近两年来，不知根据什么，渐渐觉得那位相识的意见也颇有道理。还有个较重要的考虑，是年事日高，深感有所知，有所见，如果还有人想听听，就应该及时说出来，如实写出来。前几年写苦雨斋，只写了“一二”，静坐自思，也许还有“三四”甚至“五六”可写吧？所以决定“再谈”。内容不能不杂：谈人，也谈文，连带还会谈一些杂事。

二

想从“一刀两断”问题谈起。就写这篇“再谈”说，是不能不在难于一刀两断和必须一刀两断之间徘徊。原因是：如果不顺从前者，那就会孕育出一种近于荒唐的看法，是文可以完全不如其人；如果不顺从后者，那就会走上古人多认为不当走的一条路，是以人废言。有没有边见之间的中道？也许只能是徘徊。或说兼顾而容许有所偏，比如谈人的时候暂忘掉文，谈文的时候暂忘掉人。

文是人写的，先谈人。这困难很大。先说一般的。其一，谈人，不能避开评价，或者说，其中心部分应该是评价。评价要有标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标准。意见不同，会争论，争论迫使争论者挖空心思找理论的靠山，这靠山是标准的标准。追根，无尽，而根越深，玄远性增加，实用性越小。这是说，拿出任何人都首肯的标准，不容易；标准定不下来，评价就悬了空。其二，人，尤其不夭折的，相当复杂或很复杂。陶渊明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人物，可是翻阅《山海经》，也生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雄心。而谈到周作人，一般的困难之外，还有不少特殊的。他算得高寿，生于皇清的末尾，死于大革命的开头，中间经过不只一个朝代，还住过外国。所学更是五花八门，专就语言说，就比陶渊明多会好几种。而且能写，所写有外向的《谈虎集》之类，也有内向的《书房一角》之类。公认为关键性的还有，由“寒斋吃苦茶”而出山任院长、督办。怎么评价？标准的问题太大，这里只好用个取巧的办法，接受大家差不多都虽不知其确义而都认为应该接受的，即所谓人文主义。人文可以望文生义，解释为：凡有助于人类趋向文明的事物是好的，反之是坏的。这里显然还隐藏着何谓文明的问题，只好假定为人所共知，不管了。然后是评价。但这个词语不好轻易用，因为，比喻说，一堆什物，放在衡器上，一看指针就说出，三百斤。可是人的言行等等不同于什物，不能放在衡器上，由看指针解决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评价他这样一个人，我感到问题很多，困难很大。所以只能退一步，关于他的为人，只说说我的零碎印象。

记得在西方的什么书上看到过，某名人有一句名言，是：没有任何人在他的仆人眼里是伟大的。这意思是，人总是经不住近看多看。历代正史的本纪是史官写的，如果换为由后妃如实写，那就不知会出现什么样的大笑话。同理，林黛玉是藏在八十回或一百二十回的书本里，如果换为悬在照相馆的橱窗里，许多红迷也许就不那么热心了吧？但不近看多看也有好处，是可以观其大略，并驰骋自己的胡思乱想以构成也许唯我独有的印象。我同周作人交往不很多，印象的典据绝大部分来于文字，所以谈就只能取其大略；而且要附加个声明，这是出于自己的蠡测，对和错的可能也许恰好是各半。

想由浅而深，并由相面而问心。大致有四点：一团和气的温厚；学而思，思而学，有所思就写；被人讥为小摆设的闲适；忽而释了褐。

一团和气，以温厚的态度对人，甚至从不大声说话，是红楼内外无数人共有的印象。至于来源，很难说。归诸绍兴周氏旧台门，不对，因为鲁迅先生，尤其是笔下，不是这样。来于“半是儒家半释家”的儒家？似也不尽然，因为儒家，如顾亭林，大概是很少露笑容的。来源闹不清，只好采用一种无价值但不会大错的解释，是“天命之谓性”加学识的厚重。关于前者，北京大学有的人不这样看，记得，也许是赵荫棠先生吧，说过，杨丙辰是天生的圣人，周作人是修养的圣人，因为杨有憨气，周，如他的别号所示，是知且智。赵还听周说过，他有时觉得脾气很坏，如果做了皇帝，说不定也会杀人。他没有做皇帝，这样自责的话无从证验。但有两件事可以为这样的自责添点油醋，一件是跟鲁迅翻了脸，一件是跟沈启无翻了脸。前一件，据传与夫人羽太信子有关，局外人最好不问。至于跟沈启无，那是四十年代前期沈为属下的时期，以发《破门声明》的形式逐沈于周门四弟子之外，当时不少人背后议论，总是有不如无的。但纵使是这样，那终归是日月之蚀，长年累月还是不蚀为多，所以在相识的诸多人的印象里还是一团和气，这也许就可以证明学识厚重所起的作用之大。因为见得多，见得深，见得明，所以领悟应该以恕道待人。但有知见，如韩非子，也未必就愿意以恕道待人，可见“天命之谓性”也不是未起作用。且不深追原因，只看表现，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是二三十年代之际吧，零用要银元换成铜币，时价是一银元换铜币四百六十。一次偶然谈及，周坚持说时价是二百多，证据是他的下人是这样兑换给他的。众口一辞是他受了骗。于是他决心考察一下，一考，还有大的，是把整包大米也偷走了。他无奈，一再鼓勇气，把下人请来，委婉地说，因为家道不济，没有许多事做，“希望高就吧”。不知下人怎么想，忽然跪倒。他大惊，赶紧上前扶起，说：“刚才的话算没说，不要在意。”对同道也是这样，坐在书斋，喝清茶，与客人对坐闲谈，细声细语，上天下地，却几乎从不臧否（时下）人物。我只听到过一次，是“Y公有才，可是不写；Z公无才，可是好写”。这意思对比着说，显得尖刻，也许就是偶尔不在意，天命的另一面闯出修养的围墙，闪动一下吧。

以下谈其二，学而思，思而学，有所思就写。以上其一谈的是对人，这其二是对己。成就当然主要要由对己来，换句话说，只有这个才是本钱。说到这方面的本钱，人所共知，他不只是雄厚，而是很雄厚。先说学。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多到什么程度，详说确说，他以外的人做不到。但可以举一事为例，他说他喜欢涉览笔记，中国的，他几乎都看过。如他的文集所提到，绝大多数是偏僻罕为人知的，只此一类，也可见数量是如何大。何况还有杂，杂到不只古今，还有中外。他通日语、英语和希腊语，据我所知，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乎不下于中文典籍。英语呢，专说他常提到的蔼理斯，他自己说有蔼氏书二十六册，加上向我借阅的《蔼理斯自传》，是二十七册，其中最大的一种是《性心理研究》，连补编共七厚册，总不少于三百万字吧，他都读了。这样，用本土的图书分类法说，是四部九流，无所不读。他自己说是“半释家”，我的体会，是就也读佛书说的，思想是容许饮食男女，释并不多。杂，底里有个一以贯之，是想了解“人”。于是方面就不能不广。还喜欢读一些正统儒生不大注意的书，如《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南方草木状》《燕京岁时记》以及谣谚、笑话之类。总而言之，还是无所不读。人，精力有限，生也有涯，这样贪多，没有困难吗？克服困难的办法或本领是三项：习惯于勤，能快，善记。他不只一次说，他不吸烟，用吸烟的时间看书，以破闷。他这话含有客气成分，其实是读书成瘾，不读受不了。瘾是勤的更上一层楼。勤，日久天长，培育成快。以读《蔼理斯自传》为例，总有五十万字左右吧，借去三五天就还我，说看完了。又，从他《夜读抄》之类的书所记推测，一般卷数不多的书，他一天看的大概不是一种，而是几种。快，还能记。我同他闲谈，有时说到某书，他常是举出书里的某种情况，仿佛不久之前刚读过。更难得的是，读，不是大海不择细流，都吸收，而是分辨是非好坏。这是说，学之后能思，或边学边思，由思而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以贯之，然后以这一以贯之为尺度，再读，再分辨是非好坏。最后，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有一种瘾，是思有一点结果，或说有所见，有所感，也忍不住，就拿起笔，写。一生著译达几十种，上千万字，就是这样不声不响地出来的。说不声不响，意思是既不上街参加游行，更不揭竿参加起义。这好不好呢？又遇见评价问题，自然又是很难。戴上某种眼镜看，埋在纸堆里当然是消沉。其实，辞官归去来的彭泽令，赋“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也是消沉。问题是世间应否容许一个人闭户消沉。这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取得一致意见很难，退一步，取得自己确认为必不错的意见也不易，只得从略。

以下说其三，被人讥为小摆设的闲适。小摆设与瑚琏的文字干戈，很多人记忆犹新，可不再提。事实是弟兄确是走了不同的路。比如说，同是给上海滩写文章，兄是刊于《申报·自由谈》，弟是刊于《论语》和《人间世》。又同是写旧诗，兄是：“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弟是：“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住在不闻鸡鸣犬吠的书斋，吃苦茶，读闲书，写幽默小品，生活是远离争吵的闲适。这应该不应该？说应该，违背时义，所谓时义，是人不当高高在上，而闲适是必须高高在上的；但从严，说不应该，甚至进而斥责，又不合宪法精神。不得已，还是躲开评价问题，只推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多少年来，对于弟兄两位的殊途而不同归，求本溯源，我总觉得，有个思想深处的距离不容忽视，那是：关于世道，兄是用热眼看，因而很快转为义愤；弟是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想热而热不起来。这提到观照人生的高度说，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于疑的一端。各有所向，哪一种近真？也不好说。但从受用方面看，疑总难免小有得而大失，因为不能不姑且如何如何；而姑且，就是当事者自己，清夜自思，总流水之账，也会感到可怜甚至可悲的。这也许就是古人说的察见渊鱼者不祥。门外走走，看见的是乱杂，听见的是喧嚣，不耐烦，于是退回寒斋，吃苦茶。这闲适的路，越走离人群越远，而世事及其评价，总是要由人群决定的，因而苦茶就很容易变为苦果。专就闲适这一点说（不牵涉释褐），在绝大多数人眼里，由苦茶而苦果，应该说是苦雨斋的一个或大或小的悲剧。

悲剧还有真大的，是其四要说的，天时、地利都不好，应该闭门却扫而终于开了门，走向朝市。经过如何，尽人皆知，用不着再费辞。这里不能避开的，是就为人说，应该怎么看。我的看法，是王阳明与弗洛伊德比武，还是洋鬼子占了上风（至少是某时）。或者就由鬼说，人具有神鬼二气，二气经常冲突，神胜或鬼胜，因人的天命与修养不同而可以大异。就周说，神是知和智，鬼是势位富厚的也可喜（即使是有意无意间的），忽然遇见机缘，神与鬼不协，鬼竟显了大力，一时战胜了。关键时刻，知打了败仗，轻一些说是历史上无数什么什么之士的悲哀，重一些说是人类的“天命之谓性”的悲哀。士有幸者，是得天时、地利，神鬼即使不协而不明显，可以隐隐约约地度过去。明显，程度还可以很尖锐，那就更难于遮掩。就周说，如1939年元旦的遇刺，到医院检查，说只碰破一点皮，据说他高兴得跳起来，这也是修养败于天命的一例，因为就是生死事大，最好也是不忘形的。还是说释褐问题，周不得天时、地利，是不幸者，就算是昙花一现吧，神总是曾经败在鬼的手下。

三

这部分想谈谈我同他的交往，琐屑，说是史料或者不够，那就算作闲话吧。我知道他还是在中学时代，从文开始。时代各段有特点，现在是天天喊要减轻学生负担，我们那时候是常常感到无事可做。解决困难的办法是看课外书。旧小说，流行的，小学时候看得差不多了，于是转而看所谓新文学著作。自然放不过周氏弟兄。一位长枪短剑，一位细雨和风，我都喜欢。尤其喜欢老弟的重情理、有见识、行云流水、冲淡平实的风格。上大学，恰好他就在这个学校，但他的行当是教日语，我是学中文兼史哲的，所以只能听听他的反串戏，如六朝散文之类。交往渐多是从四十年代起，主要还是解放以后。之前，他名声太大，我自惭形秽，不敢去打扰。只是1938年秋冬之际给他写过一封信。那是盛传他将出山的时候，我不信，却敌不过一而再、再而三，为防万一，遵爱人以德的古训，表示一下我的小忧虑和大希望。记得信里说了这样的意思，是别人可，他决不可。何以不可，没有明说，心里想的是，那将是士林的理想的破灭。他没有回信。

经常有交往是解放以后，他经过入出南京老虎桥监狱，地位变了，名声变得更多。仍在北京公用库八道湾的苦雨斋，可是由座上客常满变为门外可设雀罗。我去看他，浅的原因是，已经门可罗雀，排闼直入，就不再有当年的捧角甚至趋炎的嫌疑。深的原因恐怕还是，其一，对于学识和文章的景仰，终于不能因人的跌了一跤而放弃；其二，推想心情必是悔恨加寂寞，对于这样一位师辈，敬而远之，实在过意不去。因为还是客气一路，所以如果没有什么事，每年不过去三几次，表示问候。只剩下后院高地基北房靠西的三间。靠西一间是日本式的卧室。靠东一间南窗下一方桌，东西各有一硬座。客人来，主人面东，桌上总有展开的书；客人面西，多是羽太夫人送来茶一杯。然后是闲谈。主人还是面带温和，细声细语。很少谈学问；如果不是问到目前做什么，也不说。气氛还是行云流水，冲淡平实。坐一会儿，告辞，照例送到室门，不下阶。通信比见面的时候多些，因为会有些世间的闲事。永远用毛笔，竹纸八行。这样的交往维持到1966年前半，霹雳一声，由革命而大革命，断了。有时也曾想到他，但自顾不暇，自然只能想想。还能活在世上吗？大概是两年之后吧，才听说在1967年5月作古了。是最恐怖时期的半年之后，可见仍是寿终的。据说瞑目前告诉家里人说，只通知徐耀辰（祖正）和方纪生，这是带着极度枯寂的心情离开人间了。

可以安坐在我自己的寒斋，想想旧事，已经是七十年代之末。有时想到这位师辈，人，往矣，由二十年代后期起，先则文，后则文和人，相交超过半个世纪，究竟留有什么痕迹呢？可以算算的计有三项：前两项是有形的——著作和手泽；后一项是无形的，是在我的头脑里回旋过的他的思和文的一些路数。这里说前两项。后一项宜于独立为大国，决定扩张为三个方面，留到后面第四、五、六节说。

先说第一项，著作（包括译本）。这很容易说，凡是刊印过的，由早年的《侠女奴》《玉虫缘》等起，到最近的《知堂杂诗抄》和《知堂集外文》止，我差不多都有。来路有三条：绝大部分是由书店买的；少数绝版的，如《侠女奴》《玉虫缘》等，是由旧书摊搜寻来的；还有一部分，如《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是作者送的。有，现在还有，要加个说明。大革命中，我毁了不少书。毁的办法有三：一最急迫，是由孩子用自行车运出去，四面八方看看，无人，扔了就跑；二次急迫，得街道有权说话者的允许，在院里支起灶，烧；三是从从容容，当作废纸，八分一斤卖与废品站，第九版《大英百科全书》等就是这样换得人民币二十多元的。周的著作三条路都没走，原因之一当然是认为还应该留；之二是自己能够急中生智，用厚纸包作两大包，每包上插一卡片，上写：1966年8月某日封存，待上交，供批判用。”就这样，混过来了。

再说第二项，手泽。这与著作不同，是伴有一些悲凉的。先是书札，都烧了。其他手迹，记得有用日文写的日本俳句，两纸，《侠女奴》和《玉虫缘》扉页上的题辞，等等，也烧了。连带一些印件，如《先母事略》和《破门声明》（明信片式），也烧了。还有个陶器花瓶，见于《苦茶随笔》的《骨董小记》，是在日本江之岛对岸的片濑所烧，因为上有“知堂”署名，砸了。事过很久，偶然提起砸这陶制花瓶的事，孩子说我是过虑，因为红卫兵是不会知道知堂是谁的。我想想也觉得可笑；也可悲，因为对照其上“忍过事堪喜”的题辞，我竟未能忍过！但这类小损失也为我换来大获得，是更加明白，人，甚至包括诸有情，为了活命，是什么都可以慷慨舍去的。以上是说毁的。还有存的，是漏网之鱼。其中有手写的，时间早，如陶诗（《杂诗十二首》之二“白日沦西阿”）立幅、小型斗方一对（其一写自作“禅床溜下无情思”“不是渊明乞食时”两首，第二首第三句为“携归白酒私牛肉”，可证印本作“和牛肉”是错的）、扇面等是；有手赠的，时间晚，如砖石拓片多张（包括他文中提到的鲁灵光殿陛石刻和北魏延昌元年孙氏买地券）、俞曲园书联、沈尹默书立幅等是。还有一件，时间最晚，是他来信问我要不要，要就去取，善意难却，专为此去一趟取来的。那是寿石工刻的一方长方形石章，文字是杜牧句“忍过事堪喜”。据我所知，他八十岁（1964年）左右，收拾旧所谓“长物”分赠也喜爱长物的故旧，及身散之，也许是表示比魏武的分香卖履为达观吧？无论如何，能够及时安排后事，从容不迫，总是好的。但我接受这类小品，有时翻看，如永明三年砖拓片，上有二印，一小为“起明所拓”，一大为“江南水师出身”，想到人生多事，逝水流年，不禁推想他及身散时的心情，连自己也不免有不堪回首的幻灭之感。

四

以下转为谈文。前面曾提及，要在不以人废言的前提下谈；否则就难免左顾右盼，吞吞吐吐。文，借用佛家的术语，也可以分为“能”“所”两个方面：能是写，或说表达；所是所写，或说内容。因为有内容想表达，所以才写，这里谈就把内容排在前面，专在这一节说。内容，意义广泛，可以指文的题材，也可以指作者的思想，也许应该兼指二者。通常是，题材千差万别，思想一以贯之。题材可以是共同的，思想应该是自己的，所以谈内容就应该谈思想，或主要谈思想，就是作者对所写事物是怎么看的。不写，也有看法，所以无妨放大了说，作者对世间事物，尤其对人生，是怎么看的：怎么样算是，怎么样算非；怎么样算好，怎么样算坏。这，现代的通行语是世界观和（或“或”）人生观。人的整个生活，好恶，取舍，表现在文字上也是好恶，取舍，都是这“观”的具象化。

这观，古人称为道。周多次表示，他不懂道。这是他重视平实，对玄远缺少兴趣。其实，古人所谓道有多种，由级别说，明显的有三种：“道生一”的道是上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是中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是下的。上的，他懂不懂，我不好代说，反正他缺少兴趣，不谈。中的，我的体会，是怎样活就好，就有意义，他不只谈，而且大谈特谈。他多次引用焦循《易馀籥录》的一段话，是：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惟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

（《药堂杂文·中国的思想问题》）

以下他发挥：

人则不然，他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中心思想永久存在，这出于生物的本能，而止于人类的道德，所以是很坚固也很健全的。

可见他不只谈道，而且有自信为既坚固又健全的道，这是接受人之性，以道德调节之，以期自己和他人都能“养生丧死无憾”。也就是本此原则，他多次说“物理人情”。表现为好恶、取舍是：最基本的是《吕氏春秋》的“贵生”（他自己说是“乐生”），这是儒家的，也是常识的。最好能够好好地生活，这，谁也说不出有什么理由。勉强找，也只能说一句“天命之谓性”这样的说了等于不说的空话。生，最根本，最广泛，因此他注意底层，注意多样，兴趣伸向村野、民俗、儿童以及草木虫鱼等等。生，不能避开人己，想协调，就人人都要克己。从这一点出发，他崇奉儒家的仁（忠恕）的道德观念，并向四面八方伸张，如常引《孟子·离娄》篇的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庄子·天道》篇的话：“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也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反对用各种力以扶强欺弱，如喜欢谈妇女问题，憎恨大男子主义就是这样。此外，他还重知，以知为耳目了解人生，观照人生。这样的人生，他像是认为，不应该是狂热的，如宗教，不应该是造作的，如道学。总之，要率性兼调节，以求适中，也就是平实自然。这是他的思想，或说理想，甚至幻想，对不对呢？对不对要以能不能为条件。能不能的问题也很复杂，说能，难点很多，难度很大；但我们又不当甚至不能完全反其道而行。那就只好算作理想，或“一种”理想。这样说，我们是承认他有思想的一以贯之，对也罢，错也罢，他的文总是以这个为根基的。

五(www.daowen.com)

想沿着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路，先谈诗，后谈文。不是说诗比文易，是说他的诗不多。但也不是不作，早年曾写新，其后只写旧。这里只谈旧，因为他自己是早已扔了新。我第一次听他说不懂诗，还是1931年的秋冬之际，在北京大学一次诗的讨论会上。记得出席的还有郑振铎和谢冰心。郑谈得很多；谢中间，不多不少。该周发言了，起立，说：“我不懂诗，没有什么可说的。”坐下。我感到惊奇，因为我读过他的《过去的生命》。这不懂，他在文章中常常说，可是作，这怎么解释呢？我的理解，是他没有或不喜欢风月香奁的感情和驰骋才华的作法。但他也只是躲一部分旧或大部分旧，不是躲一切旧。如《诗经》《古诗十九首》，以及陶、杜，甚至野狐禅的王梵志、寒山，他是不躲的。他也不是不能写传统路子的旧诗，如他所谓打油诗的第一首：“燕山柳色太凄迷（邻韵八齐，以下四支），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就是放在唐人的集子里，大概也不会有人说是伪作，除非以故典为根据。他自己也承认，写这类诗“的确是当作诗去做的”。可是后来就转为“打油”了，原因，他自己说得明白：“当初是自谦。但同时也是一种自尊，有自立门户的意思。”

那就转为谈自立门户。什么样的门户？显然，红漆的还是柴编的，最好自己去看。《知堂杂诗抄》收诗不多，与“诗三百”大致相当，可是用几句简明的话概括它的特点却也不容易。原因之一是“诗无达诂”；之二是即使能诂，与他人的划清界限也大不易。因而不得不避难就易，先举两三首看看：

不是渊明乞食时，但称陀佛省言辞。

携归白酒私牛肉，醉倒村边土地祠。

镇日关门听草长，有时临水羡鱼游。

朝来扶杖入城市，但见居人相向愁。

往昔幼小时，吾爱炙糕担。

夕阳下长街，门外闻呼唤。

竹笼架熬盘，瓦钵炽白炭。

上炙黄米糕，一钱买一片。

麻糍值四文，豆沙裹作馅。

年糕如水晶，上有桂花糁。

品物虽不多，大抵甜且暖。

儿童围作圈，探囊竞买啖。

亦有贫家儿，衔指倚门看。

所缺一文钱，无奈英雄汉。

只这一点点就可以看出，无论意境还是文辞，都与传统的旧诗不同。最明显的是语浅易而意朴野。不怎么明显的是：传统常写的，他不写；他写的，传统很少写。为什么要这样？我的体会，是刚才说过的，他没有或不喜欢风月香奁的感情和驰骋才华的作法。他不写词（除了几首集句）也是明证，因为词要浅斟低唱，总不能不软绵绵的。我读他的诗，次数不少，每次读都感到有很浓的不同于传统旧诗的气味。这气味是怎么来的？勉强说是由下面的一些特点来：朴拙，率直，恳挚，平和；仍是乐生（常表现为悲天悯人），但同时又用冷眼看；也写梦境，但又不离泥土；也注意诗情诗意，但总是躲开士大夫的清狂惆怅和征夫怨女的热泪柔情。专就这一点说，他是陶渊明加一些释，所以诗中少见烟火气。无烟火气是淡，他是淡到连绮丽的词语也很少用。用传统的眼光看，这也可以算作诗吗？他自己说，不过是把散文的内容写成诗的形式。这是自谦，因为他也承认，“这也需要一点感兴”。感兴有所偏，表达方法也有所偏，因而就构成特点，或提高了说是风格。至于这样的风格究应如何评价，不入流还是打破了前人窠臼，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了。

六

最后谈文。这更不易，因为：一，量大，早期晚期，各种内容，几十本；二，他自己一再说，不懂诗，散文则略有所知。略是自谦，知是自负。自负的知，想当分量不轻；知还要变为行，成文，分量也不轻。两者相加，或相合，成为大块头，想以一纲统众目就难了。只好先从印象下手。我由上学时期读新文学作品起，其后若干年，常听人说，我自己也承认，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这不是吹捧，有一微末的事可以为证，是不管不署名还是署生僻的笔名，熟悉的人看三行两行就可以断定：这是鲁迅，这是周作人。这情况，轻一些说是他们有了自己的独有的风格，重一些说是别人办不了。别人办不了，也许就可以说是高不可及。高，不能与内容没交涉。但这里想偏重谈表达。原因是：一，内容方面，前面第四节已经谈过；二，我觉得，一些值得注意的微妙之处，差不多都是可以归诸表达的。其实就总的主张说，也很简单，不过是“用平实自然的话把合于物理人情的意思原样写出来”。这标准像是不高，其实不然，例如他就用这个尺度，不只反对八股，还把苏东坡赞为“文起八代之衰”、一千多年来无数文人口颂笔追的韩文公大批评了一番：

我找坏文章，在他的那里找代表，这即是《古文观止》里人人必读的那两篇，《原道》与《送孟东野序》。《原道》是讲道统的八股，单就文词来讲，如云幸而不见正于文武周公孔子也，亦不幸而未见正于文武周公孔子也（原文不及查，大抵如此），正是十足的八股腔。《送孟东野序》开口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而后边就说伊尹鸣殷，周公鸣周，直至和声鸣盛，话都说得前后不兜头。音调铿锵，意思胡涂矛盾，这是古文的特色。

（《知堂集外文·354坏文章（二）》）

他还常提及另一面的，那是《颜氏家训》，理由同样，是语言平实自然，所说合于物理人情。他还用这个尺度，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大量的典籍中披沙拣金，文集具在，可以不赘。这里只想问一句，他的这种主张究竟对不对？这显然要看由什么人评定。宋的欧、曾，直到明清的茅鹿门、姚姬传等，大概要说这是鄙见，因为他们是推重气势的。就是晚到清末甚至现在，不是还有很多人，提起文言之文，立刻就想到韩、柳以及桐城、阳湖吗？而《颜氏家训》之类，真如坐在树阴下谈家常，不矜持，不造作，不浮夸，不粉饰，当然就不成其为文了。在这类事情上，也是看法绝顶重要，南辕北辙总是由这里来。至于我自己，读文谈文，虽然总是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对于周的主张却特别重视。原因有三：一是认为，用平实自然的语言写自己想到的意思，是学文和行文的正路；二，这境界很高，达到不是容易，而是很难；三是可以利用它救粉饰造作、以无明文浅陋的时弊。

以下由正面说，看看他的散文的写法究竟有什么特点。这比谈《滕王阁序》之类的文章要难，因为那是浓，这是淡；那是有法，这是无法。还是先由印象说起。这是指我们开卷，看不了许多就会有的感觉。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只说我自己的。这还是非常简单，不过是：像是家常谈闲话，想到什么就说，怎么说方便就怎么说。布局行云流水，起，中间的转移，止，都没有规程，好像只是兴之所至。话很平常，好像既无声（腔调），又无色（清词丽语），可是意思却既不一般，又不晦涩。话语中间，于坚持中有谦逊，于严肃中有幽默。处处显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却又像是出于无意，所以没有费力。总的一句话，不像坐在书桌前写的，像个白发过来人，冬晚坐在热炕头说的，虽然还有余热，却没有一点点火气。

这样的外貌，其价值如何？还是躲过评价问题，只说何以能这样。外貌比喻为流，流要有源，就是落笔前存于头脑中的资本。我的看法，是要有以下这几项。一是丰富的知识，没有这个就无可写。二是洞察的见识，就是前面提及的一以贯之，材料的取舍，对有关事物的态度和评论，都凭这个。三是长期锻炼之后的思路的既条理又灵活，笔活动，要跟着这个走。四是前人的表达方法（包括组织、选词造句以及修辞）的积累，比喻是各种工具，都在手边，有需要就可以随手拈来。五是手勤，几乎无日不写，于是就熟能生巧。六也许最重要，是对文章的好坏有所知，知并化为坚定的主张，然后是笔永远顺着这个指针走。

以上几项相加，会表现为散文的成就。这可以由作者方面说，大概是苏东坡感到的：“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由读者方面说呢，大概是：能够寓繁于简，寓浓于淡，寓严整于松散，寓有法于无法。

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半个多世纪以来，文人，文学史，都承认有特色，是冲淡。这好不好？又是见仁见智的事。平心静气，我们似乎应该确认两点：一是，不管喜欢不喜欢，我们总当承认，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风格。二是，时间有大力，这种风格看来将要或已经随着人的往矣而也就往矣。回顾，比较，挽留，也许是必要的吗？必要也罢，不必要也罢，这总是文学史给来者留下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