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赵荫棠先生交往比较多，因为不只同在一处讲过课，还在北京后海北岸结过邻，连住房也是我介绍他租的。我上北京大学时期，他在国文系任教，推想是讲《中原音韵》，因为他的专长是音韵学，名著是《中原音韵研究》和《等韵研究》。对于三十六字母、二百零六韵之类，我兴趣不大，所以在可以自由进教室看看听听的北大红楼，我没听过他讲课。四十年代起才熟识，他为人朴厚豪爽，少遮拦，所以时间稍长，我自信对他就有了较深的认识。解放前后他先在天津，后在兰州，推测还是讲他那一套。大概死于六十年代后期，他生于公元1892年或1893年。总算过了古稀，可以无憾。这里需要说说的，是前几年写《负暄琐话》，多及北大作古的旧人，为什么忘了他。不是忘了，是觉得，一，学问以外，似乎乏善可述；二，写就难免触及可悯可悲的什么，而且也许要扩展到他以外。为了避难或偷懒，只好装作忘了。

这次谈，就由可悯可悲的什么谈起。记得同一位老友说过不只一次，观照人生，就不由得想起孟德斯鸠辞世时的一句话：“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人力，究竟能把命运扭转多少呢？这命运，或说定命，不是指神秘意义的，是指科学意义的，即天性加机遇。天性，大的如聪慧与愚钝，小的如近酒与远酒，机遇，大的如生在什么社会，小的如买得火车票，对号，碰到哪个坐位，都很少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不能左右，也不能躲，剩下唯一的路，不管欢迎不欢迎，只有顺受。这所受，表现为顺或逆，更向身边贴近就成为得失，成为苦乐，成为荣辱（指世俗的）。言归正传，赵荫棠先生，用这两个条件衡量，情况怎么样呢？我的私见是逆多顺少，所以一生是颠簸（或只是心情的）时多而安定时少。分开说，天性，他是庄子说的“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所以积极不能走顾亭林的路，消极不能走邵潜夫的路，能走的只有李笠翁一条路，由旁观者看是不能洁身，不能乐道。机遇呢，他惯于没有遮拦，可是环境常常很需要有遮拦，因而就圆凿方枘，轻则成为不协调，重则会成为悲剧。这样的人生旅程，与《琐话》想写的可传、可感、可念有别，是可悯甚至可悲。但是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义，也许更值得三思，或说更值得对照。改以求进，也许不很容易吧？那就为这样的赵先生，也为或远或近的同路人，也许还有自己，洒几滴忧伤的泪也好。

赵荫棠先生字憩之，有个好籍贯，河南巩县，因为杜甫也是在那里长大的。有些才气，年轻时候读书，敢碰硬的，研究相当枯燥的音韵学，中年以后还致力于虽不枯燥但很难的《楚辞》。晚年更向前追，写《诗经研究》，据说成稿百万言以上。同很多人一样，书限定了前面的路，只能上下于各类学校的讲台。我开始同他有交往，他年已近半百，在某大学国文系任教授。人敞快，不修边幅，喜欢闲谈，有时甚至说些难登大雅之堂的话；不厌闲事，有时还像是以助人为乐。那时他住在地安门外帽儿胡同，夫人既年轻又好装饰，听说原是说唱什么的演员，不知怎么嫁了他的。夫妇二人度日，还请个三十上下的精明妇女干家务活，可见夫人是只享受不干事的。我没问过，但推想这一位不是夫人的第一位，因为两三年之后，他迁居，与我结邻，已经有另一位夫人的时候，家中还添了一个人，年近二十的儿子赵淼。还是先说这位年轻的，好的一面，外人鲜有所知。坏的呢，不少，而且每下愈况。享受要用钱换，一个还没臭的老九，充其量能够供应多少呢？节流不成，只好努力开源，于是就写了一些少一半可有多一半可无的小说，现在还记得的，有个集子名《父与子》，还有一个名《影》。写，拿笔杆的人都有同感，除了极个别的以外，变成铅字不容易，于是，至少是有时候，对有点头发、摇头退的有权而未必有学的人物，就不能不本不想寒暄而装作亲热。总之，是只好安于难堪了。还有更难堪的。听说月薪加稿酬，还是不够用。原因不能再隐瞒，是这位年轻人有嗜好（吸毒的习惯说法），据说还是比鸦片厉害得多的“白面儿”。赵先生原来也蒙在鼓里，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是有那么一天，他带着很丧气的面容告诉我的。推想为此而家中不和睦或更不和睦了，于是不很久，一场人生剧就演完，那位年轻人终于离去了。(www.daowen.com)

我推想，赵先生是认为，既然是个家，其中就不当没有女主人，因而就积极谋划迎娶。人间自有好事者，于是介绍，听说是结过婚而离了的。第一次商谈在北海公园。回来告诉我，初见，印象不佳，继而想，如果略去缺点只取优点，也许就有成的希望；试试，还不成，于是又想，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把缺点看作也有可取，或者就有成的希望；再试，果然成了。女方是怎么样想的，我不知道。但结果是明确的，不久就成了婚，其后还生了个男孩子。与前一位年轻人相比，这一位年长十几岁，虽然也喜欢装饰，却有很美和很不美之差。幸而赵先生有佛家“境由心造”的哲学，这一切都可以对付过去。只是有一件难于对付，是后来听说，原来这一位也有嗜好。大概是受了前一位的教训，赵先生由不求甚解而进为逆来顺受，所以这个家得以在崎岖的路程中延续下去。

其后是四十年代后期，北京没有合适的领月薪的地方，良禽不能不移木而栖，于是他决定到天津去。行前大改革，记得把所有有关《楚辞》的书都卖了。以后，我们断了音信。年轻些的友人徐君是赵先生的门人，出于尊师的热诚，同赵先生交往还相当多，于是有时就从他那里传来赵先生的一些情况。大致是，五十年代前期仍在天津，经历了思想改造，成绩不理想。其后全家往兰州，不久儿子赵淼就病死。五十年代后期整风，因为嘴不好，成为级别高的右，据说由领月工资降为只领生活费了。挨到大革命，徐君被动到家乡去放牛，很少的有关赵先生的消息也断了，推想头上有冠，是不会轻松的。作古的消息是七十年代晚期听到的。我想，生，难得顺遂，作古则一了百了，也好；只是不知道，易箦之时，情况还是加冠减禄吗？回首流年，有没有因想到天性和机遇的可怕而落几滴伤痛的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