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是《辜鸿铭》那一篇带出来的，因为辜鸿铭的经历，其中一件事也为人所乐道，是跟托尔斯泰通过信，张庆桐也跟托尔斯泰通过信，而且比辜鸿铭早一年（辜是公元1906年，张是1905年），又辜是大名人，托翁给他的信不只一处刊录过，给张的信见到的人很少，就算作“大业拾遗”吧，总以费些笔墨，奇文共欣赏为是。但也有不好拿笔的情况，是写，就不能不恬然做一次坐享其成的文抄公。先解释坐享其成。有关张庆桐的情况，我的所知都来自张的著作《俄游述感》，而这本书是我的老友韩文佑兄收藏的。书不厚，前有《自叙》《后叙》，正文只有84页。开本比大32开高一寸，黑色硬布面。四号铅字印，文言，没有标点。无出版处所，推想是自印赠人的。无出版年月，《后叙》末尾说“民国元年十月朔张庆桐序于北京”，可证出版时间为1912年末或1913年初。写书时间较早，因为《自叙》末尾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四月张庆桐志”，《后叙》开头说“此书藏之箧中几及七年矣”。书第26页后有铜版影印插页四，一为托翁全身像，作农民装束，坐在长木椅上；二三四为托翁与作者信的手迹，字清丽熟练，横行笔直，间有修改处，可见是原稿。文佑兄何时买到，《自叙》题下方有记，是：“己卯年二月初一日，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北平）鼓楼前地摊。”价钱没记，估计最多一角钱吧。再解释做文抄公，因为四十多年前，文佑兄曾写长文介绍，文题是《俄游述感及其著者张庆桐先生》，副题是《第一位和托尔斯泰通信的中国人》，刊于1946年4月北平《新生报·学术周刊》第三、四、五期（分上、中、下）。

文佑兄文述说张庆桐的经历，到1912年（作《后叙》的时间）为止。当然想知道得多一些，更想见到这位老人以及他珍藏的托翁手迹。文献资料找不到，于是想询之故老。大概是四十年代晚期，由我介绍并陪同，访问张效彬先生，因为他在帝俄时代作过远东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领事。张先生说，他没见过张庆桐，但知道有这么个人，还健在，住在东城，有人曾见他在东城某地散步，有个吴君，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阅览室工作，跟张庆桐有关系，可以去问问。张先生还写了介绍信。文佑兄去了，第一次，吴君说自己年轻，详情要问问家里，第二次，不巧，吴君休假，不记得为什么，以后就没有再去，很遗憾，也就没有见到这位《俄游述感》的作者以及托翁手迹。以致作者的经历，所能知的不过以下一点点。《述感·自叙》开头说：“马关定约时，余方游学江阴。”那是青年时期在那里学举业，推想籍贯即使不是（江苏）江阴，也必离江阴不远。年龄呢，《自叙》说，他听从仲兄丹荣（时在天津）的劝告，弃举业，“乃于丙申（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春赴津，旋入京，五月投考同文馆，习俄文，从私愿也。其时年逾弱冠”。末尾说，“半老书生，请自隗始”。逾弱冠为年过二十，《自叙》作于1906年，假定是取七十为老之义，半老为三十五岁，依传统的虚岁算法，那就是生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马关定约在1895年，其时他二十四岁，在江阴游学。次年二十五岁，到北京，考入同文馆学俄文。1897年丧母，曾请假半年回南。在馆，受到中国教习王季同、俄国教习柯壁确甫的教导，功课由坏转好。1898年，袁昶管理同文馆学务，冬天考试，1899年，保举成绩好的四人往俄国留学，期限六年，他考取，秋天由上海乘船赴俄，其时他二十八岁。到俄国后，住其时的京城圣彼得堡，先在艺文学堂，后在某大学，共学习六年。其间曾到国内多处游历，并到过国外伦敦、巴黎等处。1906年回国，其时他三十五岁。其后，1907年，他曾往海牙参加万国和平会议，1910年随载涛到日、美、奥、俄等八国（据《清史稿》本纪宣统二年事推知）考察陆军。1912年，他四十一岁，在北京作《述感·后叙》。以后，推想他年仅不惑，通俄语，通中事外事，思想通达，不会甘心在林下作遗老。可是是否这样，以及做了什么，只能“无”闻阙疑了。补说一句，假定张效彬先生说的有人看见他散步是在四十年代中期，那他就已经越过古稀，就是不想当遗老也将被人看作遗老了。

写这位遗老，起因是他跟托尔斯泰通过信，那就由通信说起。1904年夏天，他和俄友威西纳及其妹游哇尔加（伏尔加河），然后到西比利（西伯利亚）奥姆斯克威氏家。他说：

是行也，余专为译书事。（梁启超著）《李鸿章》一书出版后，俄人多有思译之者，以其略古详今，不但中国数千年大势粗具其中，即五十年来东方近事搜罗殆尽。唯有一二有关大局者，若听俄人直译，遍布全国，则徒伤感情，遗患无已。余乃思先发制人，与威氏同译之。……每日午前译书一小时，午后译书一小时，两月粗毕。乙巳（公元1905年）春，以李书译著版权售于俄《陆军月报》。……且使读余自序一篇，约千余言，大致以文忠（李鸿章）作竿影，详论外交政策本极变动，补偏救弊职在后人，序末以自强作束，冀文忠开通苦心终为后世所见谅。主人读时，连连点首称是。乃议定售价鲁布（卢布）五百元，另得上等纸书二百部。……书成，乃筹广布此书之策，使俄通国皆知。乃分三途：一赠内外权要，一赠报界，一赠诗文巨子。

赠托翁书是由伦敦寄出的，并附他的一封信。信，他自己有译文，是：

甲午（公元1894年）中日之役，余愤国势骤落，乃弃旧文，求新学，以平日习闻大彼得之遗事而未得其详，于是决意习俄文。夫中国土地之广亚于俄，人民之众过于俄，而上下深闭固拒，方之俄，当彼得以前情势殆有甚焉。心常以为，天不欲兴中国则已，苟欲兴之，必有如彼得者以为之主而后可。及居俄数年，读先生之书，则此心更大惊怪。彼得强力变政，勃兴国势，先生精思为文，唱崇民德，相距二百年，伟人并出，何俄得天之独厚也？虽然，我国士大夫通异国文字者鲜，其于西国政治学术，既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至如俄者，以为专制国，其民当卑之无甚高论，而孰知先生理想之高尚，欧美人莫不心折乎，又孰知我老氏无为之旨，白种中独先生契之最深乎。自满洲铁路成，俄政府进取之念锐且坚，我国民愤且怒，以为俄真虎狼国，不可近，然而俄之人民，政事固不与闻也。窃谓政府人民，当分而为二，后日中俄政府之交，其究竟不可测，而两国人民必当谋所以亲密之道。其道惟何？亦曰通声气而已。是故先生著作苟有人译述一二，传之中国，我国民恍然见山斗在北，必骤兴亲仁善邻之感情，先生其许我否乎？《李鸿章》一书，我国古今政事变迁略具其中，寄呈左右，暇乞一览。

以下是托翁的复信，译文也出于张庆桐之手：(www.daowen.com)

承赠书，甚喜；得尊函，尤快。余老矣，生平数与日本人遇，而中国人则未一遇，且亦未因事得与中国人一通声气，余之有愿未偿盖已久也。余亦欧人，虽于中国伦理哲学未敢谓深悉其精蕴，然研究有年，知之颇审；至于孔、孟、老三氏及其诸家学说，更无论矣。（余尤所惊服者，孟氏之辩。）余于中国人，敬之重之，匪伊朝夕，自日俄战祸成而此念更有所增益。此役也，中国人盖有非常之功，非特日本之战胜不足论，且徒见日俄之残忍相杀，演成一恶世界而已。余观中国人，而信人民之美不在强力，不在杀人，而在乎能忍，虽有怒之辱之损害之者乎，其能忍如故，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中国人其有焉，是余之所谓中国人之功也。中国人久为欧洲伪耶教人所凌侮，今遇日俄之战，又受种种无道之行为。余以为中国人于此得耶教之微旨，合各国宗教之原理（耶教亦在其中），实远出乎欧洲所谓耶教中人及俄国政府之上。（忆来函中语，分别政府与人民为二，极是。）译书方收到，尚未展诵，然观来函，恐此书宗旨，余与不合。观函中词意，君于中国上下（想书中宗旨亦同），极望有一番之改革。夫所谓改革者何意乎？欲使国家生长发达，得完满之效果耳，此固不能不与之表同意。然使中国为形式之改革，则反将成大错，且有妨乎国家之运命也。（即如欧美之改革，在远识之士视之，决非永远完固之局。）余以为国家改革，当从国民性质中自然生出，自成一特色，虽与别国形式上绝无一相似之处，无害也。中国进化迟缓，天下皆以为中国病，然以较近日耶教中人所得之结果，余以为中国且胜于彼等什伯千万也。盖欧洲所谓耶教中人，实则日处于罪恶之中，以竞争为前提，靡有宁日。若夫俄国人民，占世界上之多数，以农为业者，余以为当别论。余深望俄国将来，人民之组织，别立体裁。中国情形相同，余有同一之希望，中国而不步武日本也，其如天之福乎。余意中国人及别国人，皆当注重于精神之发达，不当注重于机械，精神亡，则机械适足害人而已。来函谓中俄两大国之联合，当从性情上着想，不可专恃外交家之手段或政府中人之团体，余甚以为然。窃谓中俄人民皆务农事者，于共同生计上当脱政府之羁绊，别构形式。今日之所谓种种自由，信教自由，言论自由，政体自由，举皆不足道。余之所重，在真正自由。所谓真正自由者，人民之生活无需乎政府，无一人为其所制，人民之所服从者，唯有最高无上之道德而已。更伸一言，余甚喜与君相交，余之生平著作，君为能译布于中国，则尤所欣幸无穷者也。

托尔斯脱 俄历一千九百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此信之后，张庆桐于1912年10月加一段增注，后一部分说：

托氏生平极推重老氏无为，与我国先民感情甚厚。此书勤勤恳恳，一出于至诚，以重农主义望之于我，尤有深意。托氏于俄历一（千）九百十年十月初七日谢世，生前有人面称其生平著述，托氏答言：“此皆不足道。余以为最有价值者，复中国人某一书而已。”愿读者深长思焉。托氏手书，余珍藏之，异日当置之国家博物院中。

不敢辜负“愿读者深长思”的雅意，我想说几句。先说一件关系不大的，“复中国人某一书”，如果托翁确是说过这样的话，而说的时间在1906年10月以后，这中国人某也许指辜鸿铭，因为那封复信篇幅更长，牢骚更多。再说关系大的，是托翁有关中国的印象和意见，都失之理想过多，离实际太远。即如“能忍”，“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就与京剧《捉放曹》中曹公孟德的生活哲学相反，那是“只许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来负我”。〔这不是出于编剧人的编造，因为《三国志》注早已说：“宁我负人，无（毋）人负我。”《三国演义》接着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可惜托翁没有多活六七十年，未能到他“敬之重之”的中国来看看大革命，事实是，不少人对于无告者也竟是不能忍，而是“怒之辱之损害之”。在这种地方，文学家常常不如哲学家，如罗素，自然，也因为他不只耳有所闻，还眼有所见，写《中国之问题》，就担心，一个民族，如果自私加愚昧加残忍，那就很可悲。——还是单说理想，托翁的伟大也就在于他有理想，忠于理想，于是他就设想人都会像他那样，那就只留“最高无上之道德”，也可以天下太平，甚至建造西天的净土了。所以，换一个方向看，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说，这有如跳高，不是横竿架得太高了，而是我们的本领太低，所以跳不过去。这样躬自厚，我们再读托翁这封信，就会反求诸己，只能说几声惭愧了。

话扯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说张庆桐和他的《俄游述感》。由著作看人，我觉得可取之处也不少。其一是忧国忧民，有志。《自叙》说：“呜呼！时危矣，半老书生，请自隗始。”这是想有所为。为什么？救民兴国。其二是通中外局势，有见识。如义和团时期，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被杀，他同情被杀者，还把袁昶的奏折译为俄文在俄报发表。又《后叙》说：“呜呼！往者不可追，来犹可及，东邻之协谋可惧，惧更在不知用间之方；外蒙之携贰可忧，忧更在未尽远交之谊。”可算是有远见。其三是通情达理，不为俗见所囿。如有一处谈到成败生死问题，说：“西人凡属公事，有劳劳之，不遽以成败论人。故降将回国，且或敬礼有加，原其心也。中国好责人以死，其实徒死何足贵！”这是把固结于人心的旧传统也看破了。值得慨叹的是，就是这样一位有志的通人，如果没有托翁这一封信，也就与草木同腐了。现在，他自然早已作古；那封信呢，也许如他所说，早已“置之国家博物院中”了吧？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