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为找什么材料，翻腾书橱，随手拿出两本，检阅扉页，看看有没有关于买时的记录，这是“无意地”想温一温旧事。两本都是鲁迅先生著作。一本是《彷徨》，扉页有题记，是：“1939年4月24日买于北京西单商场，价四角。昔在通州有此书，乃李文珍女士所赠，记得为初版，此则为第十三版。李女士为同学赵君之友，情投而未能意合，书则1937年毁于战火。抚今思昔，为之惘然。”书是旧书，有“虚真藏书”白文印。另一本有些怪，内容是《南腔北调集》，封面和书脊却印《故事新编》，没有版权页，我想这是为了逃避查禁者的“慧”眼，伪装为《故事新编》的。这个妙计是鲁迅先生还是书店老板想出来的？由书上自然看不出来。书也是旧的，扉页有原主人胡君的名章。我没有题记，什么时候从何处买到是难于知道了。

说起旧书，真是酸甜苦辣，一言难尽。一位老前辈，是名作家，有一次问我说，他杂览，是因为他不吸烟，闲坐无聊，只好用看书来消遣。我同另外两三个朋友喜欢逛书铺，逛书摊，买点旧书，也可以用吸烟来解释，是求书成瘾，很像吸惯纸烟之难于戒除。买旧书要费些时间，粗略估计，是一周用半天左右。也要费些钱，但不多，因为不求好版本，不求大部头的堂皇典册。买旧书，因书而得有两种。一是因杂收而可以杂览，因杂览而可以杂知。二，我们常常认为更重要，是因巧遇而获得意外的喜悦。所谓巧遇是买到久已不见于市面的书，因为难得，所以觉得好玩。在这方面，可记的经历很有一些，只举两个例，如友人韩君买到鲁迅弟兄在日本印的《或外小说集》（封面“域”作“或”），我买到光绪三十五年《时宪书》（光绪只有三十四年），就都是因为罕见而觉得很有意思。

一晃四十年过去，当年零碎收集的旧书，有些由废品站送往造纸厂，有些化为灰烬，还有些残余卧在书橱里。“文化大革命”风停雨霁之后，像是可以重温旧梦了，但苦于不再有温的条件。主要是已经没有往日猎奇的心情和精力；其次，即使有，也不再能找到弯弓放矢的场所。因而关于旧书，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记忆。这正是琐话的题材，所以决定拉杂地说一说。

旧时代，出版业不发达，有名的几家集中上海，印书种类不多，数量不多，售书的处所，尤其在北京，总是由旧书独霸。北京，文化空气比较浓，读书人比较多，因而售书的处所比较多，几乎遍布九城。这方面的情况，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有详细记录，有兴趣卧游的人可以看看。售书的处所，有等级之分，从而有性质之别。等级高的集中两地：一是琉璃厂，二是隆福寺，主要售线装书，其中偶尔有价值连城的善本。中级的也集中两地：一是东安市场，二是西单商场，所售书杂，古今中外。其中又有等级之别：等级高的铺面大，所售之书偏于专，如专售外文；等级低些的铺面较小，所售之书较杂；更低的没有铺面只摆摊，所售之书也杂，因为买来什么卖什么，所以不能不古今中外。这中级的还有不集中的，那是散布在某些街道的小书铺，如鼓楼之东的“得利复兴”，之南的“志诚书局”就是。下级的是散布在各热闹处所的书摊，自然也是买到什么卖什么，古今中外。这又有种类之别：一种是长期的，如地安门外大街、安定门内大街的许多书摊就是；另一种是间断的，如护国寺和隆福寺等庙会，只有会期有，什刹海荷花市场，只有夏季有。此外还有级外的，是德胜门、宣武门几处小市，鼓担和住户卖旧货，间或也有旧书。这种处所，旧书的出现更富于机遇性，有时候会出现大量的，甚至有善本。

旧书上市量的多少，价的高低，与治乱有密切关系。量多少与治乱成反比，治少乱多，因为治则买者多而卖者少，乱则买者少而卖者多。价高低与治乱成正比，治高乱低，原因与多少一样，治则大家抢着收，乱则大家抢着扔。抢着扔的情景，记得最惊心动魄的有两次。一次是七七事变之后，以德胜门小市为例，连续多少个早晨，旧书总是堆成几个小丘，记得鼓担的收价是六七分一斤，售价是一角一斤。可是买主还是很少，只好辗转送往造纸厂了。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风暴初起之时，小市的情况如何，因为没有余裕去看，不得而知；且说自己，匆忙点检，把推想可能引起麻烦的中西文书籍百余种清出来，由孩子用自行车推往废品站，回来说，废品站人说不收，愿意扔可以扔在那里，就高兴地扔了。我当时也松了一口气。及至风暴过去，才想到其中有些，扔了实在可惜，想买就再也遇不到了。这使我想到古人“人弃我取”的策略，道理自然不错，但那究竟是局外人的风凉话，至于被迫处于局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www.daowen.com)

还是转回来说平时，旧书价的高低，与售书处所等级的高下成正比，因而一种同样的书，比如说，由东安市场买要两角，由街头书摊买也许只要一角，由级外的小市买也许只要五分。搜寻旧书，更喜欢多逛街头书摊和小市，原因之一就是图省钱。但还有原因之二，也许更重要，是可以买到中级以上书商看不起的不见经传之书。中级以上书商收书有个框框，这框框一部分来自师傅所传，一部分来自书架上所常见，总之要是他知道的。街头书摊和小市则不然，以小利速销为原则，所以总是遇书不拒，因而它就有个大优点，是因杂而博。譬如鲁迅弟兄早年译著，《侠女奴》《玉虫缘》《红星佚史》《匈奴奇士录》等，清末刻本富察敦崇著记八国联军入北京的《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以及嘉庆八年无名氏稿本记嘉庆皇帝一年活动的《癸亥日记》，等等，我都是从这类地方买来的。

这样说，好像下级的售书处所只能买到破烂，其实不然。自然，这要看机会，如果碰到机会，买到见经传的书也并非不可能。机会是难得的，但日久天长它就会成为必然。比如我现在还喜欢的书，明版绿君亭（汲古阁）刻《苏米志林》，乾隆十二年（1747年）初刻沈德潜著《杜诗偶评》，就是由小市地摊上买到的。

五十年代以后，等级较低的售旧书处所逐渐消失。“文化大革命”以后，旧书稀如星凤，其中的线装刻本成为和璧秦玺，出售处所只剩中国书店一家。有一天，一位喜欢逛书店的朋友谈起琉璃厂的情况，举一些例说明货之少和价之高，只记得劣拓粗裱的《郑文公上下碑》，定价超过千元。这使我想起当年由小市地摊买到乾嘉精拓当时裱本《始平公造像记》的情况，其价只是一角，不免兴起对于“旧游”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