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化寺是北京北城鼓楼以西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佛寺，寺前（南面）有守门双石狮和红色大照壁，如果没有这个照壁，就正好面对后海。照壁之外是空地，有两层楼高的土丘，土丘之东有两个水池。如果借周围景色来吹嘘，说是城市山林也不能算妄语。寺的规制是完全依照传统：前有山门、弥勒殿，中有大雄宝殿，后面是楼，两层，下是禅堂，上是藏经阁；还有东西旁院，西院住人，东院存物。

三十年代后期，由于偶然的机会，我迁到寺的西邻李家院内。这李家占据寺的西南一角，我住后院，房后就是寺的方丈院。北京有个迷信，是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我住的是庙右，所以曾有好心的长者指出我卜居的失计。其时我已经受了西学的沾染，就不以为意，还是住下来。因为成了近邻，对于寺的身世就颇有兴趣。查志书，寺的家世并没有多少显赫的，只说有明朝崇祯皇帝赐曹化淳的御笔草书碑，可是我没见过。可见的是清朝末年一些痕迹。据说寺的大施主是恭亲王奕，他每天下朝，总是先到广化寺休息。这大概是真的，有不少蛛丝马迹可证。寺有十顷香火地在北京和通县之间，自己雇人耕种，寺靠这个支撑门面，僧人靠这个吃饱肚子，这样多的土地，推想必是超级人物施舍的。大雄宝殿里有个紫檀雕的供桌，大而精致，殿东偏有个青花瓷鱼缸，也是大而精致，据说都是恭王府中物。直到四十年代，奕䜣的孙子溥心畬，其时已是名画家，还常常到寺里来消夏，所以寺里僧人几乎人人有溥的赠画。再有清末民初，寺还是北京图书馆的发祥地，其时名京师图书馆，馆长是名目录学家缪荃孙，读者更不乏知名之士，其中之一是鲁迅先生。

我结邻的时期，图书馆已经迁走三十年以上，仅存的书香是藏经阁上的经版和散见于各室的佛经。这同我家的生活简直是水米无干。有干系的是每天清晨和尚上殿的念经声，不知怎的，总使我想到世间和出世间。孩子们睡得沉，听不见梵呗声，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一年一度旧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寺门口放着纸糊的大船，法事之后要烧，烟火冲上半天，很好看。其次是冬天，有的年头在寺里开粥厂，排队领一碗稠粥，不要钱，孩子们觉得很好玩。

四十年代中期，一个朋友赵君迁到寺内东院住。他同寺的住持有交谊，因而经过介绍、交往，我同寺里的许多人就渐渐熟起来。大小和尚认识不少。说到所得，很遗憾，即使有，也是偏于消极方面的。比如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谈出世，分析的结果是，以逆人情为顺教义，即使并非绝对荒诞，也总是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坐而能言，起而不能行，作为人生之道，其价值就微乎其微了。这样的认识，或说感触，一部分就是来自与出家人的交往。不过，依古训，我们也不当厚责于人，证涅槃高不可及，可以降而求其次，出了家，真能够信受奉行的也未尝不可传。这方面，有三位似乎可以说一说。

一是方丈玉山，河南人，因为朴实而当了住持，即所谓一寺之主。他文化程度不高，不要说法相，就是寺里标榜的临济宗，恐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信，无理由地相信依清规做就是好。寺很富，内有很高明的厨师，据说其中之一是来自御膳房，外出有人力车和马车。可是他向来不坐车，远近都是步行。吃斋，寺里有规定：除初一、十五改善，吃白面面条以外，平时都是玉米面窝头。他随着小和尚吃，不特殊。上殿念经也是这样，从来不贪睡缺席。因为他这样规规矩矩，解放以后受到优待，分配他到东郊某工厂工作。有一次我遇见他，问他在厂里做什么。他说喂猪，接着立刻说明：“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反正我不杀生，不吃肉。”后来，他年岁渐大，厂里照顾他，让他值夜班。有一天早晨，我见他从厂里回来，问他为什么不在厂里就近休息，他说：“出家人只能在寺里睡，这是清规，决不能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没有再看见他。七十年代中期听一个旧邻人说，他因为患什么病，死在寺里。(www.daowen.com)

另一位是了尘，东北人，我四十年代认识他，他已经近七十岁。人瘦小，和善。我曾问他的经历，他说是刻木板的工人，因为觉得奔波劳碌没意思，所以出了家。他安静，不大说话，我看他那凝重慈祥的目光，总觉得他在想：“我虽然已经觉悟，却原谅你们的迷惑。”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正是《高僧传》里的人物。大概是五十年代初期，他离开这个寺，推想也早已不在人世了。

还有一位是修明，俗姓贾，北京人，经历与前两位大异。他既在国内上了大学，又到法国上了大学。据说是因为某事大失意，患了难愈之症，万念俱灰而出了家。我同他交往不少，可是这样会勾起烦恼的经历不便问，因而对于他和佛理的关系究竟密切到什么程度，也就始终不清楚。他信，是古代尾生性质的呢，还是今人弘一性质的呢？不过我觉得，不管是哪种信，信行一致总是难得的。

1966年秋季，我眼看这个寺遭了浩劫，某学校的红卫兵进驻一个月左右，塑像全部砸毁，门外堆成土山。其后不久，我离开这住了三十余年的旧居。是十年之后，有一天我从寺前走过，发现山门还在，只是守门的两个大石狮子无影无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