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的“常言”，绝大多数很有道理，因为建基于丰富的经验。值得深思的常言之一是“人苦于不自知”。泛泛说，不少男士才仅中人，可是总觉得自己才高学富；不少女士貌仅中人，可是总觉得自己环肥燕瘦。碰到具体的事，不少人，包括所谓很了不起的人，自作聪明，以为这么一来可以万事如意，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所得不是万事如意而是后悔莫及。——知人就更难了。自知是有所知，只是知得不对，或不全对；对于人，有时就连有所知也谈不上，因为所得的一些零星印象有如烟雾，看不见后面究竟是什么。我有个熟人魏善忱，1944年春天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传说不久牺牲了，我每一想到他就感到困惑，慨叹知人之难。

我开始认识魏先生是四十年代初，什么机缘，在何地，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印象是，他样子既像面团团的富家翁，又像北京祥字号绸缎庄的二老板，未语先笑，和和气气。他是河北正定人，其时年过半百，在某学院哲学系任讲师。听说还兼任某佛教学院的教务长，并住在广化寺，可见专业是佛学。可是见面，他向来不谈佛学，也向来不说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学，我想这大概就是“良贾深藏若虚”吧。

一个偶然的机会，发见他还通医道。后来抱着试试的心理，也求他看过病。他是中医的路子，先摸脉，然后处方，开中草药。照方吃，病真就好了。以后见到某学院的许多人，提到魏先生看病的事，都说没有一次不手到病除的。我疑惑他的专业是医道，佛学是业余爱好。一次宛转地问他，他只是谦虚地表示，都是当年随便玩玩。不会什么。事实是，大家都觉得，他的医道之精，恐怕超过当时的许多所谓名医。比如有一次，我的好友韩君的孩子病了，很重，简直有危险，找魏先生，碰巧也在病中，不能出门。没办法了，魏先生详细问了孩子的症状，于是在床边写了处方，其中用了全蝎等很厉害的药，拿回去吃，居然很快就好了。

这样，渐渐，在某学院，他上课讲佛学，下课等于开了义务诊所。他忙，但是乐于帮助人，向来不表示厌烦。他还处处为人着想，比如处方上用了“厚朴”，价比较高，他总在药名下注明“普通的”。我曾问过他，这力量一样不一样。他说完全一样，并说他开过药铺，这一套标明上等以图多赚钱的伎俩他都懂，所以，只要他们问要什么样的，应该说要次的。关于这种情况，他还用他经历的故事来说明。一次，他在天津，经朋友介绍，某租界的某寓公请他看病，他开了两剂药。过了两天，又来请他。他去了，一摸脉，病状如故。他问药吃过没有，家里人吞吞吐吐。他一想，明白了，是嫌药贱，于是说：“上次我开的方是想试试，力量小点，这次开力量大些的吧。”于是仍用那个处方，加几味没作用的贵药。到药铺去买，一剂六十块大洋，寓公高兴吃了，好了。他说，其实吃那一剂六角的，效果完全一样。这都可以证明，他对于医道和世情已经到了精通的地步。(www.daowen.com)

再后来，听谁说，他还通书法。其时我的一个老同学裴君，经营小本生意之暇，对书法有兴趣，正在练习汉隶，想请人写个斋名，于是我取“意在笔先”，王羲之有“要存意思”的话，求魏先生写个“存意斋”的横幅。魏先生很快写了，字作隶体，笔画圆润而浑厚，可入能品。魏先生牺牲之后，这个横幅一直挂在裴君的卧室里。

1944年春，日本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前途不妙，占据中国的侵略势力回光反照，疯狂地镇压抗日力量，驻在北京前门外东珠市口天津会馆的所谓什么什么部队（北京人称之为宪兵队）大量地捕人。连续地传闻，某日早晨，谁谁被捕了。人人都明白，那是地狱，进去容易出来难，所以都心情紧张。大概是三四月吧，忽然听说魏先生被抓走了，其时他住在德胜门内以东武庙旁，身边只有妻和一个女儿。原因，具体的自然难于知道；概括的，当然是有抗日的活动，至少是嫌疑。有活动？在哪里？在北京？在正定？似乎都同他这温厚长者的表现合不拢。可是他终于没有活着回来，而是永远连消息也不再有，直到日本投降之后还是这样。更悲惨的是他被捕之后，夫人急得病了，大概半年多吧，就下世了，只剩下一个女儿，只得离开北京，也许回原籍了吧。

严复译《法意》，在序文中引孟德斯鸠临终时的话：“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对于魏先生，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分别了，竟连他的结束也终于不能知道。日，月，年，相加，过去的事渐渐模胡，这位温厚长者的影子也越来越淡了。是几年前，裴君还健在，一天晚上，灯下在他的屋里共酒饭，抬头看见“存意斋”的匾额，下署“魏善忱”，不禁勾起许多联想：像这样一位，各方面有高超的造诣，也许这些不过是他的更大事功的浮面的一些枝节吧。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