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晚期，在熊十力老师的住所，我第一次遇见邓念观。念观是他学佛学的道号，原名是什么，一直没问，所以不知道。只知道他是湖南人，大概因为老兄某某曾在北京大学讲逻辑课，所以也来北京住。他没有职业，在北城拈花寺寄食。个子不高，圆头平肩，目炯炯有神，对人谦恭有礼。他会看相，初遇的那一次也曾给熊先生看相，判断体质如何，时运如何。

对于这寺中寄食，王播式的人物，也许不免好奇吧，过了不久我就去看他。他住在寺中正殿之东一个小院，坐北向南的一间小屋。房子破旧，室内用具衣物不只破旧，而且杂乱。一个书架，上面多数是佛经。床上摊着被子。坐具有二，一个可坐可卧的藤椅，上面也摊着被子，还有一个小凳。他健谈，知道名人轶事不少，但是在上天下地之中，仿佛有个总纲在，这是他的人生哲学，提要说是万法皆空，定中有慧。他住在寺里，不是白白寄食，有时要给小和尚讲一些什么。长谈了一次，我发现他知识很博，这不算什么；可贵的是深沉，见理明，守道笃。总之是对他怀有敬意，所以以后交往就多起来。

时间长了，了解得越来越多。他学的会的东西不少。早年在上海上学，推想是复旦公学，曾经和陈寅恪先生住同屋。后来转为学医，是什么学校，他像是没说过。他会英语。还会德语，在北京住，大概是为了换些衣食之资，曾经协助德国人李华德译《肇论》为德文。中国旧学，尤其佛学，像是知道得很不少。至于看相，是怎么学的，有没有一些可靠性，问他，他总是说，不过随便谈谈。

他为人随和，客气。我住在鼓楼以西，拈花寺也在鼓楼以西，稍偏北，我们距离不远，他常到我家里来。妻敬重他的为人，怜惜他穷苦，总要招待他喝茶，吃饭。他总是表示不安，吃完饭就辞去，说是不能耽误人家休息，并且一面走一面道谢。同院人也都欢迎他，称他邓老先生，常常求他看相。他不拒绝，态度很认真，看了面部看手掌，然后下断语。据由他相过的妇女们说，很准。我听了，笑了笑。(www.daowen.com)

同院妇女们看到的是他入世的一面，觉得他可亲；我看到的是他出世的一面，觉得他奇特，有些事情非常人所能理解。他孤身住在寺里，没有谈过年轻时候有没有伴侣。后来才知道他有个女儿，夫妇二人在某学院任教，没有孩子，屡次接他去同住，他都拒绝了。妻听到这事，感到不理解。我是理解的，他这样似乎不近人情是为了减少人事麻烦。有一次，他同我说，他的女儿曾批评他，说他不是毫无所能，只是太懒。他说完，笑了笑，我也笑了笑。他笑，我体会是禅宗的机锋，意思是《庄子·逍遥游》所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所以我也报以机锋，用一笑表示我明白。可惜也只是明白，至于行，那就相隔十万八千里。举一些小事说吧，拈花寺的小屋，残破，每降雨必漏。有一次，我去看他，赶上下雨，屋里不断有滴水击盆声。我一阵阵觉得，像这样艰苦实在难忍受，可是看看他，却处之泰然。床上椅上的被子永远摊着，问他，才知道是避免叠了铺、铺了叠的麻烦。我忽然想到英国戴维斯的《流浪者自传》，萧伯纳看了曾经幽默地说：“想到自己坐火车总要买票，真是惭愧。”这是说，习俗这条绳的力量太大了，上者想挣脱而力不足，下者是连想都不会想到。这个意思，我有一次同妻谈到，妻表示，邓老先生就是太懒，太怪。

妻代表一般妇女的见解，离邓老先生太远。——其实，我离他又何尝近？我想，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所以有一次，他很严肃地同我说：“不管多忙，《金刚经》要常念，《大智度论》，至少要通读两三遍。”这爱人以道的善意，我领会，纵使我的对待办法只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文革”的暴风雨时期，他迁到靠近地安门，我们虽然仍旧离得很近，可是来往断了。大概是1968年的春夏之交，我偷一点点空闲去看他。在门口遇见一个儿童，问我找谁。我说来看邓老先生。他说死一年多了。我一愣，但接着也就坦然，因为推想他崇奉定中有慧，或者能够处之泰然吧？只是想到他的教导，我自始至终是敬而远之，总不免感到深深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