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一、二、三说的都是红楼之内。这回要说之外，即红楼后面的一片空旷地，当时用作操场，后来称为民主广场的。场地很大，却几乎毫无设置，记得除了冬季在北部，上搭席棚、下开冰场之外，长年都是空空的。学校有篮球场和网球场，在北河沿第三院，打球要到那里去。红楼后面的广场，唯一的用处是上军事训练课。

同“党义”一样，军事训练是必修课，由入学起，上一年还是两年，记不清了，总之是不修或修而不及格就不能毕业。说来奇怪，这也是名实相反的好例证，凡是必修的，在学生心目中都是“不必”修的。必修之下有普修，如大一国文、大一外语等，都是一年级时候学一年。对于普修课，学生的看法大致是，学学也好，不学也没什么了不得，因为都是入门的，或说下里巴人的。再下是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选修课，是爬往“专”的路上的阶梯，因而最为学生所看重，其实也最为教师和学校甚至社会所看重。

同是必修课，不受重视的原因不尽同。例如党义，除了学生视为浅易之外，主要原因是宣扬“书同文，车同轨”，与北京大学的容许甚至鼓励乱说乱道的精神格格不入。且说这位教党义的先生，记得姓王，看似无能，却十分聪明。他对付学生的办法完全是黄老之术，所谓无为而治。上课，据说经常只有一个人，是同乡关系（？），不好不捧场。到考试，学生蜂拥而至，坐满课堂，评分是凡有答卷的都及格。军事训练不受学生重视，原因之一是学生来此的本意是学文，不是学武；之二是，在北京大学，外貌自由散漫已经成为风气，而军事训练却要求严格奋发。

教军事训练课必须解决这个矛盾。却不能用黄老之术，因为一个人上操场，不能列队；又这是在红楼之外，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担任这门课的是白雄远，在学校的职位是课业处军事训练组主任，也许军阶是校级吧，我们称之为教官。他很有办法，竟把上面说的这种矛盾解决得水乳交融。他身材相当魁梧，腰杆挺直，两眼明朗有神，穿上军服，腰系皮带，足蹬皮靴，用文言滥调，真可说是精神奕奕了。他对付学生的办法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社交术。他记性好，二三百受训的学生，他几乎都认识。对待学生，他是两仪合为太极。一仪是在课外，遇见学生称某先生，表示非常尊重，如果点头之外还继以谈话，就说学生学的是真学问，前途无量，他学的这一行简直不足道。另一仪是在课内，那就真是像煞有介事，立正，看齐，报数，像是一丝不苟。这两仪合为太极，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有一次，也许有少数学生表现得不够理想吧，他像是深有感慨地说：“诸位是研究学问的，军训当然没意思。可是国家设这门课，让我来教。我不能不教，诸位不能不上。我们心里都明白，用不着较真儿。譬如说，旁边有人看着，我喊立正，诸位打起精神，站正了，排齐了，我喊报数，诸位大声报，一，二，三，四，人家看着很好，我也光彩，不就得了吗。如果没有人看着。诸位只要能来，怎么样都可以，反正能应酬过去就成了。”(www.daowen.com)

他这个两仪合为太极的办法很有成效，据我记得，我们那一班（班排之班），大概十个人吧，上课总是都到。其中有后来成为名人的何其芳，我的印象，是全班中最为吊儿郎当的，身子站不稳，枪拿不正。可是白教官身先士卒，向来没申斥过哪一个人。课程平平静静地进行，中间还打过一次靶，到北郊，实弹射击。机关枪五发，步枪五发，自然打中的不多，可是都算及了格。

不知道从哪里刮来一阵风，说必须整顿，加强。于是来个新教官，据说是上校级，南京派来的。上课，态度大变，是要严格要求，绝对服从。开门第一炮，果然对待士卒的样子，指使，摆布，申斥。这是变太极为敲扑，结果自然是群情愤激。开始是敢怒而不敢言。不久就布阵反击，武器有钢铁和橡胶两种。钢铁是正颜厉色地论辩，那位先生不学无术，虚张声势，这样一戳就泄了气。橡胶是无声抵抗，譬如喊立正，就是立不正；但又立着，你不能奈我何。据说，这位先生气得没办法，曾找学校支援，学校对学生一贯是行所无事，当然不管。于是，大概只有两三个月吧，这位先生黔驴技穷，辞职回南了。他失败，从世故方面说是违背了“入其国，先问其俗”的古训，从大道理方面说是违背了红楼精神。

白雄远教官，人也许没有什么可传的；如果说还有可传，那就是他能够顺从红楼精神。因为有这个优点，所以那位先生回南之后，他官复原职，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我的记忆，同学对他一直很好，觉得他可亲近。也许就是因此，有一次，学校举行某范围的智力测验，其中一题是“拥重兵而非军阀者是什么人”，有个同学就借他的大名之助，不但得了高分，还获得全校传为美谈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