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北京大学旧事，常常想到孙以悌。他是文学院史学系学生，安徽寿县（旧寿州）人，据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任管学大臣，吏部尚书孙家鼐的族孙。可能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入学，那就应该在1934年暑期毕业。

大概是1934年春夏之交吧，平静的学校忽然起个不小的波浪，说有个学生自杀了，是史学系的学生孙以悌。自杀的实况扑朔迷离。经过是这样：本来离毕业考试不远了，他忽然决定回老家，行李都带着，到天津乘轮船，开船之后，路上发见他的行李在船上，人却没有了，推想是在渤海湾中跳海了。

一个青年人自杀，不是什么奇怪事，理想与现实距离太远，多数人能忍，可以敷衍过去，少数人不能忍，只得以逃离现世了之。逃离，是怯懦的表现还是刚强的表现呢？情况万变，看法不同，很难说。因此，起初我简直是不以为意。后来，我的心境大变，是因为陆续听到不少关于他的传说。传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学术造诣的，一类是关于生活态度的。

关于学术造诣的是以下这些：他读书很多，学问渊博。据同他接近的同学说，他像是并不怎么刻苦钻研，有时随意翻翻书，几乎都是不常见的；靠后一段时间，最常看的是佛经，他著作很多，也是超出平常的路子，如曾写《中国书法小史》《中国围棋小史》等，可惜大部分在离开学校之前烧了。他精通旧学，有些同学写论文，常请他到图书馆协助，碰到某个问题，问他，他不加思索就告诉可以查什么书，简直是个活书库。有一次，几个治古史的同学请他给讲讲古代历法，他说这三言两语讲不清楚，可以给他们写一点，于是就写成一本书，名《三统术便蒙》。他的著作，史学系名教授蒙文通（经学大师廖平弟子）看到一些，说自己很惭愧，面对这样的通人而自己视而不见，实在后悔莫及。

关于生活态度的是以下这些：他温雅，谦逊，对同学很和善，总是彬彬君子的样子。他朴素，向来不讲究享受，不修饰外貌，举止稳重，简直是颜回式的书生。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沉默，有时近于忧郁，有些同学同他谈起考史之类的学问，他总是说：“这是小节，无足轻重，人应该以众生为念。”(www.daowen.com)

总之，少半由于他的人生观，多半由于他的学问，他的失踪成了学校的一件大事。人们经常提到他：有的为他学问的精深渊博慨叹，有的为他的悲观消极慨叹，看法不同，殊途同归，都认为太可惜了。

大量惋惜的心情促成纪念活动。办法有二。一是集会以表示悼念，记得时间是1934年暑后。讲话的人不少，只记得钱宾四（穆）的主旨是，无论学术造诣如何高，没有正确的人生观还是不成。这评论是立足于“积极”，推想听到的人多数会同意。至于死者，如果他还有知，能听到，会不会同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纪念办法之二是在《史学论丛》（史学系所编）第一册上发表他的遗著《中国书法小史》和纪念文章，并在开头登他的照片。

直到看见照片，我才认出，原来他就是学校第三院宿舍，地下洗脸室里常常遇见的，光头穿灰布大褂态度安详的那个同学。我也感到惭愧，像蒙文通一样，自恨有眼不识泰山。他的《中国书法小史》，我读了，内容广博而精炼且不说，专说行文，现在还记得，讲到邓石如，写“怀宁一老，实丁斯会”，完全是六朝格调，值得反复吟诵。这《史学论丛》第一册，我一直当作善本保存着，然而不幸，在七七事变的战火中丧失了。以后很多年，我过旧书店，总想买到一本，再吟诵他那六朝格调，可是终于事与愿违，丧失的真就不再来了。

其实，我有时怀念他，更多想到的常常是他的人生态度。“应该以众生为念”是宗教情怀，这对不对？正确的答复，或者说，使人人都满意的答复是没有的。世俗的，委婉一些说是多数人的，处理办法是行而不思，比如到月盛斋买酱羊肉，并不问羊是否愿意舍己为“人”。折中的办法是孟子的，是思（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与行（远庖厨）各不相扰。孙以悌，如果真是死于忧郁，想来是不安于折中的，也就是不得已而行向思让了步。他大概真是死了，众生自然不会由于他的死而得到什么好处，那么，他留给人间的还有什么呢？我个人想，如果有，那就应该是，忠于自己的所思这点呆气，纵使对于他的所思我们未必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