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功先生是同北京大学生死与共的人物，1925年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因为功课好，音韵方面成就大，不久就到学校教书，做研究工作，直到八十年代初作古，一直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他的特长是音韵，三十年代中期写成《古音系研究》，总结过去的，提出自己的，使这方面的门内汉也深为叹服。在旧学方面，通晓的当然不是这样窄，可以想见，不必多说。他是江苏如皋人，就地理说属于江北佬的一群，可是外貌比江南人更江南，清秀白净，给人的印象是十足的文弱书生。他似乎并不是出身于钟鸣鼎食的旧家。我有个上海朋友李君，也是如皋人，同魏先生是亲戚，说当年在经济方面还支援过魏先生。他聪明，努力，很早在学术界就露了头角。

三十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学时期，魏先生是副教授，担任音韵方面的课。我对音韵学兴趣不大，只记得听过钱玄同先生一年中国音韵沿革，想法是获得一点概括的知识就够了。魏先生的课，像是只旁听过一两次，觉得不像钱先生讲的那样条理清楚，浅明易解。总之是没有从他的深厚的学识里拿来什么。

五十年代前期，他在新华辞书社主持编《新华字典》，因为某种工作关系，一部分稿子送给我看，我们的交往多起来。对于魏先生的专长，因为我站在数仞的墙外，自然“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我看清楚的是他的为人，谦逊，谨慎，勤勉，如果我不是北京大学出身，简直不知道他就是古音专家魏建功先生。

谦逊、谨慎的品质，还可以更明显地从他同钱玄同先生的关系上看出来。钱先生是1939年1月在北京去世的，其后，魏先生把所存钱先生给他的信影印成一本，作为尊师的纪念。钱先生很尊重他，信的上款总是称“兄”，或称“天公”（魏先生字天行）。可是魏先生一贯是规规矩矩执弟子礼，影印本封面写“钱玄同先生遗墨”，扉页写：

先师吴兴钱玄同先生手札

弟子魏建功敬藏(www.daowen.com)

字是自己手写，也是紧随老师的路子，隶书而掺一点写经体。说起字，钱先生继承邓石如以来的传统，用北碑的笔意写行草，飘洒流利；有时工整，用隶笔而更像北朝的写经：功力都很深。魏先生是隶意多于写经，更刚劲锋利，可谓青出于蓝。

七十年代前期，我移到西郊北京大学住，与魏先生可算近邻了。可是他住燕南园，在学校南部，我住朗润园，在学校东北部，还离有步行二十几分钟的路程，又想到他很忙，不便打搅，就没有去看他。可巧，有个什么编写的组织在我的住所旁边，请他当顾问，本来不要求他来，他却常常来，所以又见面了。他仍是那样清秀白净，口部没有一根须。每天上午近九时，常看见他背着个学生用的绿布书包，从我的窗外走过去。如果不说，谁也想不到他就是《古音系研究》的作者魏建功先生。

七十年代晚期，他身体不好，大多是闭门家居了。我有时候去看他，他谦逊一如既往，又加上诚心诚意的很热情。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使他想到旧北大，以至红楼的种种。他的情况很不省心，夫人王碧书瘫痪，要坐着残疾人车才能到廊下晒晒太阳；…他小便失禁，上床卧下，要联缀个接尿袋，很不方便。其时家里没有保姆，我说应该赶紧请一位，他说很不容易，只好自己费些力，过一过再说。

因为他病了，我去的次数多些。他总是谈家常，问寒暖，向来不谈学问，这自然是过于谦逊的必然结果。有一次谈到钱玄同先生，我说我还保存着他影印的钱先生的遗墨，问他还记得否。他说，原信就在抽屉里，我如果想要，可以选一两份，不久前北大旧同学吴君来，已经拿走一些。说着，他拉开抽屉，把钱先生信的粘贴本拿出来，还有十几份。我挑了一份，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八月二十九日所写，内容是通知魏先生，北大决定请他担任研究所的职务，月薪二百八十元，时间自八月起云云。钱先生还是那样幽默，如“马”字用甲骨体，画成象形的马。我读过钱先生文学革命时期的一些文章，对他的学问、见识，尤其嬉笑怒骂的笔调非常钦佩。可是他的手迹，因为早年想不到收集、保存，一直只有偶尔买到的叶德辉《消夏百一诗》封皮上的五个隶字，这次得到一封信，行草很精，内容又涉笔成趣，可谓正好补足了缺陷。不过回来的路上，想到桑榆晚景，“及身散之”的冷落情怀，心里也不免一阵凄凉。

过些时候，忽然想到还没有魏先生的手迹，于是送去一张宣纸。魏先生接过去，微笑着放在书桌上。大概隔了两三个月，忽然传来消息，说他听什么人说，他的病，动手术很容易治好，于是他自己到医院，动了手术，两天之内很好，他很高兴，第三天忽然恶化，发高烧，抢救无效，去世了。真是意外！过几天开追悼会，我去了，只从照片上又见他一次。听说还瞒着他的夫人王碧书，我当然不便再去；至于送去的宣纸写没写，就更不好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