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初,顾羡季先生卒于天津马场道河北大学住所,到现在已经二十年有余了。我总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也应该写一篇纪念文章。可是风急雨骤,安不下心,又即使写了也不会有地方发表,于是就“沉吟至今”。现在拿笔,当作“琐话”谈谈,变工笔为写意,也许未必合适。但暂时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传记之类,已经有刊在《中国文学家辞典》第二册的一篇(我参加起草);新旧文学作品的释义发微之类,分量太重,我扛不动。不得已,只好舍正路而不由,只说说我自己在交往中的一点点感触。但这也有为难之处,是:谈别人,材料常常有限,唯恐不能成篇;谈顾先生正好相反,材料太多,唯恐一发而不可止。折中之道是大题小作,着重谈谈高文典册中不会记载的。
顾先生名随,字羡季,别署苦水、述堂等,河北省清河县人。他在北京大学是学英语的,毕业正是“五四”时期,自然不能不受“五四”精神的感染。但更重要的是他有才,富于诗情,在学业方面有探险家那样的好奇心。这多种因素相加之和是多方面的成就都很高。他写新小说,鲁迅先生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他写旧诗,填词,作曲(剧本),单是出版的就为数不少。词比诗写得更多,风格近于北宋早期。曲也写了几种,有一次他同我说:“不敢说好,反正韵律担保不错。”可见都不是浅尝,而是钻到里边。字学他的老师沈尹默,简直可以乱真。据我看,是锋芒较少而脂泽较多,正是各有千秋。以上都属于文的一面。但他又是深沉的思想家,文论方面的著作不少且不说;值得惊奇的是他不只熟悉儒、道,还通佛学,尤其是其中最难的禅学。关于禅学,下面还要提及。至于资历,如果不算细账,那就很简单,除了早期教几年中学以外,一生都任大学教授,直到归道山的一天。
顾先生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过讲师,也许由于来得较晚吧,我没有听过他的课。推想一定讲得很好,加上人好,学生一定能够深受教益。——也可以说不是推想,因为有人为证。一位是周汝昌先生,同我很熟,每次提到顾先生,他总是既恭敬又感激。另一位是叶嘉莹女士(住加拿大,我没见过),据说也是如此。以下说我亲身经历的。是四十年代后期,我主编一种佛学月刊,筹备时期,觉得稿源相当困难,同学李君告诉我,说顾随先生喜欢谈禅,可以找他试试。其时顾先生住在北城前海北岸南官坊口,由他那里往西不远,偏南是辅仁大学,偏北是有人疑为大观园遗址的恭王府。我住后海北岸,走二十分钟可以到顾先生住处,于是就去谒见。顾先生身材较高,秀而雅,虽然年已半百,却一点没有老练世故的样子。我说明来意,他客气接待。稍微谈一会话,我深受感动。他待人,几乎是意外的厚,处处为别人设想,还唯恐别人不满足,受到委屈。关于写稿的事,他谦虚,却完全照请求的答应下来。这之后连续一年多,他写了十二章,成为谈禅的大著《揣籥录》(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顾随文集》)。许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子部中,禅宗的著作是最难读的,有关禅的种种是最难索解的。我有时这样比喻,子部许多著述同是高妙,可是性质有别:就说《庄子》《荀子》等等吧,像是四大名旦演出,虽然高不可及,却都有个规矩;禅就不然,像是变戏法(新称呼是魔术),看了也觉得高不可及,却莫明其妙。莫明要使之明,先要自己能明,然后是用文字来表明。在这方面,顾先生的笔下真是神乎技矣,他是用散文,用杂文,用谈家常的形式说了难明之理,难见之境。我们读禅宗语录,都会感到,这些和尚都有个性,赵州是赵州,马祖是马祖;读顾先生的这部大著,这种印象尤其真切,只要一句半句,就知道这是苦水先生,绝不是别人。世间不少明眼人,第一章“小引”一刊出,就引来各方面的赞扬。这其间,顾先生常常生病,可是他的稀有的诚笃使他不能放下笔,每期总是如期交稿。稿用红格纸,毛笔写,二王风格的小楷,连标点也一笔不苟。十二章,六七万字,一次笔误也没有发现。我有时想,像这样的文稿,可以双料利用之:一是给写字不负责的年轻人甚至有些作家看看,使他们知所取法;二是装裱后悬在壁间,当作艺术品欣赏。遗憾的是,第十二章,也是最后一章的“末后句”,文稿交来,因为月刊不能再出版,竟未得与世人相见。直到八十年代初,天气变好,风调雨顺,有机会印全集,我才把珍藏的手稿拿出来,凑成完璧。
我主编的佛学月刊,得到许多师友的支援;但由分量重、反响多这方面说,列第一位的是顾先生这一篇。当然,反响中有不少是说难懂的。难懂,是因为顾先生是顺着禅家的路径说禅,或说是在禅堂内说禅。为了化险为夷,顾先生希望我也写一篇,在禅堂外说禅。我很惭愧,学力差,又冗务多,一直拖到五十年代初,才勉强凑成一篇,名“传心与破执”,请顾先生看。顾先生还是那样宽厚,没有打叉子,反而写了奖掖的跋语,后来一齐发表于1953年11月号《现代佛学》。
其时顾先生已经迁到天津,任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住在马场道校内一座楼的下层。我有时到天津去,一定去看他。房子很大,靠南窗的大书案上,除书以外,总是摆着端砚之类的小古董。他说,到天津以后,在北京逛小市买小玩意儿那种乐趣没有了,现在偶有所获,都是他女婿曹君送来的。因为我也喜欢逛小市,买小玩意儿,所以他总是把他的新收获一样一样拿给我看。仍是像过去那样关心人,详细问我的境遇。也说他自己,说身体一直不好,背痛,简直干不了什么。
我觉得可惜,像这样一个人,竟不让他有个好身体。我说“像这样一个人”,意思是“罕见”,是“好”的方面的罕见。就学问说,他是集庾信与颜之推于一身。古语提到文人,有时说文人无行。顾先生正好相反,是文人而有高尚的品德。他精通诸子百家,可是用“道”只是待己;待人永远是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加释家的“发大慈悲心,度一切众生”。此外还要加上,他心道学而情不道学,所以能够典重而有风趣,写出那么多缠绵悱恻的诗词曲。我说这些好像是在作颂辞,其实我只是想说说自己的心境:因为他为人这样好,学术成就这样高,我常常是想减少一些因怀念而生的怅惘,但做不到。
由怀念自然会想到他的手泽。这可以分作两期:前期是在北京时期,后期是在天津时期。前期都是赠书,共八册,多数是诗词曲的集子。其中两册封面上有题诗,行书劲健流丽,可入妙品。诗不见于《苦水诗存》。一首是七绝,题在《苦水诗存》和《留春词》合册前,诗曰:
禅月空明息世尘 吾衰已久竟谁陈
当前哀乐要须遣 论定千秋自有人
一首是五律,题在《苦水作剧三种》前,诗曰:
未可成新梦 凭教觅旧心
清清零露坠 唧唧夜虫吟
诗思入中晚 生涯一古今
博山烟缕缕 帐底自升沉
这样的诗,这样的字,我每次看到,就禁不住陷入凝思。思什么?引顾先生笔下常见的一句话,不可说,不可说。
到五十年代,我颇想集些前辈的手迹,当然不能放过顾先生,于是寄天津四张影印古籍宣笺,请他写。不久寄还,信中说:“素不喜用宣纸作字,章草所写《心经》似尚可看,自书劣诗殊要不得。……不佞自去岁病起,曾立誓不以诗文字三者应酬朋友,今兹为吾道兄破例矣。呵呵。”所说诗是五古两首,题目是“癸巳(案为1953年)寒食日用苏东坡黄州寒食诗韵”,诗曰:(www.daowen.com)
三年病垂死,今兹佳眠食。
周命方维新,着意自爱惜。
相看两白头,静好鼓琴瑟。
细雨洒春城,山中乃飞雪。
柳垂风有姿,桃开寒无力。
朝来水边行,西山头更白。
二月已清明,余寒势渐已。
高柳覆丛篁,一庵大城里。
西州花已繁,明湖茁新苇。
友朋与弟昆,妙词书茧纸。
孰云隔影形,天涯若邻里。
长吟动肺肝,既卧再三起。
诗雅字美,尤其可珍重的是皆如其人。而万幸,经过“文革”的大暴风雨,火化的什物不少,这件却安然地闯过来。
然而可惜的是在更重要的方面,听说,印顾先生全集,有不少可收应收的却再也找不到。这是因为顾先生虽已作古,学术权威的称号是大家公认的;而在十年动乱中,学术权威当然是反动的,所以仍须清算。这一清算,纸灰飞作白蝴蝶,飞了就不会再回来。又,听周汝昌先生说,他原来保存不少顾先生著作,某先生借去看看,竟也一去不复返。剩下的,收入全集的,还能有多少呢?每想到这件事,总不免有人琴俱亡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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