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北京大学时期，杨丙辰先生像是在校内教德文。可是因为自己不听德文课，对他的印象几乎一点也没有。毕业以后，看到温源宁所著英文本《一知半解》（Imperfect Understanding，1935年上海别发有限公司出版），其中有一篇谈杨丙辰，说：“如果但丁现在还活着并重新写他的《神曲》，他就要为杨先生创造一个新的处所：因为杨先生既不属于天堂，净罪所，地狱，又不属于天堂与地狱之间。”下面解释这样说的理由，是：放在地狱，嫌人太好；放在天堂，嫌人太世间气：所以他属于他自己的王国。这样一位怪人，我自然很感兴趣。说来也可算幸运，后来真就有机会认识了他。

杨先生是通德语的老前辈，翻译德文著作不少，现在记得的还有《费德利克小姐》和《火焰》，都编入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他名震文，但名很少用，在学校，在社会，著作，译书，总是用杨丙辰。他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按干支说是丙申，为什么不用丙申而用丙辰呢？我没有问过他。他是河南南阳人，据说因为天主教的什么关系，年轻时候留学德国。他朴实，用功，德文造诣不坏。有一次他同我说，他德语会话很好，连德国人听了都表示惊讶。这大概是真的，因为他爽直、诚实，想来不会因夸耀自己而说假话。

我学过一阵德语，长久不问，忘了，因而对于杨先生，所知的零零碎碎都是德语以外的。四十年代及其后，我见到他的次数不少，但没有深交，因而所知都只能说是印象。他身材中等，偏于粗壮，面红黑，永远穿一件其中像是还可以装许多东西的深色长袍。看外表，有些像河朔的乡下佬，但又不全像，因为面上多一些沉思气。如果引用小说中的人物相比，那就近于《儒林外史》的马二先生，但也不全像，因为举止少一些拘谨气。这或者就是温源宁觉得无处安放的原因。四十年代前期，他在某大学教德文。他资格老，大家都尊重他；但又觉得他迂阔，简直呆头呆脑，惹人发笑。因为觉得他可笑，所以背后就常常流传他的故事。

现在还记得的是有关他和他夫人的关系的。其时他已经年近半百，可是夫人却相当年轻，大概三十左右吧，据说原来是唱京韵大鼓的。他原来有没有夫人，为什么找这样一位年轻的，现在都不记得了。他住在沙滩以南马圈胡同，我去过，见到他的夫人，不但年轻，而且喜欢装饰。这样一来，一堂一室之内，枯藤老树与桃之夭夭并列，就更显得不协调。也许就是因此，在夫人身上，杨先生费尽心思，有时还难免捉襟见肘。大家都见到的是每月领薪金，钱拿到手，端端正正地坐在休息室的一个书桌前，面前摆一张纸片，一面写数字一面把钱分成几份。有人问他这是做什么，他说，怕报假账露了马脚，所以必须先算清楚。问他为什么要报假账，他说，每月要给穷朋友一点钱，夫人知道恐怕不高兴，所以要找些理由瞒哄过去，目的是不惹她生气。他这样解释，郑重其事，听的人禁不住转过身暗笑。(www.daowen.com)

四十年代后期起，有十年八年没有看见他。五十年代初期，听一位李君说：“杨丙辰还是那样不通人情世故，解放战争就要胜利了，他的同乡某人拉他加入什么党派，他觉得无所谓，答应了。解放以后，因此而找不到职业，相当困顿。”这之后三两年，在老北京大学第二院的附近遇见他，问他的境遇，他说，早已搬到景山东面三眼井住，没有固定职业，只是给某处翻译些德文，一个月可以收入几十元，勉强能度日。我想到爱装饰的那位年轻人，仍然安于不协调，一起度日吗？我怀疑，或者说担心，但是有各种顾虑，所以没敢问。

一晃就到了五六十年代之间，获得食物难了，有一天，在景山附近的食品店遇见他，正在排队买高价点心。他看见我，把我拉到一旁，小声说：“要设法买这个吃。不能不活着，身体要紧。”我为他态度的恳切而感动，说谢谢他的好意。但是没有照他的善意办，因为家有老小，不能不活着的不只我一个人。

此后就没有再看见他，只从住在他附近的蔡君那里间或听到一点他的情况。总是很简单，不过是，仍然穿肥大的深色长袍，呆头呆脑的。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蔡君告诉我，看见杨先生的住处像是有丧事，一问，果然是杨丙辰死了。其时正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我忙乱之余，想到他的朴厚，他的迂阔，心里不免兴起一阵老成凋谢的哀伤。如果这也可以算作悼念，我就以这一点点无声的哀伤来悼念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