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教授与宾汉姆勋爵对几类具体的改革模式进行了归类，并做了深入的分析。由于二者归类非常接近，因而在此一并论述。总体而言，英国最高司法权的改革思路可以被分为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维持现状，仅仅只在技术细节上做小幅度调整。在各界的改革呼吁及政府的改革压力下，这种保守的做法可能只会得到上议院里的部分保守党议员及部分法律贵族的认同，因而可能性不大。

第二种模式是将上议院上诉委员会的权力及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在国内权力下放事务上的权力转入一所拥有独立权力、独立地址、独立行政体系与财政资源的最高法院。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而言，这种模式是最接近后来改革进程发展的，也得到了包括安德鲁教授、宾汉姆勋爵及后来的英国最高法院首任院长菲利普勋爵（Lord Philips ofWorth Matravers）等人士的认同。该模式类似于澳大利亚的高等法院和加拿大的最高法院，是一所建基于英美法律体系之上的和可以受理所有类型案件的法院。这些案件包括所有的民事案件、所有的刑事案件^[56]，除此之外，检察官还可以就地方立法的合法性问题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任何直接涉及君王的案件也可以被上诉到最高法院。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中关于药品注册的上诉案件以及涉及英国教会事务的案件不适合继续由最高法院来初审，应当转移至相应行政法庭审理。在这种模式下，最高法院是一所整个联合王国的法院，其决定约束力遍及三个地区，其效力相当于改革前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在下放事务案件上的权力。由于这种模式下的最高法院脱离了立法权与行政权，实现了权力分立与司法独立，因而符合当今世界的潮流与观念。也许有人会担心这种模式会像美国的最高法院那样，对英国的议会主权原则造成损害，但宾汉姆勋爵解释说，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不存在法律的层级性，因而不会对议会的至上性造成伤害。^[57]

安德鲁教授认为，该模式有两个独特优点：其一，透明性。在改革前，如果人权保护案件与权力下放事务有关，则管辖权在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其余人权案件的管辖权归上议院上诉委员会所有。也就是说，改革前的最高司法权是分别寓居于立法权（上议院）与行政权（枢密院）之中的。这些制度的安排与划分可能让当事人有些混乱，甚至在一些案件上存在管辖争议。但讽刺的是，不管在哪个机构审理，最终都是由那十几位上议院常任法律贵族所组成的法庭来审理。单一的最高法院与改革前的制度安排相比要简单得多，并且脱离了与立法权、行政权的隶属关系，因而也就更易于让公众理解其工作机理，更具有透明性。其二，唯一最高性。所有英国法的教科书都会说，上议院上诉委员会是英国的最高司法机构。这话在以前的确是事实，但在几个权力下放法案订立之后，就不是那么毫无争议了。司法委员会拥有对权力下放案件的管辖权，可以对几个权力下放地区的各项权力进行司法监督与制约，而这一点是上议院上诉委员会无权做到的。所以，单一的最高法院的建立避免了最高司法权的双头现象。^[58]

第三种模式是学习欧陆国家的经验，建立一个宪法法院。这种模式的优点不仅在欧陆，甚至在全世界都已经得到验证，其对许多国家宪政的维护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英国对公约权利的保护与权力下放事务的处理都是宪法法院的理想管辖范围。安德鲁教授指出了这种模式的几个优势：其一，法官更专业。相比较所有类型案件都受理的上诉委员会，宪法法院的法官会更加专注于公法领域，因而可以期待会有更加专业的业务表现。其二，与普通法院相比，宪法法院的程序与制度可以被设计得更加适合敏感的宪政案件。如更加严格的诉讼程序，或者与议会权和行政权的固定沟通渠道，等等。其三，宪法法院可以解放上诉委员会面对重大宪政案件的压力，使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普通案件之上。其四，宪政法院可以使所有的人权与权力下放等宪政案件归于一个法院，而不至于像改革前那样复杂，涉及权力下放的人权案件归司法委员会，不涉及权力下放的则归上诉委员会。

但是，安德鲁教授也列举了四个反对这一方案的理由：其一，宪法法院需要有一个成文的宪法典，《人权法案》与诸权力下放法案不是宪法典，在法理上没有特殊地位，议会只需要普通程序就可以废除这些法案。其二，宪法法院对国家各权都有很好的监督作用，因而最适合于那些从专制政体走向宪政政体的国家，但是对英国这样一个拥有强大宪政传统的国家却未必适用，反而可能会与英国固有的宪政传统发生严重冲突。其三，宪法法院一般都存在于具有明确公、私法划分的国家，而这种划分在英国法中并不重要。其四，宪法法院的建立必须以违宪审查权的存在为基础。^[59]其五，不管是人权案件还是权力下放案件都是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宪法法院的建立可能会使这种案件的法律问题政治化。而且，如果建立了宪法法院，那么还需要考虑非宪法案件该如何处理，是继续在上诉委员会审理还是另成立一个“最高法院”，这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宾汉姆勋爵也指出，由于英国并没有成文的宪法典，因此在英国要想分清一条法律到底是宪法，还是普通法律，可能会是一件易于引起争议的事情。从技术角度而言，没有宪法典，又何来违宪审查权呢？由此也就遑论宪法法院了。除此之外，由于宪法法院只会受理宪法诉讼，虽然宪法诉讼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制度安排会使得英国的顶级司法者们失去在非宪法的法律问题上的话语权。宾汉姆勋爵认为，这确实是一种损失，因而他对该模式没有热情。^[60]

第四种模式是按照设立在卢森堡的欧洲法院的方式来设立英国最高法院。欧盟法院会对下级法院送来的法律问题出具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意见，但其并不是一所上诉法院。这种模式的优点有三点：其一，在该模式下，将案件呈送至最高级法院的主动权掌握在案件当事法官手中，而不是像其他模式那样掌握在当事人手中，这样就避免了当事人的犹豫、拖沓而使一些重要的案件未能被及时送到最高级法院。其二，该模式下最高法院将毫无争议地成了英国四个区域的共同最高级法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上诉委员会仅仅是其他区域上诉法院的同级别法院。其三，这种制度安排更适合于眼下英国拥有四大区域、三大法律体系的宪政结构。

但是，该模式也存在诸多困难。第一个困难是，欧洲法院有欧盟法作为法律基础，但在英国，是否存在一种所谓的“联合王国法”（United Kingdom Law）依然是个问题。当我们考察税法、社会保障法或者人权法时，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一个统一的英国法体系。但是，当我们考察英国的土地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三个互不相干的土地法体系，并不存在什么“英国土地法”或者联合王国土地法。最高级法院在审理土地法案件时，苏格兰的案件会按照苏格兰土地法来审理，英格兰的则按照英格兰法来判决。可见，在许多重要的法律领域，英国未来的最高法院恐怕不能像欧盟法院那样，以一个统一的“欧盟法”来解释所有呈送来的案件，而不得不用不同的法律体系来解释不同法律区域的案件，这样就难以达到该模式所设计的初衷——统一的法律解释。第二个困难是，赋予下级法院呈送案件的权力增加了其进行选择判断是否应该呈送上去的成本与负担，而该选择权力原本是属于最高级法院与当事人的，这使得最高级法院在案例管理上也处于被动。第三个困难是，让最高级法院的判决脱离案件的事实细节，恐怕并不是明智的选择。^[61]

宾汉姆勋爵认为，这种模式在欧盟运行得很好，但是这种具有国际色彩的模式，不太适合一所国内的法院。上议院上诉委员往往希望对案件的具体事实有足够的了解，以方便权衡案件判决的效果。如果使用欧盟模式，英国的最高司法者们在阐释法律时，将缺乏对案件的社会背景的认识。因此，该模式没有什么优势。^[62]

在改革的一些细节问题上，宾汉姆勋爵与安德鲁教授也进行了一些探讨：

第一，宾汉姆勋爵对未来的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件是否有自己的选择权问题进行了分析。上议院上诉委员会现在是拥有对上诉案件的受理选择权的，这在许多英美法系国家也是通例。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最高司法机关较为紧凑，人员较少，每年审理案件的数量有限，因而不得不只选择最重要的案件来审理。许多欧陆国家的最高法院无权对上诉案件进行挑拣，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必须受理，因而每年要审理大量的上诉案件，绝大多数上诉案件的判决书都较为简短，而传统的英国判决书的内容都是非常详尽的。宾汉姆勋爵怀疑，如若英国未来的最高法院失去了对上诉案件的选择权，其是否还有精力写出那样详尽有力的判决书？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其将无法使当事人对判决满意。^[63]

第二，未来的最高法院依据什么原则来选择上诉案件也是一个问题。当下，上议院上诉委员会的选择原则有三条：第一，选择带有疑难法律问题的案件；第二，选择对社会大众有重要影响，而不仅仅只对双方当事人自己有影响的案件；第三，选择能够从法律的角度为问题提供合适手段的案件。有人批评这种选择权原则可能会带来案件判决不一致的问题。如两个类似的案件，却只受理了一个，被受理案件的判决很有可能会与未被受理案件的判决迥异，由此导致司法秩序的混乱。宾汉姆勋爵承认，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弊端。有人认为由全体12名法官来一同对待选择的上诉案件进行审查可以减轻这种弊端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所做的那样。但也有人觉得法官个人很难对如此巨大的待受理上诉案件投入太多精力，因此这项权力最终一定会落到助理工作人员身上。还有人提出由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处理这项事务。关于这些建议，宾汉姆勋爵承认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

对于拒绝受理的上诉案件，当下的上议院上诉委员会是不提供任何说明与解释的。宾汉姆勋爵认为，得到被拒绝的详细解释并不是上诉人的权利。因为解释是无穷尽的，简短的解释很难让当事人满意，而判决书式的详尽解释又会占用太多时间，所以维持惯例是个好办法。^[64]

第三，未来的最高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是否都应该请所有的法官一起组成一个法庭进行审理？许多英美国家的最高法院都是如此，比如美国的最高法院就是9位法官一同审理案件。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其可以避免因组成小法庭的法官不同而带来小法庭之间的差异性，进而对最高法院判决的一致性造成影响。但是宾汉姆勋爵指出，这种方式虽然有其优点，但其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所有案件都由所有法官一同审理，那么审理上诉案件的数量必然低于分为几个法庭所能审理的上诉案件数量。除此之外，一旦采取这种方法，即意味着每一个最高法院法官都将审理所有的案件，对个案有直接的影响。这将导致政治因素被带入法官的任命，对当下英国唯才是举的法官任命准则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司法独立。综合利弊，宾汉姆勋爵认为还是维持英国的惯例为佳。英国上议院上诉委员会的现行惯例是由一个5人组成的法庭来进行审理上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增加至7人。^[65]

第四，如果维持用小法庭来审理案件，那么谁来决定这些小法庭的人事安排？宾汉姆勋爵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程序的清晰，他同时介绍了英国当下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审理上诉案的法庭组成计划将由两位资深法律贵族起草，并由这两位资深法律贵族会同司法办公室长官（head of the Judicial Office）与登记官（Registrar）组成一个会议来审议。该会议依据每个法官的专长，以及上诉案件相关领域的经验等因素来分配法官的审判任务。除此之外，上诉案件的司法区域、无效用性、任何法官可能卷入的冲突、平衡各个法官在上议院上诉委员会与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工作时间、各个法官的工作量等也会成为考量的因素。但是，任何上诉案件的可能结果或潜在影响都是不被该会议用作法庭人事安排的考虑标准的。这份计划并非绝对不会变化，比如法官生病等都会导致该计划作出修改。该计划也不是保密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电询来获得其内容。^[66]安德鲁教授指出了眼下用小法庭审理案件的做法之缺点：其一，缺乏透明性；其二，法官人选的安排对案件审理结果有直接影响；其三，这种对案件的影响有害于司法独立，并存在违背《欧洲人权公约》相关规定的嫌疑。^[67]

第五，关于法官的任命制度，安德鲁教授指出了现行制度的缺点：其一，缺乏女性法官。在上诉委员会及苏格兰与北爱尔兰的高级法院中都没有女性担任法官，而在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上诉法院中，也仅有36位女性法官。其二，由于可以受理任何法律部门的案件，需要法官们可以处理各种案件，但是现行任命制度可能导致法官的专长分布不均衡，某些法律部门（如刑法等）缺乏足够拥有专长的法官。其三，由于英国分为三个法律区域，非英格兰法律区域的法官任命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其四，由于上诉委员会的常任法律贵族们也要在枢密院处理权力下放案件与人权案件这种宪政案件，因而眼下的任命过程就缺乏必要的政治性。其五，任命法官的最低年龄与退休年龄限制值得商榷。为了应对这些缺点，安德鲁教授提出了两个改革方向：第一个改革方向是，针对特别案件可以采取任命特别法庭的办法来应对需要特殊法律经验法官来办案的问题。第二个改革方向是，扩大任命法官的范围，在所有高级法院的全职法官里面建立任命法官人才库，以备有需要之时可以直接从中选拔合适的法官组成法庭。

【注释】

[1]See Robert Hazell，“Time for a New Convention：Parliamentary Scrutiny of Constitutional Bills 1997～2005”，Public Law，（Sum.）2006，pp.249～270.

[2]1998，c.42，Human Rights Act，1998，S.4.

[3]1998，c.42，Human Right Act，1998，S.2.（1）a，该法案的原文引自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8/42.

[4]R.（on the application of Alconbury）v.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Environment，Transportand the Regions[2001]UKHL 23 at[26].本书所有英国原上议院上诉委员会案例均来自于http：//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ld/ldjudgmt.htm.

[5]欧洲人权法院所在地。

[6]R.（on the Application of Ullah）v.Special Adjudicator[2004]UKHL 26 at[20].

[7]Jonathan Lewis，“The European Ceiling on Human Rights”，Public Law，（Win.）2007，p.720.

[8]R.（on the application of Al-Skeini）v.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2007]UKHL 26 at[106].

[9]Kay v.Lambeth LBC[2006]UKHL 10；Doherty v.Birmingham City Council[2008]UKHL 57；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Respondent）v.AF（Appellant）（FC）and another（Appellant）and one other action[2009]UKHL 28；R.（on the application of Quark Fishing Ltd.）v.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2005]UKHL 57；R.（on the application of Clift）v.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2006]UKHL 54；R.（on the application of SB）v.Denbigh High School[2006]UKHL 15；R.（on the application of Quark Fishing Ltd）v.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2005]UKHL 57；Al-Skeini v.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2007]UKHL 26；M.v.Secretary of State for Work and Pensions[2006]UKHL 11.

[10]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Respondent）v.AF（Appellant）（FC）and another（Appellant）and one other action[2009]UKHL 28 at[70].

[11]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Respondent）v.AF（Appellant）（FC）and another（Appellant）and one other action[2009]UKHL 28 at[98].

[12]Lord Irvine，“A British Interpretation of Convention Rights”，Public Law，（Apr.）2012，p.237.

[13]Lord Irvine，“A British Interpretation of Convention Rights”，Public Law，（Apr.）2012，p.252.

[14]HL，Deb 03，November，1997，vol.582，c.1227.本书所有英国议会议事录均来自于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

[15]HL，Deb 03，November，1997，vol.582，c.1245.

[16]N v.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2005]UKHL 31 at[11][14].

[17]Re，McCaughey's Application for Judicial Review[2011]UKSC 20 at[73].本书所有英国最高法院的案例均来自于http：//www.supremecourt.gov.uk/decidedcases/index.html.

[18]Re，McCaughey's Application for Judicial Review[2011]UKSC 20 at[89].

[19]Re，McCaughey's Application for Judicial Review[2011]UKSC 20 at[130].

[20]Serious Organised Crime Agency v.Gale[2011]UKSC 49 at[60][117].

[21]为了《人权法案》的订立与通过，英国政府于1997年发表了白皮书《带权利回家》，表明了订立《人权法案》的政治目的。http：//www.archive.officialdocuments.co.uk/document/hoffice/rights/rights.htm.

[22]该原则主张，国际法不能在国内直接生效，除非经过国内法重新颁布。

[23]赵海峰、吴晓丹：“欧洲人权法院——强势和有效的国际人权保护司法机构”，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8期。

[24]Richard Clayton，“Smoke and Mirrors：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the Impact of Strasbourg Case Law”，Public Law，（Oct.）2012，p.654.

[25]Jonathan Lewis，“The European Ceiling on Human Rights”，Public Law，（Win.）2007，p.739.

[26]Lord Irvine，“A British Interpretation of Convention Rights”，Public Law，（Apr.）2012，pp.246～247.(www.daowen.com)

[27]Buckley v.UK（1996）23 E.H.R.R.101 at[75].本书所有欧洲人权法院案例均来自于http：//www.echr.coe.int/ECHR/EN/Header/Case-Law/Decisions+and+judgments/HUDOC+database.

[28]Richard Clayton，“Smoke and Mirrors：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the Impact of Strasbourg Case Law”，Public Law，（Oct.）2012，p.654.

[29][德]伯阳：“《欧洲人权公约》对德国基本法的影响”，范颖颖译，载南京大学-哥廷根大学中德法学研究所：《中德法学论坛》（第7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56页。

[30]但这不等于完全的复制，1998年《人权法案》与《欧洲人权公约》的权利体系略有差异。

[31]Jonathan Lewis，“The European Ceiling on Human Rights”，Public Law，（Win.）2007，pp.724～725.

[32]Lord Irvine，“A British Interpretation of Convention Rights”，Public Law，（Apr.）2012，pp.245～246.

[33]Richard Clayton，“Smoke and Mirrors：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the Impact of Strasbourg Case Law”，Public Law，（Oct.）2012，p.644.

[34]Richard Clayton，“Smoke and Mirrors：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the Impact of Strasbourg Case Law”，Public Law，（Oct.）2012，p.644.

[35]Richard Clayton，“Smoke and Mirrors：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the Impact of Strasbourg Case Law”，Public Law，（Oct.）2012，p.648.

[36]Richard Clayton，“Smoke and mirrors：the Human Rights Act and the Impact of Strasbourg Case Law”，Public Law，（Oct.）2012，p.644.

[37]1998年《人权法案》就是典型，该法案是《欧洲人权公约》的议会法版本。

[38][英]哈利·T.狄金森：“现代英国宪法：改进或颠覆”，胡琦、任东来译，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39]咨议会（council）在于1536年被托马斯·克伦威尔重组之后，变为了大名鼎鼎的枢密院（Privy Council），直到光荣革命之前，该机构成了王国行政事务的总管机构（相当于今日的内阁），但只对国王负责。但革命之后，该机构被议会与内阁架空，主要代表国王在海外殖民地行使权力。枢密院至今仍在英国政坛乃至英联邦发挥自己的作用。

[40]SeeWilliam Holdsworth，A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w，Vol.1，London：Sweet&Maxwell Ltd.，1945，1991 Reprinted，pp.351～356.

[41]参见姜德福：《社会变迁中的贵族——16～18世纪英国贵族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3～46页。

[42]Chris Clarke and Laura Venning，“House of Lords Reform Since 1997：A Chronology”（updated July 2008），House of Lords Library Notes，lln 2008/018，4（July）2008，p.2.

[43]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政府接受了一项修正案，暂且保留其中92位世袭贵族的席位，其中包括2位特定贵族，15位官职保有者和75位被选举出来的世袭贵族。这种状态被认为是一种过渡状态，而不是常设的规定。

[44]Lord Windlesham，“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Ministers，Judges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Part 1”，Public Law，（Win.）2005，p.812.

[45]See Tom Bingham，“The Old Older Changeth”，Law Quarterly Review，122（Apr.）2006，pp.213～214.

[46]Diana Woodhouse，“The Office of Lord Chancellor”，Public Law，（Win.）1998，p.632.

[47]戴安娜的建议竟与后来的改革惊人类似。See Diana Woodhouse，“The Office of Lord Chancellor：Time Toabandon the Judicial Role-the Rest Willfollow”，Legal Studies，12，2002，pp.143～145.

[48]Tom Bingham，“The Old Older Changeth”，Law Quarterly Review，122（Apr.）2006，pp.215～216.

[49]HL，Deb 19，March，2002，c.162.

[50]Tom Bingham，“The Old Older Changeth”，Law Quarterly Review，122（Apr.）2006，p.214.

[51]Diana Woodhouse，“The Office of Lord Chancellor：Time Toabandon the Judicial Role-the RestWillfollow”，Legal Studies，12，2002，p.143.

[52]See Andrew Le Sueur and Richard Cornes，“What Do the Top Courts Do？”，（June）2000；Andrew Le Sueur and Richard Cornes，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Kingdom's Highest Courts，Published by The Constitution Uni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First Published June 2001.

[53]See Andrew Le Sueur and Richard Cornes，“What Do the Top Courts Do？”，（June）2000.

[54]See Lord Bingham of Cornhill，“A New Supreme Court for the United Kingdom”，the Constitution Unit Spring Lecture，2002.

[55]See Lord Bingham of Cornhill，“A New Supreme Court for the United Kingdom”，the Constitution Unit Spring Lecture，2002，pp.1～14.

[56]安德鲁教授认为，对于苏格兰的刑事案件，英国最高法院可以以《欧洲人权公约》的权利保护为由进行审查。

[57]Lord Bingham of Cornhill，“A New Supreme Court for the United Kingdom”，the Constitution Unit Spring Lecture，2002，pp.9～10.

[58]Andrew Le Sueur and Richard Cornes，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Kingdom's Highest Courts，Published by The Constitution UnitSchool of Public Policy，First Published（June）2001，pp.76～77.

[59]Andrew Le Sueur and Richard Cornes，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Kingdom's Highest Courts，Published by The Constitution UnitSchool of Public Policy，First Published（June）2001，p.80.

[60]Lord Bingham of Cornhill，“A New Supreme Court for the United Kingdom”，the Constitution Unit Spring Lecture，2002，p.9.

[61]See Andrew Le Sueur and Richard Cornes，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Kingdom's Highest Courts，Published by The Constitution Uni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First Published（June）2001，pp.97～99.

[62]Lord Bingham of Cornhill，“A New Supreme Court for the United Kingdom”，the Constitution Unit Spring Lecture，2002，p.9.

[63]Lord Bingham of Cornhill，“A New Supreme Court for the United Kingdom”，the Constitution Unit Spring Lecture，2002，p.10.

[64]Lord Bingham of Cornhill，“A New Supreme Court for the United Kingdom”，the Constitution Unit Spring Lecture，2002，pp.10～11.

[65]Lord Bingham of Cornhill，“A New Supreme Court for the United Kingdom”，the Constitution Unit Spring Lecture，2002，pp.12～13.

[66]Lord Bingham of Cornhill，“A New Supreme Court for the United Kingdom”，the Constitution Unit Spring Lecture，2002，p.13.

[67]Andrew Le Sueur and Richard Cornes，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Kingdom's Highest Courts，Published by The Constitution UnitSchool of Public Policy，First Published（June）2001，p.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