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伦理伴随着工程师和工程师职业团体的出现而不断地发展完善。在工业革命初期，人们认为工程任务自然会带给人类福祉，并未对工程伦理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随着工业革命进入高潮，工程技术与商业之间依赖性日益增强，使得工程师职业价值理念与商业价值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伦理冲突。新闻界对涉及工程伦理问题事实的相关报道促进了社会各界对工程伦理不端行为的关注，如剽窃、欺诈、贿赂、歧视等，使人们愈加深刻地感受到因违背工程伦理导致的严重后果，以及带来的经济损失等。

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工程伦理缺乏对工程技术的稳定和完善构成了威胁，工程实践的目标不能等同于商业利益增长。人们日益认识到工程技术的实施者——工程师，因为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拥有了巨大力量，从而对工程师提出承担更多伦理义务和责任的要求。

从职业发展来说，工程师共同体强调行业的专业化和独立性，也需要加强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建设，因而很多工程师职业组织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将明确的伦理规范写入组织章程之中。如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前身）]于1912年制定了其伦理规则，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该伦理规则仅局限于职业团体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军用技术逐渐转向民用，使得大量的工程师职业技能得到了充分发挥，战争中科学与工程技术所体现出的庞大力量使科技工作者和民众都意识到了其两面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爱因斯坦，他指出：“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天才人物，并提出了很多发明，使得我们的生活舒适很多。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我们学会了飞翔，用电磁波从地球的一个角落方便地同另一角落互通信息。”在感叹科技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他也认为技术将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危险：“技术——或者应用科学却已使人类面临十分严重的问题。人类的继续生存有赖于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技术使距离缩短了，并且创造出新的非常有效的破坏工具，这种工具掌握在要求无限制行动自由的国家手里，就变成了对人类安全和生存的威胁”。从国家层面看，科学技术的应用与政治直接相关，工程技术也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这些都促使了新的工程伦理观念出现。然而工程伦理学成为一门深入研究的学科领域是在1980年以后，标志性事件包括如下：

——美国学者鲍姆开始“哲学与工程伦理学”国家项目，奠定了工程伦理学作为涉及哲学、工程学、社会科学、法律和管理科学的“跨学科性学科”地位的基础。

——1980年，美国伦塞勒尔工学院召开了第一次关于工程伦理学的跨学科会议，同年莱登逊等人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工程伦理学的学术论著。

——1981年，面向工程伦理学研究的跨学科刊物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 Ethics创刊。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万物互联、大数据等为技术核心，以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全面智能化为基本特征的智能时代不仅给人们带来了便捷，也对人类隐私、生命乃至公平正义造成了巨大威胁和全面挑战。因此，智能信息时代的工程师如何化解技术风险，并在保护隐私、关爱生命、守护公平正义等方面主动承担起自身的伦理责任，从而实现工程造福人类的目标，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急需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IEEE也于2017年向全球发布了第2版“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白皮书（Ethically Aligned Design V2），摘录如下：

Ⅰ.宗旨

智能和自主的技术系统的设计，旨在减少日常生活中的人工活动。正因为如此，这些新领域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已引起人们的关注。目前的讨论涉及对积极影响的倡导，也涉及关于隐私侵害、歧视、技能丧失、负面经济影响、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以及社会福祉之长期影响的警告。正是由于系统的这些性质，只有它们能够符合人类的道德价值和伦理原则，这些系统才能充分实现其益处。因此，必须建立框架，指导人们认识这些技术可能造成的技术以外的影响，并就此进行对话和讨论。

Ⅱ.目标

合乎伦理地设计、开发和应用这些技术，应遵循以下一般原则：

人权：确保它们不侵犯国际公认的人权。(www.daowen.com)

福祉：在它们的设计和使用中优先考虑人类福祉的指标。

问责：确保它们的设计者和操作者负责任且可问责。

透明：确保它们以透明的方式运行。

慎用：将滥用的风险降到最低。

中国人民大学刘永谋教授曾指出，按照美国哲学家卡尔·米切姆被普遍接受的看法，西方工程伦理的发展大致经过5个主要阶段：

（1）在现代工程和工程师诞生初期，工程伦理处于酝酿阶段，各个工程师团体并没有将之以文字形式明确下来，伦理准则以口耳相传和师徒相传的形式传播，其中最重要的观念是对忠诚或服从权威的强调。这与工程师首先是出现在军队之中是一致的。

（2）到了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开始有了明文规定，成为推动职业发展和提高职业声望的重要手段，比如1912年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制订的伦理准则。忠诚要求被明确下来，被描述为对职业共同体的忠诚、对雇主的忠诚和对顾客的忠诚，从而达到公众认可和职业自治的程度。

（3）20世纪上半叶，工程伦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效率上，即通过完善技术、提高效率而取得更大的技术进步。效率工程观念在工程师中非常普遍，与当时流行的技术治理运动紧密相连。技术治理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要给予工程师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程伦理进入关注工程与工程师社会责任的阶段。反核武器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反战运动等风起云涌，要求工程师投身于公共福利之中，把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到首位，让他们逐渐意识到工程的重大社会影响和相应的社会责任。

（5）21世纪初，工程伦理的社会参与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之前的工程伦理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工程师伦理，谨遵社会责任的工程师基于严格的技术分析和风险评估，以专家权威身份决定工程问题，并不主张所有公民或利益相关者参与工程决策。新的参与伦理则强调社会公众对工程实践中的有关伦理问题发表意见，工程师不再是工程的独立决策者，而是在参与式民主治理平台或框架中参与对话和调控的贡献者之一。当然，参与伦理实践还不成熟，尚在发展之中。

20世纪90年代，工程伦理的概念开始被介绍到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及浙江大学的部分教师及学生中。学术界主要的译著为丛杭青等翻译的《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主要的专著包括肖平的《工程伦理导论》和李世新的《工程伦理学概论》，主要的研究文章包括李世新的《开展工程伦理学研究增强工程师责任意识》《谈谈工程伦理学》和丛杭青的《美国工程伦理的历史与启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