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的发展就此被划分为两个时代。男人与世界及周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随即引发了男人在社交场合的着装变化。

1995年，让-保罗·高提耶推出了他的第一款男用香水：雄性（Le Male）。香水的瓶型是缠着蓝白道T恤衫的水手上身，香型则是典雅的东方香型。43岁的让-保罗·高提耶被视为时装界出了名的捣蛋分子，他的想象力有如天马行空，根本不受任何社会禁忌与教条主义的限制，超越一切条条框框的他总是让人措手不及、应接不暇。他的每一场发布会都是新款式与新形象的连续大放送，每一次都毫无例外地引起人们对服装专制的严厉抨击。有人评价：“设计师们联手控制流行趋势的行规最终是行不通的，他们的行规限制了穿衣人与服装之间的关系，要改变这种关系，就要变被动接受服装为主动适应时尚，要创造各种条件，让消费者从身体上去适应新趋势。”

这种联手设计的成果主要是供男人们享用的。男人们自十九世纪起就几乎被“对异性采取主动姿态”的误导所葬送，他们很少、甚至从来不会像女性那样被动地接受异性的欣赏。只有同性恋才会不顾一切地抛弃男人的矜持，利用各种手法去改变自己的性征、粉饰自己的面容，进而暴露出他们在性取向上的矛盾性和双重性。有人指出，同性恋之所以成为同性恋，“是因为社会已经开始了性感化进程，利用现代化的信息网和关系网大肆传播关于性和性意识的一切东西”。在法国的同性恋运动开始二十五年后，让-保罗·高提耶破天荒地组织了一场男人游行展示会。他网罗了一帮水手、牛仔、消防员、性变态、军人、工人、地痞、花花公子，让他们排着长队招摇过市。这些身着各类服装的乌合之众在大庭广众之下以极其庸俗不堪的动作穿了脱、脱了穿，所有动作只有一个目的：性诱惑。同性恋者们当然雀跃不已，而目睹此情此景的正常人却觉得高提耶就是在作秀。其实，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没皮没脸、趣味低级的人，他之所以如此策划，其实只是为了做一场滑稽戏。他是迄今为止唯一成功摆脱孤芳自赏形象的设计师。与他同时代的其他流行趋势设计师，诸如克罗德·蒙塔纳和铁里·慕格勒也曾试图借助同性恋文化、借用高提耶长篇大论的男性展示手法玩一场自己的男装发布会，但都玩过了火候：太多的皮衣、皮具甚至马鞭总让人联想起当年的法西斯军队。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永远自认“法国平庸小男孩”的高提耶只是一味花心思在他的展示和表演上，从不过问生意上的事。其服装的可怜销量与他的声望根本不成比例，可他全然不顾，就愿意躲在高级时装的坟墓里自成一统。(www.daowen.com)

六十年代的肯尼迪家族被视为代表现代化生活的偶像，其家庭成员身居象牙塔，从头到脚衣着得体、光鲜无瑕、潇洒英俊、青春焕发。他们身上集中反映了美国社会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乐观豁达。三十年后，比尔·克林顿继承了他们的衣钵，无意之中推动了男装的发展。尽管他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为数不多的不拘礼仪的美国总统之一，人们经常会看到他一身T恤加短裤地闲庭信步，他的无领带着装让没有战争经历和大麻瘾的同时代人倍感轻松。作为坚定的民主党成员和自由社会的支持者，克林顿像大部分美国人一样乐观豁达，对未来充满信心。尽管他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治人物，但他首先是一个男人。这一点从他的偷情丑闻中不难看出。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简单、平易的，不需要依靠总统的行头来捍卫自己的思想或保证自己的权威。他的工作与生活态度破除了男人在正式场合必须穿正装、打领带的死规矩，从而让所有男人从精神到着装都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其实，让-保罗·高提耶的做法与克林顿异曲同工，只是他们都没有进行商业推广。有人如此评价：“服装的发展就此被划分为两个时代。男人与世界及周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随即引发了男人在社交场合的着装变化。”

美国人用将近八十年的时间造就了大规模的服装工业，发明了运动服装和休闲时尚，随后又把这种时尚推广到美容业，为时尚辞典增添了许多新内容。比如“周末服装”，说得文雅点就是“星期五的着装”。热衷于享受生活的美国人一到星期五就穿上运动装或休闲装去上班，在办公室就开始体验周末的轻松。美国人以实际行动支持着由克林顿发起的“解放运动”。穿多长的裤子外出是美国男人的个人自由，他们通过这种象征性的自由有意无意地向世界宣示着，只有男人才有资格穿短裤出门。李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即李维斯［Levi’s］——译者注）是世界第一大牛仔服生产商，其子公司多克尔（Dockers）生产的便装，特别是为周末休闲推出的卡其布宽松裤在全球大获成功。与其他同行一样，多克尔也毫不例外地借助军装发展男装的时尚趋势，它以作战服为蓝本，推出了多款休闲裤，并在大腿处设计了好几个大口袋。这些口袋在通信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显得非常实用，可以随身装下包括手机和商务通在内的各种电子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