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衣的出现和发展比较彻底地终止了服装的阶级性。高级时装就此沦落到靠发布流行趋势和发放销售许可而苟延残喘的地步。

1969年在纽约州礼拜堂举行的伍德斯托克音乐与艺术狂欢节聚集了约四十万之众的摇滚乐迷，主要是些年轻人，他们呼唤和平，反对消费型社会。为了标新立异，他们有意穿上一些与流行时尚截然相反的奇装异服，诸如祖父时代的衬衣、平纹或印花的裙子、扎染面料的花衣服，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种服饰和首饰。狂欢节进入高潮时，玩得兴起的姑娘们索性把胸罩脱下来扔到了水里。这一举动后来令内衣制造商们大为光火，他们将这种“丑恶行径”视作女人对他们的背叛，因为他们曾为女人们提供了如此有力的“支撑”，而这些女人却不可救药地甘愿与落后为伍。在商人们看来，女性没有胸罩是一个国家经济欠发达的表现。

一面是平和的抗议与抵制，一面是动荡的繁荣与发展。似乎一夜之间，装饰业陡然兴起，巨大的塑料广告牌放射着华丽的光芒，开始出现在触目可及的商店楼宇。赶顺了点的印刷业嫌酸性颜料不过瘾，开始大肆使用一种掺了鸦片的颜料。精神分析法日益盛行，帮助人们恢复如灰色颜料般的平静。知识分子们则如好斗的公牛，看哪儿都是红色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依然低下，女权主义者们又开始上街游行。成衣制造商开始关注服装设计师并考虑与他们合作。曾经继多人之后再次预言高级时装走向衰亡的退役模特艾曼纽尔·卡恩（Emmanuelle Khanh），与另一位退役模特克里斯蒂安·百利（Christiane Bailly）联手开始了独立于高级定制的成衣设计并成为这一行的先驱。她们通过简化线条、减少结构，从男装、工作服、制服等服装中汲取灵感，创造了更为合理、更便于工业化生产的成衣时尚。此外，一位改行的女时尚记者米歇尔·罗谢（Michele Rosier）则创立了自己的成衣运动装品牌“V de V”（意为度假服装）。随后，索尼娅·里基尔（Sonia Rykiel）、蒂埃里·穆勒（Thierry Mugler）、杰奎琳·雅各布森（Jacqueline Jacobson）＋爱丽·雅各布森（Elie Jacobson）同性组合（Dorothee Bis，多罗蒂·比斯品牌）、尚达尔·汤马斯（Chantal Thomass）、克劳德·蒙塔纳（Claude Montana）、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高田贤三（Kenzo）、丹尼尔·爱特（Daniel Hechter）等一大批如今已功成名就的流行趋势设计师均先后开始了他们的成衣设计生涯。其中，爱特于1963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成衣公司，其指导思想与业内的同行兄弟姐妹不谋而合，那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穿得起流行成衣。他曾说过：“时尚并非艺术。它可以有艺术性，但绝不是艺术。我只是一名成衣设计师。我尊重香奈儿、布瓦莱，或者里维斯（Levi’s）这样的高级定制设计师。但你要真有本事，你就让十亿人都穿上你设计的衣服，那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事。”

服装设计师的发端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早是因为一部分大型百货商店希望为顾客提供服装搭配服务，并为此雇用了一些“有品位”的妇女。当时，这一新职业的从业者们全凭个人经验去为顾客配色、组合、混搭，以达到和谐、美观、富于魅力的效果。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摆脱受制于高级定制设计师的被动局面，成衣制造商们成立了一个时尚协调委员会，以统一协商和确定来年的流行趋势。到后来，更加务实的新一代制造商们与服装设计师们联手合作，彻底改变了女装的社会特征，把成衣普及到了千家万户。一时间，成衣备受妇女大众青睐，出门必穿。有人评论道：“成衣的出现和发展比较彻底地终止了服装的阶级性。高级时装就此沦落到靠发布流行趋势和发放销售许可而苟延残喘的地步。”高级定制设计师们岂肯善罢甘休，为了保住昔日的辉煌，他们重新掀起了一场时尚自由化的热潮，并拿出一部分二线品牌生产成衣，以求在成衣热中分得一杯羹，这些品牌包括“考莱哲未来时装（Courrege Couture Future）”、“苔德·拉比杜斯高级时装店”（Ted Lapidus Haute Boutique）、“安卡罗平行线”（Ungaro Parallele）、“芮奇小姐”（Miss Ricci）、“朗万2”（Lanvin 2）、“纪梵希新时装店”（Givenchy Nouvelle Boutique）等。利润丰厚的男装也是他们绝不肯放过的，领带和西装可以让营业额直线上升，连伊夫·圣洛朗也禁不住赚钱容易的诱惑而在圣·叙尔比斯广场（Place Saint Sulpice）开了一家男装店。而此前他从未掩饰过对男装的敌意：“要是一个高级定制设计师开始给男人设计衣服，他的设计里肯定会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管他呢，此一时彼一时，能赚钱是真的……(www.daowen.com)

男装开始渐成气候，这让正直纯洁的服装设计师们多少感到有些难受。但丹尼尔·爱特、皮尔·达尔比（Pierre d’Alby）和施瑞贝尔＋霍灵顿（Schreiber and Hollington）同性组合等几个设计师却根本无所谓：有钱不赚，傻瓜笨蛋！施-霍这对四十多岁、胡子拉碴、蛮横无理、玩世不恭的“夫妇”也开始玩起了男装，只是他们设计出来的作品甭管让谁穿上都像个酒桶。不仅女装阵营出现了“叛徒”，男装定制设计师队伍里也分裂出一小撮女装高级定制的玩票者：费路士（Feruch）、斯玛尔多（Smalto）、雷诺玛兄弟和“五人小组”（Groupe Des Cinq）。更有甚者，他们还动用芭铎、奥斯特（Auster）、麦耶（Meyer）、米斯理（Missri）、德·卢卡斯（de Lucas）、爱娃兹琳（Evzline）等名模开起了高级时装发布会。这些终日只知与针头线脑为伍的手工艺人总幻想着能领导高雅时尚的新潮流，只可惜那年头的男西装全是清一色的灰加黑——色彩稍微鲜艳一点就可能被当作同性恋。那时候，男人的性解放还没有提上日程，在男人的价值观里，是没有审美这个概念的。所有男人都担心，如果过于注重自己的形象，就不像个男人了。

整个六十年代，男人们始终处于这种彷徨、踌躇和思想斗争之中。当时有一款仿古香水十分畅销，代表了男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怀恋；而对经济繁荣的期待又真切地表现了他们忘记过去、面向未来、追求消费的渴望。这十年本应是物质供应渐趋丰富的十年，但由石油危机引发的不景气却让经济发展陷于停滞，时尚之花也逐渐枯萎，本应大放异彩的流行服饰却被经济危机夺去了光芒，人们只能在购买不过时的服装或购买二手衣服之间做出选择。当然，也有些人对毛衫情有独钟，特别是手工编织或仿手工编织的毛衫，因为工艺性强而格外流行。像“毛衫王后”索尼娅·里杰尔以及多罗蒂同性组合推出的纯羊毛作品都是既美观又实用，穿着舒适、容易搭配的上等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