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便是中国早期审美设计思想之一的“天人合一”思想，汉儒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更严格地说，“天人合一”四字是北宋的张载在《正蒙·乾称》中最早使用的。但作为一种审美观念，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天人合一”中的“天”并非指神灵主宰，而是“自然”的代表。中国人自古认为宇宙是无限的，但他们崇尚自然投身于自然，并不站在自然的对立面与之抗衡，认为人同世间万物一样是宇宙的一部分，是从大自然中产生出来的。其核心是指：整个天地自然是包含人类自身在内的，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不断流动充溢着勃勃生机，故应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规律是一切人事的原则，是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在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中，“道”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它贯通和统摄天、地、人三大系统，整个宇宙的演化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先哲们以一种“统观”“会通”的方式来把握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提出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造物观产生了中国古代独特的设计思想、造物观，从综合的、整体的观点去看待工艺品的设计，其核心就是把人所创造的各种工艺品看作是整个自然这个大系统的产物。

这种系统论的 “天人合一”的造物思想、造物观在《考工记》中充分表现了出来，顺应天时、适应地气、材料上佳、工艺精巧这四项可以说是造物必须遵守的规则，这样才能制造出精良的器物。不顺应天时，不适应地气，只具备后两者是制造不出良品的，在器物制作时，也必须按其特点和要求选择最佳的时节动工，精良之作才有可能产生。“天人合一”的审美思想在《考工记》中的设计理论上也有最初表述。自然方面的客观因素指的是“天时”“地气”，主体方面的主观因素则是“材美”“工巧”。 人与自然的沟通融合正是《考工记》的主张，认为自然规律制约或决定工艺制品的优劣，工艺制作要符合自然生态规律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初衷。中国的能工巧匠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工艺品的生产是自然界这个大系统各方面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人的孤立的行为。

《考工记》在具体叙述各种工艺规范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天人合一”的设计思想。在《考工记》“辑人为皋陶”节有：“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冒”即蒙。“启蛰”即惊蛰。因为惊蛰时阳气上升，大地回春，阴气下降，这个时节蒙出的鼓特别响。再如，《弓人》篇中：“凡为弓，冬析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灂。”“液”即治。“奠”即定。“冰析灂”，是说冰雪天气极寒冷时张弛弓体，分析弓漆。这是因为：“寒奠体则张不流，冰析灂则审环，春被弦则一年之事。”“流”即变移。“审环”，大意是审察其漆痕是否形成环形。因而 “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其时”，是说器物制造要顺应天时、因时顺势，不能与之相悖。(www.daowen.com)

“辩方正位”“择中而立”“五方为体”的都城礼制布局在《考工记》中被清晰地勾勒出来了。这种对城市的设计和规划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集中反映，是“象天法地”所要求的和天上王国取得对应的象征。这种象征的上下对应显然是高于人间地面规划的整体性之上的一种非常玄奥的整体意境，这是“天人合一”在科学理念之外的一种天地对应的神话。这既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也是现代工艺制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因时顺势的“天人合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