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国内外文献中很少见有大江河演变中有关“口袋型”大崩窝研究的报导，对这一特定形态的崩窝的突发性和危害性也未引起更多关注。长江中下游关于“口袋型”崩窝研究的学者应首推南京市水利局陈引川等人。他们在调查南京、扬中两河段发生“口袋型” 崩窝的基础上，根据有限的观测资料，于1985年提出了这类崩窝的形成条件[8]。以后，长江科学院余文畴等人根据1984年嘶马弯道大崩窝的实测资料，分析了该类崩窝形成的过程和条件[9]。1993年7月镇扬河段六圩弯道扬州港发生大崩窝，江苏省扬州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在崩窝内进行了14条垂线的流速场观测，省水利勘测设计院苏长城据此进行了窝内水流结构的分析研究[10]。2003年，余文畴在总结嘶马弯道整治经验时，对“口袋型”崩窝形成机理作了进一步探讨[11]。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镇江市水利局赵启承等针对西还原等处发生的大崩窝，采取了沉梢坝封口的工程措施，为“口袋型”崩窝治理提供了经验[12]。本书作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长江中下游河道“口袋型”崩窝的形成条件。

如上所述，长江中下游河道“口袋型”崩窝尺度很大。从表5-10可以看出，除燕子矶“口袋型”崩窝外，其崩窝的长度都在200m以上，较多的崩窝长为250～400m，最大的潜洲崩窝长达680m，这与河道平面变形中岸线平行后退时形成的一个个崩窝（在岸线平面形态中表现为“锯齿型”） 是不同的，后者在强崩的情况下，其崩长也只有100余m，比“口袋型” 崩窝要小得多。而且，“口袋型”崩窝崩进的宽度与崩长相比基本处于同等的尺度，有的甚至等于和大于崩长，如潜洲、高家圩、燕子矶、嘶马等处的崩窝；而岸线后退中发生的崩窝，其崩退的宽度一般为崩长的二分之一，即仅为几十米。这样，其崩窝的面积，前者为后者的几倍至十几倍，甚至数十倍。还有，“口袋型” 崩窝的突发性和发展迅猛，也是后者不能比拟的。因此，这种尺度很大、形态特异、坍失面积和土体量庞大以及发展速度之快的“口袋型”崩窝与平面变形中的锯齿形崩窝的形成条件应是决然不同的，不能用近岸坡脚河床冲深，岸坡变陡，土体失去稳定而产生崩坍的原因来解释。下面，我们从河道水流的动力作用、河床形态、河岸抗冲条件以及局部地形、构造物影响等方面来探讨“口袋型”崩窝的成因。

（1）水流动力作用。

如前所述，形成“口袋型”崩窝内的回流，一是不同于锯齿形崩岸下突嘴形成的回流，二是不同于单纯丁坝上下游的回流，三是不同于一般情况下的空腔回流。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回流呢？这种回流是近岸河床遭受极大冲刷，深槽近岸，水深大，流速大，水流的能量在近岸高度集聚，动量对于岸的横向梯度极大的情况下孕育的。有关研究表明［74］，在大尺度涡漩拟序结构中，大尺度涡的形成是该区域内低速和高速流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河道深槽部位水流能量高度集聚，动量对岸横向梯度极大，不仅为该区域大尺度涡漩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它形成后高速旋转提供了能量。一旦河岸被突破（即表现为岸坡受水流冲刷时较深部位等高线的楔入），原被边界约束的水流就开始以强烈旋转的漩涡掏刷河岸，以极大的速度（甚至是造成灾害的速度）侵蚀河岸，水流中的能量通过强有力的回流剧烈冲刷河岸急速带走泥沙而做功。大尺度涡漩迅速成为竖轴回流，这种回流是主流中具有一股水流进入崩窝直接提供回流能量，使崩窝急速拓展，而不是由分界面水流掺混提供回流的能源。

（2）河床形态。

这是与形成上述近岸水流直接有关的因素。在河道弯曲岸段，边滩十分发育，形成偏V 形断面，近岸深槽较深、流速集中；同时由于平面形态弯曲，尤其是急弯段，水流交角大，贴流长度长，是“口袋型”崩窝可能易发生的岸段。另外，河道虽然不是很弯曲，但河宽较窄，凸岸河漫滩十分发育，断面呈U 型，整个断面水流集中，单宽流量大，这不仅在凹岸，在凸岸部位也都有可能易发生“口袋型”崩窝。还有，在分汊河段尾部汇流区的下段，受各汊分流比的影响而使交汇水流经渗混后水流流向发生变化，从而改变水流对河岸的顶冲角度，造成对近岸流速场的影响。当水流顶冲角较大时，易使一股水流进入河岸而有可能形成“口袋型”崩窝。(www.daowen.com)

（3）河岸抗冲条件。

在“口袋型”崩窝发展过程中，边界条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边界抗冲能力非常强，或受护岸工程强有力的保护时，水流没有“突破口”，这类崩窝就不能发生。当河岸土质为二元结构且具有一定的抗冲性时，也将制约着“口袋型”崩窝的发展尺度和速度；当河岸土质抗冲性较弱时，“口袋型”崩窝就有可能得到充分发育，其平面形态尺度会较大，且发展较快。如南京河段潜洲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堆积形成的，由于江心洲抗冲性极弱，在左岸浦口强有力的护岸工程控制和潜洲左泓分流比逐年增大情况下，潜洲近岸不断受到冲刷，单宽流量不断增大，遂于1969年产生“口袋型”崩窝，至1973年又发展为长680m、宽680m罕见的大窝崩。

（4）局部地形、构造物影响。

有关研究表明［74］，大尺度涡体由平均流动产生，其形成与边界条件有关。在近岸横向流速梯度很大、近岸深槽水流能量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在水流内部孕育着大尺度涡漩的拟序结构。这种涡的尺度，其直径可与水深相比较，因此在水深流急部位，横向涡体直径约为数十米。在近岸河床具有对水流扰动的河床地形小的突起或凹入、近岸建筑物局部突出、抛石工程铺护不均匀并有薄弱部位以及护岸工程的空白段等边界条件，都有可能成为大尺度漩涡形成的诱发因素。一旦在边界形成横向涡对岸产生冲刷之后，便以其尺度大、涡量大的涡漩向河岸内部发展，然后随着“口袋型”崩窝的冲刷拓展，大尺度涡漩逐渐成为一束水流进入窝内形成时空有序的竖轴回流结构。

综上所述，长江中下游河道如遇到较大径流量的水文年，流量大和持续时间长往往将造成近岸流速的增大和近岸深槽的冲深；河道弯曲段特别是急弯段、束窄段和分汊河道的节点汇流段，在平面上将形成水流对于岸具有较大的顶冲角度，在断面上形成偏V 型或窄深的U 型形态；在河岸二元结构的上层河漫滩相形成年代不远、黏性土层较薄时将构成易冲的河岸条件；在河岸布设有不当构造物，特别是已建护岸工程防护标准低，存在薄弱部位或留有空挡的部位，都易诱发河岸的局部横向掏刷，都是大尺度涡漩产生的条件，都有可能造成河岸的“口袋型”崩窝。在长江中下游已建护岸工程的岸段，有时往往因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防护，对其防护的工程数量不足和防护不均匀的情况掌握不是很清楚，容易造成一些麻痹思想，对在新的水文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崩岸险情，特别是可能发生“口袋型”崩窝的恶性崩坍估计不足。因此，需要不断地推动对长江中下游河道崩岸防治和崩岸风险性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