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铮　蔡欣

宋王朝建立以来，由于连年战乱及气候变化，北方传统丝绸产区的丝绸生产规模日渐萎缩，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丝绸生产重心地位则日益凸显，特别到了南宋时期，该地区已一跃成为最重要的丝绸产区。辽宋时期的蚕桑丝织技术沿着隋唐时期形成的新体系方向逐步完善，丝绸品种十分丰富，表现在图案上，两宋的丝绸图案以写实性较强的花鸟纹为主，清淡自然，端正庄重，而辽代的丝绸图案则出现了大量具有北方特色的纹样，体现出明显的南北异风特色。同时，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来往也使当时很多丝绸图案显示出契丹草原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互相融合的特点，特别是辽代的丝绸图案，因为受宋代文化的影响逐渐走向成熟。

一、辽宋丝绸出土分布

（一）宋代丝绸文物出土分布

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丝绸文物的出土并不算丰富。北宋时期的丝绸文物主要发现于一些佛塔的塔基或地宫，较为重要的共有五处：一是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二是浙江瑞安慧光塔塔身，三是江苏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塔身，四是江苏苏州瑞光塔塔心窖穴，五是近年来发掘的江苏南京长干寺北宋地宫。而在葬墓中发现大量丝织品只有1973年发掘的湖南衡阳何家皂山北宋墓一处。相较之下，南宋丝绸文物的发现较为理想，江南地区的不少南宋墓葬中均出土了较为丰富的丝绸文物，如江苏武进村前南宋墓、江苏镇江金周瑀墓、浙江兰溪南宋潘慈明夫妻合葬墓、浙江武义徐谓礼墓、浙江余姚史嵩之墓、浙江黄岩赵伯沄墓、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福建福州黄昇墓和福建福州茶园山宋墓等，特别是后四座墓葬，均有大量丝绸集中出土，这些丝绸成为南宋丝绸图案设计的重要代表。

1．江苏南京长干寺北宋地宫

2007年初，南京市博物馆在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外雨花路东侧秦淮河畔长干里对明代皇家寺院大报恩寺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的长干寺真身塔地宫重要遗迹，并从地宫中发掘出近百幅种类繁多的北宋丝绸文物。这批北宋早期的文物在6.75米深的地下和密封程度极好的铁函中安放千年，保存完好，以平纹地暗花织物为主，此类织物的织造大多使用多综多蹑机，图案简洁，纹样循环小。而另一类斜纹地暗花织物则很可能使用束综提花机织造，纹样循环更大，造型也更为多变。

2．湖南衡阳何家皂山北宋墓

1973年，在湖南省衡阳县金星公社福兴大队何家皂山发现一座北宋墓，墓主为一男性。墓中出土大量丝麻织物。经整理共有大小衣物及服饰残片200余件（块），种类有袍、袄、衣、裙、鞋、帽、被子等，品种有绫、罗、绢、纱等几类。暗花绫织物是其中重要的一类。织物图案多以连钱纹、方格纹、菱形纹及圆形小点花纹等小几何图案为主，除菱形纹、方格小点花纹等小型纹样外，还有狮子滚绣球藤花纹、缠枝花果童子纹、仙鹤藤花纹、缠枝牡丹莲蓬童子纹等中大型纹样。

3．福建福州黄昇墓

1975年10月，福建省博物馆在福州市北郊浮仓山发掘了黄昇墓，墓中出土了大量南宋时期的丝织品。按照墓志中的记载，墓主人黄昇，为卒于南宋淳祐三年（1243）的官吏之妻，享年才17岁。夫家祖父，即宋太祖赵匡胤的第九世孙赵师恕厚葬了这位英年早逝的孙媳妇。该墓出土的各类服饰及丝绸质量上乘，数量众多，共计354件，其中服饰200余件，各种织物150余件。品种繁多，几乎囊括了绫、罗、绸等当时高档织物的品类。衣物款式也很齐全，除了袍、衣、背心、裤、裙、抹胸、围兜等外，还包括香囊、荷包、卫生带、裹脚带等物品。

4．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

1988年9月，江西省德安县博物馆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德安县郊桃源山发掘了周氏墓，墓中出土了一批南宋时期的丝织品。对于丝绸图案史研究而言，这是继福建福州黄昇墓之后又一座有代表性的南宋墓葬。据墓志记载，墓主人周氏为南宋时期新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通判吴畴之妻，其父也是南宋的地方官员，卒于咸淳十年（1274）。墓中出土随葬物品408件，其中有包括袍、裙、裤、鞋、袜等在内的丝绸服饰80余件，丝绸残片和丝线等200余件。这些文物大多保存完好，品种包括罗、绮、绫、绢、纱、绉纱等，其中又以罗织物居多，反映了当时“薄罗衫子薄罗裙”的服饰风尚。织物除平素外，纹样大多以山茶、梅花、牡丹、芙蓉等折枝花卉为主。工艺以提花为主，另有少量为印花和彩绘。

5．福建福州茶园山宋墓

1986年，考古人员在福建省福州市北郊茶园山发掘了一座保存完整的南宋墓葬，墓主人的尸身保存完好，其绝对纪年为南宋端平二年（1235）。该墓与黄昇墓的位置及年代均十分接近，出土珍贵丝织品400多件，其中很多丝绸品种和图案类型也与黄昇墓基本相同，但数量更大。

6．江苏镇江金周瑀墓

1975年7月，考古人员在江苏省镇江地区金坛县（现金坛市）茅麓公社向阳大队，发现了一座南宋早期墓葬，墓主人为太学士周瑀。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服饰和丝织品，计衫16件、丝绵袄2件、抹胸1件、裳2件、蔽膝1件、裤7件、袜裤1件、履1双、褡裢1件。从织物种类来看，有素纱、提花纱、素罗、花罗、绮、绫等，以纱罗织物居多。其中纱、罗、绮有不少的图案变化，但多为矩形点、菱形、方格等几何形图案，其余多为花卉图案，包括单枝星菊、单朵梅花等折枝花卉，也有缠枝牡丹、山茶、桃花、天竺等中大型花卉图案。

7．浙江黄岩赵伯沄墓

该墓发掘于2016年5月，墓主人赵伯沄为宋太祖七世孙，生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卒于嘉定九年（1216）。墓葬保存完好，墓中出土的丝绸文物服饰形制丰富，涵盖了衣、裤、袜、鞋、靴、饰品等形制。其中衣的形制最为多样，有圆领衫、对襟衫、交领衫、抹胸等；裤亦有合裆裤、开裆裤、胫衣、裙裤等；饰品有帽、腰带、随葬玉器上的丝质编织带等。同时，织物品种齐备，包括绢、罗、纱、縠、绫、绵绸、刺绣等品种。

（二）辽代丝绸文物出土分布

辽是契丹人建立的国家，其中心位置位于今内蒙古和辽宁一带，因此，辽代丝绸文物的出土地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1992年清理的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丝绸文物达100余件。内蒙古兴安盟代钦塔拉辽墓中也有重要发现，其中雁衔绶带锦袍及团窠莲瓣童子锦袍与耶律羽之墓所出织物完全一样，由此可以断定其墓葬年代及墓主人的身份也与耶律羽之非常接近。辽代中晚期的丝绸也有不少出土，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代庆州白塔塔顶发现的丝绸文物，其保存状况极佳，色彩鲜艳，图案设计精美。

1．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

此墓位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于1992年被盗，随后由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进行清理。墓主人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堂弟耶律羽之，曾任东丹国的右次相，生前地位显赫，死于辽太宗会同四年（941），葬于次年。该墓出土了大量的丝绸文物，包括锦、绢、绮、绫、纱、罗、织金锦等各个品种，采用织造、印染、刺绣、描绘等工艺制作。此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丝织品种类有三：一是缎纹纬锦。即采用五枚缎作为基本组织，以纬二重的方法使纬线表里换层而显花。这种缎纹纬锦虽在敦煌、辽国驸马赠卫国王墓中均有过发现，但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二是妆花技术。唐代基本未见妆花织物，宋代的妆花也十分少见。此墓中出土的团窠花卉对凤织金锦一方面以缎纹纬锦为地，另一方面在织金处采用通经断纬的挖梭方法，使金线只用于局部范围，这就是妆花技术，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三是织成的设计和织造方法。所谓织成就是将织物的图案按服装的要求进行设计和织造，此墓出土的花树狮鸟织成紫绫袍就是一例，其图案由上到下只有一个图案循环，中间为海石榴花树，树上有山鹧鸪鸟数只，树下为一对狮子，显然，这一图案设计与袍服的款式完全配套，织造时也专门按其式样织造。

2．内蒙古兴安盟代钦塔拉辽墓

代钦塔拉辽墓群位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苏木西北2.5千米处的山峰南坡，共有9座墓葬，于1991年被盗，后兴安盟文物站和科右中旗文管所派人清理了墓葬。其中M 3为男女合葬墓，墓主人身穿大量丝绸服饰，极显奢华，另有6包保存基本完整的丝绸服饰置于棺床左下角的地板上，品种包括绢、锦、缂丝、罗、绮、绫等，其中罗、绮、绫等织物图案以圆点、小菱格等小型纹样为主，而锦、缂丝等织物的图案则比较繁复，以龟背重莲童子雁雀纹等遍地花卉图案为主。

3．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代庆州白塔

辽代中晚期出土的丝绸文物以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塔顶发现的丝织品最为重要。白塔建成于辽圣宗重熙十八年（1149），这些出土的丝绸文物属于皇室供奉给白塔的供品，等级很高，它们的保存情况极佳，色彩至今还非常鲜艳。这些丝绸虽然种类不多，大多为罗绫之属，但非常有特色。一是其中的刺绣极为精美，一起出土的几件巾帕类刺绣，两件绣有龙纹和山云之属，另两件绣有树纹花卉蜂蝶等图案，还有一件是红罗地联珠人物纹绣。二是有不少夹缬作品，包括棕地云雁夹缬绢、莲花夹缬罗、萱草夹缬罗、红地松树夹缬罗等，这是辽代夹缬的集中发现，十分珍贵。

二、辽宋时期丝绸图案的题材、色彩及其构成形式

（一）辽宋时期丝绸图案的题材

在课题进行过程中，我们进行了认真调研，查阅了大量的辽宋丝绸资料，这个时期的丝绸图案题材多样，而且形式优美，色彩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尽管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图案之间会有所不同，但其主题纹样的演变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当时流行的丝绸图案题材大致分成以下几类：（1）几何纹样；（2）植物纹样；（3）动物纹样；（4）其他纹样。每个大类里又包含很多类型，呈现出丰富而又独特的变化，加上各民族之间的影响以及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创新，使得辽宋时期的丝绸图案既继承了前代图案的精华，又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最终形成多姿多彩、具有鲜明时代性的图案特征。

1．几何纹样

几何纹样是历史最悠久的一种丝绸纹样，并且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辽宋时期是几何纹样大发展时期，几何纹样种类十分多样，仅宋代《营造法式》中记载的就有水纹、龟背、柿蒂、琐子、方格眼、球纹格眼和“卍”字曲水等几十种几何纹样。

与唐代的几何纹样相比，宋代的几何纹样更加端正庄重，而且种类丰富多彩，形式变化万千。由于受到丝织技术的影响，当时丝绸中的几何纹样主要为规则形，大致可以分为菱形、条纹和综合构成三种基本类型，出现了“卍”字、双胜、龟背、锁子、盘绦、瑞花、棋格、柿蒂、回纹、如意等程序化的几何纹样，同时这些几何纹样也常作为花鸟纹样的衬地出现。

宋代的几何纹样具有很强的吉祥寓意，如锁子纹，仿古代锁子甲的形状，有连绵不断之意；龟背纹，用来象征长寿；“卍”字纹，即“卍”字曲水，表示连绵不断；盘绦纹，有相倚衔接之意。此外，还有一些模仿其他实物形态的几何纹样，如棋格纹，因模仿棋子的盘格而得名；簟纹，即模仿编织物的各种纹理；水波纹则是模仿水波的形态；方形纹，即方形相连或相套。辽代的几何纹样应用也很丰富，并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最具典型性的当属球路纹、盘绦纹和“卍”字纹等。

（1）球路纹

在辽宋时期的史料中有多种与球或绦相关的丝绸图案名称，如“球路锦”“真红雪花球路锦”“盘球晕锦”“盘球细雁晕锦”和“细球之锦”等。球路纹，又称毬路纹，是一种以圆相套或相接连续展开的几何纹。因我国古代最早的球是用动物毛纠结而成，所以圆形似球者曰毬。其中，只构一单独圆形的称为盘球纹；球路纹所交圆有六圆者，称为簇六毬纹；中间饰花者，称为填华毬纹；饰如雪花者，则称为簇六雪华，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辽代球路飞鹤纹锦就是六圆相交的簇六球路纹。此外，还有一种球路纹以一个大圆环为纹样中心，组成主题纹样，上下左右和四角配以若干小圆环，圆圆相套相连，向四周循环发展，组成四方连续纹样，在大、小圆中间配以鸟兽或几何纹。这种纹样风格由唐代联珠和团花纹样发展而来，使用这种纹样的织锦即为球路锦，实物如新疆阿拉尔北宋墓出土的球路双鸟纹锦（即灵鹫纹锦）袍。锦袍纹样在大圆中饰以两只相背展翅的鸟，间饰花树，圆环上和鸟翅、鸟尾上用连钱纹、连珠纹、柿蒂纹、龟背纹进行巧妙装饰，球纹之间隙用四个鸟纹小团花相连。纹样生动灵巧，织工精细，整体效果十分和谐。

（2）盘绦纹

盘绦纹则是以绦带和结为纹样的图案，因连绵不断，变化万千，故有吉祥之意。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盘球纹绫，图案为由盘绦卷绕而成的大球，大球之间再以绦带盘绕连接，另一件盘绦纹绫裤上的图案循环亦非常大。

（3）“卍”字纹

“卍”字是古代的一种吉祥符号，在古希腊、波斯、印度等国均有应用。辽宋时期丝绸文物中的“卍”字纹应用极多，有单独的，也有由多个“卍”字组成的连续纹样。后者被称为“卍”字曲水或“卍”字不到头，表示连绵不断、万事如意、永无尽头的吉祥意义。此外，“卍”字纹也常与方胜、米字、钱纹、梅花、树叶、折枝花等一起出现，形成直线与曲线、线与面多种元素的对比，繁而不乱，充满生机。(www.daowen.com)

2．植物纹样

辽宋时期人们对植物种类的发现和认识远超过唐代，唐代李绩、苏敬等编著的《新修本草》中记载药用植物600种，而宋代唐慎微所著的《证类本草》中记载的药用植物已达 1122 种，由此可见当时记载的植物类型已比较齐全。此外，辽宋时期的花卉品种大大超过前代，据称达到360余种。人工栽培花卉的技术更是大为发展，不仅文人士大夫们，连普通百姓也把养花、赏花作为时尚，这为丝绸纹样中植物纹样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从文献记载的名字来看，就有牡丹、莲花、宜男、葵花、竹、芙蓉、樱桃、瑞草等。

而就实物所见，辽宋时期的植物纹样以各种写实花卉为主，即所谓“生色花”。与唐代花卉纹样的雍容华贵相比，当时的花卉纹样相对不太程式化，枝叶穿插自然生动，花瓣虽有简化归纳，但仍保持不同花种的特点。从福建福州黄昇墓和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的丝绸文物来看，其花卉纹样的种类非常丰富，除了唐代流行的牡丹、茶花、荷花外，还出现了梅、兰、竹、菊等符合文人审美的“君子”花卉，如黄昇墓中出土的松竹梅纹缎。由于很多花卉纹样富有吉祥寓意，因此更广为流行，成为明清吉祥纹样的源头，而牡丹、芙蓉、山茶、月季、海棠、梅花等是这一时期花卉纹样的主流。

契丹民族生活本以游牧、渔猎为主，居无定所，受到汉族农耕生活方式的影响，才逐渐开始定居，并在庭园里栽种各种花卉。辽代统治者对适宜在北方栽种的牡丹情有独钟，不仅在皇家园林中大量种植牡丹，还将其赏赐给臣下。因此在辽代丝绸图案中，也可常见牡丹、菊花、莲花、石榴花、葵花、芙蓉、梅花等花卉纹样。

此外，受到宋代花鸟画勃兴的影响，丝绸中花卉与鸟蝶瑞禽的结合也随处可见，而且这些花卉与鸟类的配合也大多有一定的含义，如“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因此，见诸记载的丝绸名品中有百花孔雀、穿花凤、云雁及瑞草云鹤等题材，在传世的宋代缂丝中则有缂丝紫鸾鹊谱等。

3．动物纹样

动物纹样在隋唐之前极为盛行，广泛应用于各类器物的装饰之中。秦汉时期谶纬神学和福瑞之说的流行，使得当时的动物纹样具有较浓郁的神仙色彩。宋辽时期的动物纹样大量沿用了秦汉、隋唐时期的龙凤、麒麟、狮、虎等动物形象，但仍展现出了独特的时代特点。

龙纹很早就出现在中国丝绸的图案中，经五代至宋，龙纹造型进一步规范，并更趋于华美。同时作为封建皇权的化身和御用纹样，龙纹作为丝绸图案的规定越来越严格，据南宋洪迈《容斋五笔》记载：“（北宋）崇宁间，中使持御劄至成都，令转运司织戏龙罗二千，绣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军国之用，敢不奉诏。戏龙罗唯供御服，日衣一匹，岁不过三百有奇，今乃数倍，无益也。’诏奖其言，为减四之三。”可见戏龙罗是专供皇帝御服所用的。辽宋时期的织物，如长干寺地宫出土印金千秋万岁团龙中的龙纹，其形体已演变为粗体细尾的蛇蟒形，至尾部逐渐变细，脖子部分也较细，在造型上表现出一种威严的神态。

凤是传说中的神鸟，在古代是祥瑞的象征。秦汉时凤作为四灵之一，其形象得到大量的应用。这个时期凤的造型模仿自然界中的禽鸟而趋于写实，冠羽和孔雀类似，腿细长如鹤足，羽毛鳞状开始出现，双翼多张开，姿态生动奔放、秀丽灵活。此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各项规章制度逐步完善，凤凰图案也由早期对祖先的图腾崇拜逐渐成为后妃的象征，其造型经过长期的发展到辽宋时期也基本定型，《宋书·符瑞志》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称它“蛇头燕颔，龟背鳖腹，鹤颈鸡喙，鸿前鱼尾，青首骈翼，鹭立而鸳鸯思”。而目前所见的辽宋凤纹，其喙如鹰，头戴冠，颈羽修长，尾如花卉，与今天所见的凤凰纹相差不大。同时，凤纹由于具有美好吉祥的寓意，也深受辽宋时期民间妇女的喜爱。辽宋时期，凤纹逐渐世俗化，而且受花鸟画影响，多与花卉纹相配为饰，如凤穿牡丹纹，并渐渐地成为程序化的表现方式。

而在辽宋时期丝绸动物图案中最流行、最具北方特色的就是“春水秋山” 纹样。“春水纹”是指鹘（海东青）捉鹅（天鹅）的图案，“秋山纹”是指山林虎鹿题材的图案。前者与辽史中记载的辽代皇帝“春捺钵”进行狩猎活动情景相吻合，后者与辽史记载“秋捺钵”活动相一致。辽墓所出的很多动物图案都可以归入此类，如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刺绣鹰逐奔鹿、刺绣山林双鹿等，这类内容的丝绸图案充满了淳朴的山林野趣和浓郁的北国情调，极具草原游牧民族特色，虽内容大体一致，但每件的具体形式却绝无重复，达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艺术境界。

4．其他纹样

除了上述这些纹样外，云纹、水波纹、菱格纹、仙道纹、婴戏纹等也是辽宋时期常见的丝绸纹样。

仙道纹样是其中较为特别的一种。与唐代对佛教的狂热不同，宋代在崇佛方面有所节制，宋真宗以后道教高于佛教，宋徽宗更是将道教作为国教来尊崇，所以天下道法大兴。而道教在辽代虽然不如佛教兴盛，但也深受契丹统治者的崇奉。在统治者的崇奉下，道教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影响很大。在当时流行的各种说唱、戏曲等文艺活动中，道教神仙故事都是重要内容。这些反映到丝绸图案中，不仅具有仙风道骨的道家神仙大受人们欢迎，连他们的骑乘仙鹿、仙鹤、神龟等也成为人们喜爱的、象征长寿吉祥的动物。因此丝绸上常见穿道教服饰的仙人和道童，与鹤、鹿、龟等元素组合在一起，画面中也往往有流云、山峦、流水、花树等元素，营造出神话中道家修炼的仙境。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绫地泥金填彩团窠蔓草仕女，其主题为一持花仕女，带有花冠，可能就是一位女道士，或与道教相关，正和宋代史料中的“仙纹”相对应。

而在仙道纹样中，仙人骑凤或仙人跨鹤图案是最为常见的，尤其在辽代丝绸中有大量发现。据汉刘向《列仙传》记载：“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根据这个故事，人们演绎、延伸出了多种形式的仙人骑凤或仙人跨鹤图案，仙人或为体态优雅的女子，或为宽衣博带的道者，在祥云中骑凤鹤飞舞，可见辽代在丝绸艺术上受汉代影响之深。

另一方面，辽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人口较前代下降了很多，因此人们自然寄希望于多生育，增加人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辽宋时期的丝绸图案中出现了大量的婴戏图案，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方胜纹奔兔婴戏牡丹纹绫等。所谓“婴戏”是指描绘儿童游戏及生活场景的一种纹样，画面普遍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充满着童真的情趣和吉祥的意蕴。这种图案的大量出现，不仅反映出人们期盼家业兴旺、种族繁衍的愿望，也表现出为了国家强盛、民族兴旺，期盼多子多孙、人丁兴盛的心情。

（二）辽宋时期丝绸图案的色彩

宋代除了在政治上表现得较为保守外，在思想上也受到“理学”的统治和束缚。“理学” 要求人们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和是非观念，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同时也深深地融入到了整个时代的审美中。宋代丝绸图案的色彩不如唐代鲜艳，其纹样的配色表现得素淡清雅，与写实化的纹样风格相协调，总的色彩倾向于清淡柔和、典雅庄重。其中，单色的提花或印花织物较多地以茶色、褐色、棕色、藕荷色和绿色等间色或复色为基调，配上白色，或淡或重于地色的同色系花纹，极为淡雅恬静。织锦、刺绣、缂丝等多种颜色齐用的丝织物同样一反唐代使用强烈对比色、以色彩面积差异及金银黑白灰的间隔求得色彩统一的配色方法，而改为采用降低地色和主要纹样颜色的对比度和饱和度，使用地色与纹样色之间调和色的调和配色法。纹样色彩柔和明朗，并与纹样形式协调一致，构成了宋代丝绸图案色彩或典雅庄重或恬淡自然的优美意境。

辽代的丝绸文物由于保存情况的关系，多数出土时已褪色。根据检测分析可知，当时常用的色彩有五种，即金色、银色、红色、黑色和白色，这是中国丝绸装饰中传统的五色。

（三）辽宋时期丝绸图案的构成形式

辽宋时期文化繁荣，丝绸图案在题材上也极为丰富，形式有了更加多样的变化。由于当时人们对植物的热爱，植物题材在丝绸图案中应用广泛，表达写实的折枝、缠枝和串枝式构图成为当时尤其是宋代丝绸图案的代表形式。另外，当时描摹绘画的欣赏性刺绣及缂丝纹样的兴起，也使得丝绸纹样形式在布局与组合上更加自由。

通过对这个时期丝绸图案构成形式的分析，可看到其纹样的构成形式与现在平面设计归纳出的设计形式十分一致，如团花式的纹样即现在所谓的单独纹样，也讲求画面的对称和均衡，而集中于袖、领、襟等边饰的纹样即二方连续，等等。单位纹样的构成方法，表现为写生花鸟的写实性、几何纹样的抽象性及自然形象的装饰性。根据现代平面图案的组织形式，辽宋时期丝绸纹样的构成形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单独图案的构成形式

单独图案的构成形式讲究对称与均衡，内容均匀且疏密有致，单位纹样构成后，在织物上按米字构成骨架作规则散点式排列。新疆阿拉尔出土的北宋球路双鸟纹锦袍就是以单位球纹四方连续排列而成，大球纹与小球纹相连，大球纹内是两只灵鹫相背而立，左右对称，小球纹内花纹上下左右对称，变化多端。

2．连续图案的构成形式

连续图案又可分为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二方连续主要用于各种边缘装饰，如服装的领边与袖边等，四方连续则用于大面积平铺，有折枝、缠枝、散点、波纹等不同排列方式。

折枝花连续式是代表宋代审美意识的典型纹样构成形式，其特点是写实生动、恬淡自然。折枝花纹样通常采用牡丹等大朵花卉为主要题材，同时配以梅花等小花及叶、蕾等，秀丽典雅，如福建福州黄昇墓出土的褐色牡丹花罗、褐色牡丹芙蓉花罗等。

缠枝花连续式是一种四方连续的构成形式，结合了唐草纹和折枝花纹，将众多散点排列的写实性单位花卉纹样通过枝叶、藤蔓作曲线的连接、反转，使其相互连接。缠枝花纹样通常自然流畅，动静结合，生动自然，富有韵律感。在缠枝花纹样中，花卉分布均匀，枝条本身处于次要的地位，花叶相连，形成一种遍体开花的效果。

散点连续式是由一个以上不同的单位纹样作散点分布，各单位纹样互不相连，错落有致。由于不同单位纹样大小不同，排列起来具有一定的节奏感。

波纹连续式是将由花卉枝茎组成的波状曲线与每个凹谷处逆向弧线花纹相结合，如福建福州黄昇墓及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的大量衣边就是一种波形的二方连续。这种图案将写生折枝花按照波状韵律线循环连续，由花卉枝茎组成的波状曲线与每个凹谷处逆向弧线花纹相结合，其中的波纹线由折枝花的花朵与花叶巧妙而自然地覆盖，隐蔽地显露出部分枝梗。

3．综合图案的构成形式

辽宋时期丝织工艺的提高和设计意匠的巧思促进了纹样内容和构成的精进，常将多种纹样加以综合构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锦地开光”式样。“锦地”其实是以细锦作地纹，“开光”意同开窗，即在锦地上安置窠形的意思。耶律羽之墓出土的菱地团窠四雁衔花纹锦就采用了“锦地开光”的构图方式，在菱格纹地上装饰有团窠图案，其中团窠最中心为四瓣柿蒂小花，四角各有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雁，团窠的最外圈为一深蓝色的圆环，其中点缀缠枝花卉纹样，组织严密，纹样复杂华丽。

三、辽宋时期丝绸图案的艺术特点

（一）宋代丝绸图案的艺术特点

宋代的丝绸图案在继承了唐代丝绸图案艺术特点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审美，有了创新性的变化，纹样本身增加了更多的写实性，纹样的意义也更多地被赋予特定的情感。如果说唐代的丝绸图案是以艳丽、豪华、丰满为其特色的话，那么宋代的丝绸图案则是以清淡自然与端正庄重为其时代风格，并表现出雅俗共赏的艺术境界。

此外，宋代丝绸图案的构成形式疏密有致，分布均匀，既没有繁密不透的构图形式，也没有过于稀疏和简洁的组织形式，形成了一种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比例。同时，在色彩的装饰上，不论是何种题材的图案，其色彩均保持统一的色调和较低的纯度，即使是具有多彩配色的绘画性的缂丝和刺绣作品，其色彩的对比也不强烈，整体观感十分和谐。

（二）辽代丝绸图案的艺术特点

作为游牧民族，辽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兴盛，得益于汉族的迁移和汉族工匠的俘获。一方面，唐代后期，由于战争原因及河北方面采取的开放政策，处于河北地区的汉人主动或被动流入契丹地区，使得辽代早中期的丝绸图案深受唐代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唐代服饰的图案题材常具政治伦理的内涵，能为封建政治制度服务，因而契丹统治者十分乐于吸收和仿效。从耶律羽之墓出土的花树狮鸟纹织成绫袍来看，其纹样依袍式作整体布局，保持了唐代风格，气势宏大。辽墓出土丝绸中大量的团窠和团花纹样，如独窠牡丹对孔雀纹绫、中窠杂花对凤妆金银锦、黄地团窠四鸟衔花纹锦、菱地团窠四雁衔花纹锦、回纹地团窠卷云双凤绫等显然也是对唐代团窠和宝花纹样的直接继承。但契丹族毕竟是草原民族，在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地表现出自身特点，其艺术风格没有唐代那么细致入微和富丽堂皇，而具有草原民族粗犷豪迈的特色，较为朴素和简化。

到了辽代中晚期，更多的丝绸图案则显示出契丹草原文化与宋代装饰艺术互相融合的艺术特点。随着宋朝廷的岁赐、聘使往来等各种官方形式的经济、文化交流，宋地大量丝绸产品流入契丹，如宋贺辽主、国母生辰的礼品中就有“绵绮透背杂色罗纱、縠绢二千匹，杂采二千匹”。同时，辽宋之间的民间来往也十分频繁，汉文化因素随之不断渗透到契丹，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这也对辽代丝绸图案产生很大影响，使其丝绸图案受宋代文化的影响达到成熟高峰。如辽墓中所出土的缠枝花卉、小团纹牡丹等丝绸图案，在形式和图案风格上也与北宋汉族的丝绸图案几乎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