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时期，人类对海洋的开发已拓展至海洋交通运输业，上海居民对海洋的开发处于中级阶段。正如人类很早就发现石油，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但是人们真正认识到石油的价值，却在1853年石油蒸馏工艺发明之后。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上海的地理优势长期不被人认识。真正发现上海作为天然良港的地理优势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西方人。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Huyh Hamilton Lindsay），偕同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atzlaff）等，受东印度公司派遣乘坐“阿美士德号”帆船，考察中国东南沿海商业及防务情况。次年，胡夏米向公司递交《阿美士德号货船来华航行报告书》[10]。报告指出：上海地区“在对外贸易中所拥有的特殊优越性，过去竟然未曾引起相当注意，是十分令人奇怪的”。“上海虽然只是一个三等县城，但却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紧邻着富庶的苏杭地区，由此运入大量丝绸锦缎，同时向这些地区销售。从地形上说，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这是中国其他任何一个港口都无法匹敌的”[11]。

开埠之后，上海道台宫慕久在洋泾浜北设立“西洋商船盘验所”，正式办理外国商船入关通商事宜，并由松江府海防同知沈炳垣主管通商，受理华洋交涉事件[12]，上海作为航运中心的地位开始显现。1846年，上海出口总值仅占全国总量的16%，5年后，其所占的比重达到50%。到1863年，广州口岸的进出口总值，已不及上海的十五分之一。上海海洋运输业得到充分发展。(www.daowen.com)

开埠之前，由于受到陆地文化的影响，上海居民对海洋有着畏惧之情，上海境内的路名中，仅有一条海潮路，该路因为海潮寺而得名，而该寺是祈福航行平安的场所。开埠之后，伴随上海海洋产业的发展，近代上海居民的思想理念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于近代上海居民，海洋不再是祸害与威胁，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与精神的源泉[13]。这种变化在上海路名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以租界道路为代表的上海路名中开始出现很多包含“海”字的道路，如海昌路、洲海路、海兴北路、海兴后路、海兴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