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银饰的产生和发展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产物，虽然不知道苗族银饰的具体起源，但是通过分析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物，可以确定春秋战国时期，就曾出现过银质器物。1938年安徽寿县发掘的战国楚幽王墓和1995年江苏徐州发掘的西汉楚王陵，发现银制器皿，但是装饰物品较少。但1958年12月和1959年4月在贵州省清镇县（今清镇市）、平坝县（今安顺市平坝区）的汉墓中，则出土了20件左右有大小之分的“银圈”。此“银圈”呈圆条状，扁而细，无开口，无花纹。1971～1998年贵州博物馆和考古队曾4次在贵州省安顺市宁谷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器物共计120余件、货币600枚。其中东汉墓中发掘银指环3件，细条状环圈。其中有两件环的一侧为瓣叶状宽面，直径1.9厘米。银手镯6件，扁条或圆条状环圈，其中一件有开口，两端均穿一孔，直径6厘米。银顶针2件，宽条环状，表面有麻点，直径1.7厘米，宽1厘米，厚0.2厘米。1972年在贵州黔西县汉13号墓中出土银手镯2件，封闭圆环，无纹饰，直径6.6厘米，每件重16.7克。12、16号墓中出土银戒指7枚，直径1.8～2.3厘米。2号墓中出土小银铃2件，圆球状，下端开铃口，铃口两侧球面有同心圆纹，铃背上有小圆环，直径1.2厘米，通长2厘米。1966年初，考古队在平坝马场东晋南朝墓进行发掘，随葬品有头部及手部金、银、铜饰品，银饰116件。发钗48件，簪4件，跳脱2件，手镯13件，戒指27件，顶针3件，包金银泡钉5件，耳钩1件，银纽5件，漆器镶片3件，镂空饰3件，铃2件。这些出土的文物虽然质地比较粗糙，但依旧能够说明贵州地区早在汉代以前就掌握了冶炼技术，银饰仅在贵族士大夫阶层之间流行，未曾普及民间。

据汉代至唐宋期间的史料记载，苗族最开始并没有将银作为饰品打造，而是被打造成兵器，说明苗族祖先很早就熟练并掌握了金属的冶炼技术，可以推测银饰的最初始装饰应该是起源于铁铜之类的金属防身器具，在《龙鱼河图》中有记载 ： “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食，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万民钦命。”由文中描述可知，远古时期蚩尤的部下身披铠甲，手持不同兵器，那时苗族就有了金银兵器。在南朝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八中的列传第三十中有对蛮东、南夷的记载： “蛮俗，布依徒跣。或椎髻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可见苗族自古以来就使用金属。后来，苗族迁居深山，为了生存需要，常要抵御猛兽的袭击，所以将兵器衍化为出门必备的铁器，用以护身避邪，因此苗族又有“出门三分铁，虎狼不挨边”的俗语。

到隋唐时期，苗族在中国西南部的生活已经较为安定，与汉族民众的交易往来也越来越频繁，至此，才有部分汉文献有苗族人喜欢银饰品的记载。在《新唐书》中有关于东谢蛮酋谢元琛入朝进贡时“以金银络额”打扮。自明朝中期之后，苗族又出现了铜铃、绿珠和杂缀海三种新型装饰品。这些装饰品不是苗族本地所产，而是从云南或海外流传而来，而采用这几种作为佩戴饰品是因为在宋代时期，朝廷断绝了与云南之间的往来，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易受到限制，因此西南地区与云南的往来贸易越渐频繁，这三种饰品代表了苗族人民与云南地区的频繁贸易往来。在这些饰品出现之后，苗族地区开始使用做工精细的银饰。精致的饰品很快获得了苗族妇女们的喜欢，新型的银饰很快在苗族流行起来，也影响了苗族银饰的演化趋势。至明末清初之时，由于商道发生改变，白银一类的贵重金属从中原地区流入苗族居住所在，苗族开始大量使用银制饰品。(www.daowen.com)

在距离中原较近的苗族聚集区，由于商业贸易发展较早，因此商业发展迅速，白银的流通量较大，因此，此地的苗族居民从宋代开始就大量使用白银打造饰品。在宋元明三代，资本主义萌芽，市场经济繁荣，货币流通量急剧增加，但是由于制钱所用的青铜资源供不应求，加之存在不法僧侣往往盗用青铜币改铸佛像，从而造成“钱荒”的现象。为解决这样的困境，朝廷制定政策，规定严禁携带钱币出境或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对于使用货币作为装饰品的行为更是严加禁止。这导致了苗族制作饰品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同时期汉族的精美银饰品也在苗族流行，导致苗族银饰的需求迅速增多，宋代郭虚若在其《图画见闻志》记载道： “耳戴大环，项戴银圈自一二围至十余围”，宋代朱辅在其《溪蛮丛笑》也记载苗族“以银锡为钗”的装饰。自此之后，苗族银饰的制作也愈加精致，为苗族喜饰银器的习俗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但因苗族银饰的演化具有很强的时代惯性，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巨大。明代以后，对于苗族喜好佩戴银饰的习俗的记载文献逐渐增多，如明代郭子章在《黔记》中记载苗族是“富者以金银耳珥”。明代瞿九思在《万历武功录》中也记载苗族人“喜戴银圈”，直至清代，苗族银饰才进入兴盛时期，银饰的佩戴已经普及民间，银饰的种类越来越多，银饰的制作越来越精致，到现代为止，苗族银饰制作已经变得非常考究和上档次，苗族如今使用的很多银饰式样大多是清代的定型化遗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