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饰纹样的发展宛如一条星河，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绘出了服饰的华彩，也奏出了文化的乐章。服饰图案纹样的发展，其带有的文化气质深邃久远，之中的情和意，更是典型的中国情节了。而中国文化中“礼”是至高无上的，这种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在服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国的儒、道、法、墨、名诸家，对服饰均有各自独到的见解，而这无疑影响了中国服饰的文化形象和民族风格。并且广泛存在于中国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形态、民俗风情、心理特征、审美情趣、着装观念、价值取向等意识形态中。

（一）中国服饰纹样的形式美内涵

1.形意结合的主要表现方法

（1）形的外在与内涵相结合

中国文化在思想观念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文化心理结构是由以儒、佛、道三家为主而构建，从孔子“仁者爱人”重视人的思想到老庄“道法自然”主张人们在自然、恬淡、无为之中回归自然的思想，为“天人合一”的理论形成奠定了基础。本体的情感与外在的自然事物现象互相渗透、融合，物我主客完美合一是艺术设计的最高境界。总之，“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传统图案的设计和应用其影响是深远的。

形的外在形象与内涵的结合主要表现在具有这种深厚、独特文化背景的吉祥纹样中。我们知道，服饰是最贴近人、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服饰图纹中表现吉祥如意、避秽驱邪的内容比其他艺术更为人们所重视。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许多向往、追求美好生活、寓意吉祥的图案。在服饰纹样题材上大量运用了具有祈福纳吉的吉祥纹饰，这些图案巧妙地运用人物、走兽、花鸟、风雨雷电、日月星辰、文字等，以神话传说、民间谚语为题材，通过借喻、双关、比拟、谐音、象征等手法，创造出图形与吉祥寓意完美结合的艺术形式。在结体构形时，多求整齐、圆满，具有典型例子如：儒家强调“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本的入世思想，以孔子“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之语为人格原型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吉祥图案，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组合吉祥图案，都被文人学士用来作为坚贞、高洁情操的礼赞和自我表达。参见（图4-10）象征着纯洁爱情的葫芦花。一些民族的小伙子常在三弦和赠给姑娘的信物筒上，雕刻葫芦图案，象征爱情像葫芦花一样洁白、纯净，像葫芦一样地实心忠诚。汉语发音中“葫芦”谐音“福禄”，汉族民间葫芦纹样造型应用的也较为广泛，如肚兜等服饰上。这些图形、纹样在结构上整个构图饱满而又富于深刻的内涵。纹样所呈现出的结构形式与其要传达的信息是紧密相关的。

透过这些吉祥纹饰以求使用者能迎接顺势与福分，这也正是中国人文哲学思想精神之所在。可以说，这种具有历史渊源、富于民间特色，又蕴含吉祥企盼的中国传统吉祥纹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艺术表现密切结合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服饰图纹中蕴含典型中国文化特色的外显部分。

图4-10　松、竹、梅

（2）图形中“意”的传达

图形中“意”的传达是服饰纹样所体现的具体吉祥观念、文化内涵的概括，是纹样的灵魂所在。这些与现代视觉传达设计中的理念与图形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富贵有鱼”只看图形含义就会觉得一目了然。在这里纹样运用了图形与文字相结合的形式，在观看的同时，纹样所蕴含的富足、兴盛之意也被传达出来。让人不知不觉中对其传达的人生理想、美好愿望、价值观念有强烈的认同感。这便是有效的“意”的传达。这一纹样即使拿到现代，其传达的“意”依然十分有效、清晰。由此可见，传统吉祥纹样不单单是在“形”上讲求造型优美，在“意”的传达、表述上同样精彩。

2.纹样中民俗个性的体现

（1）服饰纹样的表现题材与结体构形

服饰纹样中民俗个性主要表现在纹样内容上、所选取题材上，大都能配合个人对世俗社会的看法。在结体构形时，圆满、完整，通过纹样充分表现对个人情感的真实流露。这就使吉祥纹样凸显出较强的民俗个性。由于我们的先人对生活和生存充满了热望，那么，作为吉事的祭祀和卜筮活动就是这种吉祥观念的具体行为。卜筮活动主要是占问凶吉的活动，卜用甲骨上常记有吉、大吉之类的卜辞或灵验记录。李砚祖先生认为：“从纹的形式而言，吉祥图案的起源与原古先民观物取象的观察方式以及在卜筮活动中察看纹象的认识有直接关系”，由此证明真正优秀的创作是源于生活的，高于生活的。只有从人们生活当中发现美、感受美，就会产生质朴的民间艺术。

（2）服饰纹饰的表现方法

从中国传统服饰纹样所表现的基本功能来看，不仅能利用各种不同的纹饰来强调思想观念上的统一和谐，同时也能利用各种装饰图案艺术来喻示人们精神与心灵上的需求。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宗接代是人们极其重要的使命，同时也是为之自豪的责任。中国重视家庭的延续，以及子嗣承传的多子多福思想绵延了几千年，为了表达此类朴素的愿望，例如：吉祥图案中有象征“榴开百子”的石榴图案，有又石榴，佛手、桃子组成的多子、多福、多寿“三多”图案。还有“麒麟送子”（图4-11）童子手持莲花、如意，骑在麒麟上。麒麟是传说中的神兽，和龙、凤、龟称为“四灵”，象征吉祥和瑞。据《圣迹图》载：“孔子生，见麟玉书”。所以“麒麟送子”，意指圣明之世，麒麟送来的童子，长大后成为经世良材、辅国贤臣。民间年画也画仙女抱一男孩骑于麒麟背上“天仙送子”。麒麟与玉书、如意组成的图案“麒麟祥瑞”“麒麟如意”。“九阳启泰”（图4-12）九阳指日。《楚辞·远游》：“朝濯发於汤谷兮，夕馀身兮九阳”。这里“阳”谐音“羊”。九，泛指多数或多次。启泰即开泰。寓意走运，好兆头。“羊”古“祥”字，羊喻“祥”。九羊，吉祥如意之事，数不胜数，连绵不尽。“松”，四季长青，象徵长寿。“竹”与“祝”同音，喻祝福。“梅”与“眉”同音，暗含“喜上眉梢”意也。“九阳启泰”寓意福星高照，百事顺遂。又称“九阳开泰”。我国人民祈望有美好的现实生活，并延续这种现实，这种观念表现在吉祥图案上可谓形式多样，千姿百态。有表示幸福的“纳福迎祥”“翘盼福音”等，有表示情爱的，如“连理枝”“同心结”等；有表长寿的，如“松鹤长春”“蟠桃献寿”等；有表喜庆的“喜上眉梢”“马上封侯”等；有表示平安的，如“四季平安”“竹报平安”等；有表富裕的，如“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等，总之，在内容观念上以取材当时的生活、信仰、故事、祈福、避邪等为主，再加上个人的情感与创意，表现出一种自然风格。可以说，这些内容、题材是一种人间的、现实的、生活的祝愿，是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朴素的表达，直接反映我国民族性格和品德，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文化价值。

图4-11　麒麟送子

图4-12　九羊启泰

服饰中的吉祥图案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材料工艺的变化更新，异域文化的注入和融合，本民族审美意识的自觉等种种因素，都起到了相当大的因素。服饰纹样融会了民众的审美情趣、伦理道德和人生的理想。吉祥图案不单单是造型优美的装饰纹样，古人早已将种种具体的观念注入其中，正所谓“图必含意，意必吉祥”。

（二）中国服饰纹样的功能特质

1.礼治精神下的服饰纹样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繁复的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的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的、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

（1）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

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等等，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说的是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于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这里所说的用五彩色施于衣裳上，即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所说的十二章花纹（图4-13）。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周朝“兴正礼乐，制度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还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

图4-13　十二章纹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也许是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对生活用品的规定十分详细完备，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物无巨细，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样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图4-14、图4-15），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而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更加严明。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

图4-14　文官补子

图4-15　武官补子

（2）服饰纹样题材内容上的社会价值地位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礼”，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

2.服饰纹样所体现的精神观念需求

从中国传统服饰纹样所表现的基本功能来看，它不仅能利用各种不同纹饰来体现人的身份地位，同时也能利用各种纹样艺术来表达人们精神上、观念上的需求。在内容观念上以取材当时的生活、信仰、隐喻、神话、故事、祈福、避邪为主。

（1）原始崇拜中的图腾纹样

中国传统服饰纹样与民间信仰与崇拜的关系相互渗透，人们通过服饰纹样来表现信仰内容与追求的目标，而图腾崇拜又是服饰纹样的重要来源。

“图腾”是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或“我的血亲”还有人称“标记”。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图腾的选择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物质条件。一般说来，图腾是在人类生产生活中与该氏族密切相关的动植物，如虎、熊、狼、鹰、枫叶、葫芦等等。而这种自然物或变异物体便是自己的祖先，它始终护佑着这个部落的生灵，使之生生不息。

远古时期人们身上的图案是文身，他们把崇拜的纹样刺在身上，比如在身体上刺龙的图纹，以龙的后代，避其风险，以谋生存。当时人们的意识是通过刻在身体上的龙、凤等部落崇拜的图腾才能除灾、避邪、避免自然界中的危险。随着朝代的更迭、图案文化的进步，取而代之的是刺绣、织锦等形式，逐渐把身体上的文身转移到了服饰上。当今，在非洲部落及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可以看到人们身上的文身图案。由此可见，与民间信仰有关的图腾纹样，是服饰纹样的一个重要来源。具体分类如下：

1）动物图腾

第一，图腾羊。

中国少数民族众多，古羌族是中国西部最原始的民族之一。新石器时代就有了羌族，与其他西部的少数民族泛称为西戎。长期畜牧生活的羌族，把羊作为图腾崇拜是其显著的文化特点。距今3000年前的甲骨文中已经有了“羌”字，古汉语中“羌”字是有“羊”和“人”组成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羌”字这样说道“西戎牧羊人，从人、从羊、羊亦声”。以羊祭山是古羌人的重大典礼，在一些羌人活动地区，羌民所供奉的神全是“羊身人面”，视羊为祖先。现在的羌族地区，仍然存在许多视羊为血缘关系形式的崇拜。

羊这种图腾在于其他民族服饰结合中，当属纳西族的“披星戴月”了。纳西族是居住在云南省丽江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他们的服饰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披星戴月”衣。纳西族女子上身着长过膝盖的大褂，宽腰大袖，腰系百褶围腰，下着长裤，背披披肩。这种披肩是用羊皮去毛、洗净、硝白，而后缝制而成的，然后在披肩上绣上两条白布带，劳动时就将披肩的布带拉到胸前十字交叉系紧，看上去犹如七颗闪亮的星星围着一轮明月，人们把这种着装称为“披星戴月”。

第二，图腾虎。

俗话说得好“摸摸虎头，吃穿不愁；摸摸虎嘴，驱邪避鬼；摸摸虎身，步步高升；摸摸虎背，荣华富贵；摸摸虎尾，十全十美。”由此看出寻常老百姓将虎视为心目中的保护神。《周易·乾卦文》也说：“云从龙，风从虎。”因为龙飞于天，虎行于地，所以龙虎相合成为雄伟强盛的象征，是人崇拜并畏惧的对象。虎画经常被挂在墙上并正对着大门以使恶魔因害怕而不敢进入。乃至在当代中国，也有儿童穿着虎头鞋、戴着虎头帽用以驱邪，还有的人睡虎头枕以使自己更加强壮。在虎年，孩子们的头上都写上了红色的“王”字看似能增强他们的精力与活力。在早期的中国，老虎是主要的动物神灵，人们认为它能驱除旱灾，当它们死后，它的灵魂将渗透入地下变为琥珀，这便是“琥珀”一词的由来，意思是“虎之魂”。

第三，图腾蛇龙。

中国各民族信仰崇拜着不同的图腾，在华夏族形成之后，龙成了民族的保护神。华夏族的图腾为龙，不过夏族所崇奉的龙不仅仅是图腾，更是由图腾演化的神，龙成了华夏民族的标志和象征，相信龙能护佑人们平安和人丁兴旺，相信龙具有主宰雨水的神职。传说炎帝、黄帝、尧、舜和汉高祖刘邦的诞生及其形貌，都与龙有关，是龙种、龙子。古越人也以为自己是龙种，故断发纹身，以像龙子，而深信。中华的先民，自远古时期就来自不同的地区，带来不同的文化，呈现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民族又不断融合各少数民族，把优秀的外来文化变通融合为本民族文化的精髓。（图4-16）传统纹样中，唯龙的纹样贯穿着中华历史，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亲和力，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的独特文化结构，不仅形成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格局，同时赋予了它维护自身和谐与稳定，增加民族凝聚力的生命机制。因而龙的形态具有极强的亲和力，它本身不仅是多种动物的结合体，其造型的适形性也很强，与多种几何纹样可较好的相融。比如，原始时期龙与S纹、涡纹结合，秦汉时期与云纹、气纹大量结合，战国时期龙凤虎纹刺绣。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又涌多的“如意龙纹”“方胜龙纹”“拐子龙纹”等。这种亲和力，恰好与中国传统思想所强调的“和”的观念相融。庄子的哲学追求着一种所谓“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由境界，并认为这种境界即是最美的意境。之所以美，就在于通过“礼”的作用使社会达到和谐统一，运用到美学上就是和谐统一的基本原则，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通过传统服饰所体现的礼仪也是遵循于此的。

图4-16　浙江民间蓝印花龙凤戏珠围兜(www.daowen.com)

第四，图腾凤鸟。

龙纹和凤纹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乡土文明，在传统的装饰艺术中，凤纹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图4-17）。《大戴礼·易本命》称：“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在容貌上凤是综合其他禽兽的特点幻化出来的飞禽，其来历与神话传说、图腾信仰有关。“九头鸟说”来源于楚先民尊凤崇火，以凤为图腾，把凤视为至善至美的象征，荆州城的城标就是“金凤腾飞”。中国东南沿海一带，长江下游地区、山东地区都流行过鸟崇拜的习俗。

图4-17　隋服饰联珠凤纹（临摹）

鸟的图案应用在民族服饰中的形式多种多样，运用最广泛的是凤的图案，因为它是吉祥高贵的象征。在少数民族的织锦中，凤凰的造型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广西壮族流传有“十件壮锦九件凤，活似凤从锦中来”的说法。云南傣族在各种包上绣有孔雀图案，并将其简化，把体现孔雀造型特点部分夸张变形。

在商代凤鸟被称为风神，凤纹在当时非常盛行。商周时期甲骨文中的凤字，就是一种头上由羽冠，拖着美丽羽毛的大鸟。典型的纹样形式有：多齿冠凤纹、长冠凤纹、华冠凤纹、且（祖）字形冠凤纹；春秋战国时期的凤纹形象趋于写实，并有不少于几何形组合的凤纹，形态大方吉祥；秦汉时期凤纹简练生动，气质雄健，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南北朝凤纹修长洒脱，常以云纹相容画面安详宁静；唐代时期，凤纹华美丰满，姿态多变，气韵生动；宋代凤纹形态较为稳定，头冠多以云朵状配以飘起的羽翼；明代凤纹形态丰满，凤眼细长，云冠纹，蔓藤式头颈、凤尾作四列锯齿形不带眼翎的长羽；清代凤纹造型细腻，整体形态由公鸡头形、雏鸡身躯、鹤的颈和腿、鸳鸯的羽翼、孔雀的尾屏结合而成。明清以来典型的纹样造型有，凤凰斑竹、龙凤呈祥、鸾凤和鸣、凤栖梧桐等。

2）植物花卉图腾

植物花卉图腾是人们信仰崇拜的又一重要的对象。据考古发现，中国在六、七千年以前就以种植粮食，并利用麻、葛纤维织布。用于服饰中植物形态美观吉祥，并有着消灾避邪的说法，使得植物花卉在服饰图案纹样中不断发展进步。

第一，图腾青竹。

我国南方较多少数民族流传着“竹生人”或者“竹救人”的故事，尤其是夜郎国即“百濮”族后裔崇拜竹，以竹为族称，称“竹人”在濮族中的支系称谓中，仍有竹痕迹存在。另外，竹竿节节挺拔，有蓬勃向上之势，受到人们的称颂。人们赋予它性格坚贞，志高万丈的高风亮节，和虚心向上，风度潇洒的“君子”美誉。（图4-18）它与梅、兰、菊、松一样，即有出众的奇姿，更有高尚的品格而深受文人志士的偏爱，被择入“岁塞三友”和“四君子”之列。竹子除了应用在服饰图案上，作为装饰配件也有较多应用。

图4-18　凤竹牡丹纹

第二，图腾葫芦。

葫芦《诗经·大雅·绵》中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意思就是说人是由瓜生出来的。另外，彝族的《创世纪》中说，在远古洪水泛滥的时代，从葫芦中走出了一对男女，由于他们的结合，人类才得以繁衍。云南拉祜族长篇史诗《牡帕密帕》记载，人类也是由葫芦孕育而来的。葫芦不但在这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有广泛的用途，而且每当葫芦成熟的时候，他们还要举行相关的崇拜仪式和跳相应的舞蹈。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拉祜人把葫芦籽钉在小孩的衣领上以保佑孩子平安生长；姑娘和少妇则喜欢在领口、袖口绣上葫芦花纹以示吉祥。

第三，图腾牡丹。

牡丹作为中国的国花，它端丽妩媚，雍容华贵，兼有色、香、韵三者之美，让人倾倒。历史上不少诗人为它作诗赞美。如唐诗赞它：“佳名唤作百花王”。又宋词“爱莲说”中写有：“牡丹，花之富贵者也”，名句流传至名。“百花之”“富贵花”亦因之成了赞美牡丹的别号。唐朝人更爱牡丹，曾在牡丹花开季节，举行牡丹盛会，长安人倾城而出，如醉似狂。宫中亦爱重牡丹，诗人李正封赞它为“国色”“天香”，唐皇极为赞赏。“国色天香”亦从此成了牡丹的又一雅号。牡丹以它特有的富丽、华贵和丰茂，在中国传统意识中被视为繁荣昌盛、幸福和平的象征。

从以上对图腾纹样形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图腾纹样的来源是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它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影响着服饰纹样的发展，促成了具有中国服饰纹样独具特色的象征意义。可以说是中国服饰文化发展的基石。

（2）装饰纹样的布局形式程式化

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在装饰纹样的布局观念中，“数量”与构图的内涵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分为：单独出现、对仗出现、成三出现、成组出现、成群出现。那么，服饰图案依据纹样布局在装饰位置上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

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纹样大多是单独出现。如明清的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

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一般在服饰上是对仗出现。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成三出现。我们知道，“三”及其倍数“三、六、九、十二”在中国人数的观念中，代表多的意思，从内涵中暗示了一个“旺”的意义。我们在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到以三数为主题的装饰图案，如：“三多”取石榴、桃子、佛手三物，各代表多子、多寿、多福的意涵。那么，在装饰位置上多采用呼应式，使纹样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

满地式，为了构图中意义的完整性，纹饰主要成组或成群出现，使纹样相互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成组出现”是每一种装饰纹样的属性相同，形成组合，比如：琴棋书画、梅兰竹菊等。“成群出现”却是一连串的图案的组合，比如：“博古”“明八仙”“暗八仙”等等。在构图上较自由，图案安排上也随个人的巧思而有所不同。因此，纹样在服饰装饰中，除呈现视觉美感的艺术本质外，在结构的空间处理上遵循着一定的序位法规。这种所谓的中主边辅、左大右小、左尊右卑的秩序讲究，是服饰纹样在位置布局表现上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人文哲学思想与艺术表现上的一个密切关联。

（三）服饰纹样的色彩表现内涵

1.从服饰纹样色彩上表现等级化、层次化

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利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黄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说明到了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于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

2.传统五色体系的运用

中国服饰图案中色彩运用在不同朝代，有着各自的特点。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制度中，服饰色彩不仅作为实用及审美功能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始终将服饰色彩作为一种区分贵贱、等级的标志，并将黄、赤、青、黑、白视为正色和高贵色，把青白之间的碧、赤黑之间的紫及熏、緅、缁、黄、黑之间的骝黄等称之为间色和低贱色。五色学说历经了一个自人类对单色的崇拜和运用开始，发展到奴隶社会末期五彩的并用，到封建社会初期的完善的过程。

（1）传统色彩的发展

通过对历代服色的分析，证实每个朝代对服色的使用上，都带有强烈的时代性。夏代尚黑；殷代尚白；周代尚赤，且因礼制产生而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冠服制度，统治者祭天服色用青，祭祖时服色用玄，祭桑时服色用黄绿；秦朝盛行黑色，依昭示国政稳固；汉代曲裾深衣，制服尚红，百姓则以本色麻布衣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服色的使用上相对广泛，以紫、黄、朱、玄为主；唐代国泰民安社会稳定，体现在服色上也显得富贵吉祥，朱、绛成为高官显贵的服色，同时也是妇女的裙色。元代妇女不分贵贱，都穿着黑、紫、绀色的“团衫”；到了明代民间男女服装禁用红、黄等色；而清代妇女吉服则用天青，裙子大都用大红、湖色等色彩。民国时期，在服装色彩的选用上不再受到官方的约束，所使用的颜色多种多样，但整体以蓝色系的服饰为多。到清末，随着封建制度的土崩瓦解，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多年的建构在传统五色学说体系基础上的政治化、礼化的色彩制度和色彩观念，已呈瓦解之势。封建王朝推翻后，朱、黄之类显贵的服色，已经为大众所使用。历经数十年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人们的现代意识日益增强，从此，色彩不再是环绕帝王的光环了，也不再是由政权操纵的专制制度，而是用实用的眼光，高尚的审美意识来审视服装的色彩。并且成为现代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2）传统色彩的内涵

中国历代对色彩都相当重视，自秦汉以来每当易代建国，就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其目的为的是顺应天命，重新彰明新时代的到来，以维系新秩序的功能。这也说明“色彩”对政治体系的重要性。那么，这种“色彩制度”的观念，主要以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图4-19）邹衍学说由秦汉时起，为历代皇帝所采用，又被董仲舒采纳，与儒学结合，成为封建时代的官方哲学，五色学说体系在自先秦产生后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主要作为一种观念体系用来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从周代对于色的对应便自有一套严谨规矩，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色彩及纹样各有等差。其中主要以“五德相生”为法则，所说的“五德”，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行。它们各有其所代表的色彩，分别为青、赤、黄、白、玄。也按色彩分为贵贱尊卑，即“五色”为“正色”为贵，二色相合为“间色”，代表为贱。那么，五色嵌入五行后，五色便顺当地与其他对应的概念产生了一定的联系，这对于色彩观念的影响巨大。

图4-19　五行方位

五色体系借助于五行之说影响深远，不仅深入宫廷，也化为民俗，在民间广泛传布，成为民众的一般知识背景和思维模式。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化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权利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阴阳五行几乎无所不包，五行与五色相配至为重要。五行学说是古人通过对自然界事物变化的长期观察所概括出来的理论。古人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影响，就是以，木、火、土、金、水的相互滋生、相互制约的关系作为说理工具。由此可看出中国的服色制度所具有的政治哲学意义，同时也是因为“阴阳五行”，而形成独有的色彩审美。它不仅体现在服饰用色上，在宫廷建筑色彩应用、民间美术作品、绘画等方面也深受影响。古代中国建筑色彩多为大面积的原色——黄、红、青、绿、蓝、黑、白。

另外，五色学说不仅影响了民间美术，还深刻影响了战国、秦、汉绘画以及后世的青绿山水和工笔花鸟一类的重彩画。就以中国画中青绿山水用色为例：与西画相比，很多人都会认为中国画在用色上比较单一、保守。然而，从青绿山水中我们看到用色上多以石绿、草绿、汁绿为主旋律，在糅以石青、钛青、墨绿，而后用泥金勾勒皴擦，使水墨之色与金色出现在重彩之间，而达到淡雅色彩与鲜艳色彩相辅相成的用色关系。（图4-20）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绘画用色的哲理与智慧。

图4-20　青绿山水

综上所述，从中国服饰纹样的形式特征与文化内涵中，不仅能利用各种不同的纹样特征来表现不同时代、民族的文化，同时服饰中的图案纹样可以利用各种装饰手段满足人们精神与心灵上的需求，给人以美的享受。在服饰纹样的装饰范畴中，笔者通过传统图案纹样所具有的中国人文哲思精神，从纹样的构成、色彩、表现形式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其形式构成特性和文化内涵及所表现的基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