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我国学术界对于针织技术的起源一直存在争议，其争论的核心在于古代针织物的组织结构与现代织物的异同，一些古代针织物组织无法用现代针织机械进行仿织，这些论点基于手工织造，因此认为这种织物是编织物而非针织物，而与其相悖的是构成针织物最基本的组织元却是线圈。

清末的“洋务运动”使针织技术传入我国，这里的针织技术并非是广义的针织技术，它是众多机械编织技术的一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衍生品，而非手工针织品，手工针织物相比机械编织物组织结构更为灵活。与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不同，我国古代针织的技术并没有间断，有一定的延续性，文化并没有断层。1983年湖北荆州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针织绦带将我国手工针织技术的历史延伸至公元前3世纪，并且汉、唐、宋、元、明都有史实资料出土，因此，必然有一种词语代表这种技术的表征而存在。

在民国时期以前，并没有任何文献直接出现关于“针织”这一称谓的记述，但古籍中有关织带的记载却有很多，名称虽不一致，它们却具有共同的特性。首先，在古人的纺织体系中，这些织带都被归纳为编织物，即由绳或线编织而成。其次，这些编织物都带有“织成”的特性，段玉裁提出“凡不使剪裁者曰织成”，也就是说面料不经过裁剪可以直接编织成所需要的形状。在可考据的织带名称中，有一种叫“纟川”的编织物与出土针织绦带的组织结构最为接近，它是用彩线编织而成的环状织带，宽度与绳的宽度十分接近，用于布料拼接处，据此可以推断“针织”技术是由“编织”技术延伸而来。在我国古代意识形态里，长期将“针织”技术与“编织”技术混为一体，“编织”是两种技术的共同称谓。之所以出现这种文化现象在于该技术对这一时期社会的重要性、特殊性及技术应用的普遍性，而非“针织”这一称谓的必要性。

河北隆化步古沟镇四里村辽墓出土的铜丝网络殓衣的组织结构，从实物角度揭示了“编织”与“针织”之间的关系。如图5所示，这种殓衣流行于辽代，主要穿着于尸体外侧，根据人体各部位结构进行编织，分头、手、臂、胸、腹、腿、足七个部分，各部分别编织完成后，穿于死者内衣之外，再用铜丝将各个部分衔接。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手部的编织结构，手掌与手指由两种组织构成，手指的组织结构与鲁特（Rutt）在埃及发现的袜子（于1987年8月28日至31日考察中发现）组织结构完全相同，后者被西方研究者认为是古代手工针织物。

在目前相关的可查文献中，对“针织”一词的记述历史十分短暂，最早仅可以追溯至清朝末期。洋务运动以后，针织机械才被引入中国，1896年吴秀英于上海开设我国第一家针织企业“云章衫袜厂”，这一时期“针织”一词并没有被广泛地使用，在民国二十三年由中华民国教育部组织编写，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中等职业教育教材中，对于针织教育之教材的命名为《编物大全》，而非“针织”，如图6所示。书中是这样描述这种技术的，“以毛线、丝线、棉线编成巾帽衣袜”，从这一文化现象可以表明，在民国初年，“针织”一词并没有被广泛地使用，这里的“编物”可以理解为编织物品，“编织”一词具有更广泛的含义。上述观点并非孤证，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华合解词典》中对“Knit”这一单词是这样解释的——“编织，以铁针编线”。(www.daowen.com)

图5　河北隆化步古沟镇四里村辽墓出土的铜丝网络殓衣手部细节图

图6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编物大全》影印图片

从语言学的角度，针织技术的称谓经历了从“编织”至“编物”，再从“编物”到“针织”过程的转变。这种称谓的变迁主要取决于民国初年针织业的快速发展。以上海市南汇县为例，1920年至1930年，“城厢四郊，袜机厂林立，机声相应，盛极一时”。20世纪30年代初，全县大小袜厂150家之多，从业工人一万两千人之多，全年产袜226万余打，产值271万余元。随着对针织产品的需求的快速增长，“针织”这一称谓在民国时期快速发展成为民间的一种通俗叫法，当时人们一说起衫袜便会联想到“针织”，约定俗成，它在现代化机械生产的语境中产生，带有来自原语境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服装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