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网络分析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这种发展首先表现在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这些成果丰富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框架；其次,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网络分析的模型化得到了深化,推动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技术的进步；最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近年来对社会网络分析的兴趣和广泛程度不断扩展,社会网络分析不再局限于小群体的研究,而是深入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发展。

(一)社会网络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通过许多实证研究和演绎推理,不断丰富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内容,拓展了结构分析观。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罗纳德·伯特的“结构洞理论”、林南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等人的六度分隔理论等。

1.伯特的“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

罗纳德·伯特于1992年出版了其代表作《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伯特注重研究竞争者的社会网络结构及其对竞争结果的影响,他在此书中谈道：“竞争者通过一个人跟另一个人的关联,组成了竞争场域的基本结构,洞就存在于这些社会结构中。社会结构中的这些洞,或称结构洞,是竞争场域中的竞争者之间的关系间断(Disconnection)或非对等。”简单来说,结构洞就是群体间的弱关系。在企业竞争中,若某个个体存在于横跨结构洞的位置,他必然拥有竞争优势。

如图3-3所示,A和B相连,B和C相连,而A和C不相连,这时AC就是一个结构洞。此时如果A和C想要进行联系,必然需要通过B传递信息。首先,B会具有信息优势；其次,B可以选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答应传递消息,比如说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选择传递,这就是B的控制优势。综上所述,B会倾向于保持AC间的结构洞以维持自己的双重优势。

图3-3　结构洞举例

伯特的结构洞理论说明了关系优势或称为社会资本优势在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占有结构洞数量多的个体会有更多优势,更容易在竞争中获得收益。伯特的研究着眼于社会关系中的非均衡关系,对后来关系强度等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华裔社会学家林南的代表性著作有《社会资本：一种关于行动和结构的理论》(2001)、《社会资本：理论与研究》(2001)等。他运用一种较为独特的视角,研究社会行动和结构在社会资本的分配和转移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他假设社会结构是一种等级结构,根据社会个体的财富、地位和权力等标准来分配资源：地位越高,成员越少,能够分配的资源越多。他将社会行动分为表意性行动和工具性行动。表意性行动是指社会地位处于同等级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即同质性互动；工具性行动是指社会地位处于不同等级或者社会资源处于不同水平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即异质性互动。其中异质性互动会导致社会资源在不同等级间的流动,这也是传统的社会网络分析所忽略的研究部分。所以,林南将异质性互动作为其研究的重点。

根据林南的理论,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有价值的资源,构成了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形成和制约之间的基础性联系。不同等级个体获取的初始资源是不同的,并且由于自己等级的限制,能够获取资源的难易程度也不同。但是社会关系网为个体跨越等级提供了可能,即个体可以通过社会关系网来获取社会资本。由于个体差异以及他们社会关系网的强弱,他们最终获取的社会资源也有所不同。林南列举了具体影响这一结果的因素：(1)其本人在等级制结构中的位置；(2)其本人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性质；(3)网络中关系的定位。基于这三点因素,林南又提出了相应的六个理论命题来具体分析上述因素对社会资源流动的影响。其理论模型可以概括为图3-4。

图3-4　社会资本理论模型

林南的研究着眼于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而不是群体层面的社会结构分析,这样的分析更适合运用网络分析法。此理论也有助于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分析结合起来。

3.六度分隔理论(www.daowen.com)

六度分隔理论出自约翰·格雷(John Gray)的一部电影的名称,电影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在这个世界,任意两个人之间,只隔着6个人。六度分隔,在这星球上的任何两个人之间。”事实上,关于这个概念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 世纪60 年代,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相关实验。在实验中,研究者要求296名志愿者分别传递一封信给“目标人物”。一位住在波士顿近郊的股票经纪人。被实验者能够得到目标人物的一些包括姓名、地址和职业等信息,并被要求不能直接寄信给目标,而是要将信交给他认为有可能达到目标的熟人,并要求信要尽可能快地交给目标。如此设计实验,每封信均通过朋友链的形式顺序传递,以此形成一条趋近于目标人物的朋友链。在对64个成功将信送到的被试者的朋友链长度进行分析后,得到其中间长度为6,这是六度分隔理论的最早萌芽。

当然,实验中也有很多不足,导致结论可能不足以令人信服。例如,实验者的人数太少；目标人物设定得过于简单等。但这个实验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米尔格拉姆在其论文中将此结论进行了扩展,提出若把每个人看成是一个小型社交圈的中心,那么“6小步的距离”就会变为“6个社交圈的距离”,此时这个理论就会有更大的适用性和研究价值了。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说明了大型社会网络的两个重要事实：(1)它包含数量惊人的短路径；(2)没有借助于任何类型的全球网络“地图”,人们能够有效地找到这些短路径。第一点较好理解,第二点理论有一个前提条件,即真实世界的全球朋友网络包含着人们对彼此联系的充足信息,因而能够在搜索的过程中逐渐逼近目标,而不会迷失方向。具体来说,就是人们在联系目标过程中主要会结合地理关系和职业关系,而具体利用哪些关系取决于联系者和目标人物的关系特征。

以这个著名实验为基础,研究者陆续做出了许多相关研究,总结出了小世界现象,即个体可以通过很短的朋友路径联系到几乎世界上的任何人,世界也因此看上去变小了。网络中这种短路径的存在,对于信息、疾病或其他具有传染性质的东西的传播速度有实质性作用,同时也能带给人们更多快速接触各种机遇的可能性。小世界现象对于社会网络的结构分析和分散搜索等领域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的进步

除了理论的发展和深化之外,网络分析技术的改进与完善也是很重要的部分。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刚处于起步阶段,社会计量学与图论是主流的分析方法；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随着数学模型和统计技术的发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体系；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专门软件的成熟,社会网络分析的工具越来越多样化。

邓肯·J.瓦茨(Duncan J.Watts)结合“小世界现象”研究得出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四个发展线索：(1)对具有不同程度局部结构的网络路径进行统计分析；(2)根据局部特征(如聚类)和非局部特征(如弱关系)对网络的结构做定性描述；(3)通过把网络看作是高聚类的元网络或等价子网络,对网络重新标准化；(4)网络嵌入空间分析其中的同等者容易得到解释,而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更容易被形象化。

反映上述发展线索的概论性著作包括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的《社会网络分析手册》(1991/2000)、斯坦利·沃瑟曼(Stanley Wasserman)和凯瑟琳·福斯特(Catherine Foster)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应用》(1994)等,这些著作系统介绍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理论和方法论；除此之外,专题性著作包括斯坦利·沃瑟曼(Wasserman)和约瑟夫·加拉斯基维克兹(Galaskiewicz)合编的《社会网络分析的进展：在社会和行为科学中的研究》(1994)、罗纳德·布雷格(Ronald Breger)等编的《动态性社会网络模型与分析》(2003)、P.多雷安(Doreian)、V.巴塔格尔吉(Batage|j)和A.费里格吉(Ferligoj)等编写的《一般化块模型》(2005)等,这些著作主要针对某一具体领域,做出了专题性的研究探讨。

除了上述形式化语言和技术的发展之外。随着数学表达工具特别是代数模型和统计技术的不断完善,社会网络的分析模型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例如马尔科夫随机图、逻辑回归等。

有关这方面的进展,可以从布雷格(Ronald Breiger)等人编写的《动态性社会网络模型与分析》一书中得到印证。此书是基于2002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社会网络分析工作坊的论文集,在布雷格的开场演讲“社会网络分析中所形成的主题：结果、挑战、机会”中,他总结了社会网络分析近期所形成的六个受人关注的主题：(1)对结点、弧线和整个网络的测量已经发展到探讨不同关系的程度；(2)对角色连锁(Role interlock)的分析已开始探讨多重网络对某一群行动者的相互贯穿影响；(3)等价性(Equivalence)概念在个人层次的涉及纽带关系和关联的资料跟整体网络宏观结构之间建立了连接；(4)二重性(Duality)指的是基于共同的群体成员关系的人际网络,可能会转变成基于共有一定数目成员的群体之间的网络；(5)对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的研究把社会关系网络跟行动者的态度和行为联系起来了；(6)使网络形象化的模型和方法继社群图后已有了极大地改进。

(三)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网络分析

传统的社会网络分析基于现实生活环境,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虚拟社区的流行。社会网络分析有了新的舞台和背景。那么,在互联网环境下,社会网络分析有何新发展?学者们依据此平台又做了哪些研究呢?

Young-Jin Lee等学者(Young-Jin Lee,Kartik Hosanagar and Tan Yong,2015)研究了虚拟网络中对产品的评分如何影响后续消费者的评分状况,研究者们收集了2007年所有美国放映的电影的票房、口碑、广告投入等电影本身数据,以及所有用户在电影在线评分网站上对相关电影的评分状况,并记录了用户相互之间的社交情况,根据上述因素建立模型并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了一些结论。(1)对于之前的评论,后续的评论者有趋同化和多元化两种倾向,具体的倾向选择决定于电影的认知广泛度：对于一些广为人知的电影,后续评论者倾向于做出与之前评论相似的评分；对于一些较为小众的电影,后续评论者会呈现出评分多元化的格局,他们希望做出一些不同于前人的评论来凸显自己的独特性。(2)若用户有朋友已经对一部电影做过了评论,则此用户很可能做出与朋友相似的评分,并且此用户在虚拟社区拥有的朋友数越多,他(她)越可能给出正面评价。此研究结合了线下的电影产业和线上社会网络,分析了在线社会关系对用户选择的影响,是互联网背景下社会网络分析的新进展。

Ravi Bapna等人(Ravi Bapna and Akhmed Umyarow,2015)研究了“羊群效应”在在线社交网络中的情况,他们获取了一个在线音乐网站中所有用户以及他们好友的信息,设计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利用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以下结论：(1)在一个在线社交网络中,若某用户的朋友消费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羊群效应”会促使此用户进行消费；(2)若一个用户的朋友数越少,他(她)就越会被朋友的行为所影响,即“羊群效应”越明显。此研究证明了在线社会网络与线下网络有其相似作用,都会对关系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国内学者们也基于新兴的虚拟社交网络对社会网络分析进行了探索。陈华珊(2015)利用大数据,采用案例分析,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对互联网技术的使用是否会增进公民的社区参与进行了研究,支持者认为互联网技术使得信息获取难度降低,并且会促进人们在线讨论,使得个体增加参与社区事务和政治过程的机会；否定者认为新技术手段的出现使人们更多地将时间花在消遣上,从而会减少人们参与政治事务的时间。陈华珊使用某城市的业主社区论坛数据作为研究数据,构建了一个二维矩阵进行网络关系度量,采用多重性的社会网络分析视角。研究发现,虚拟社区尽管从沟通的技术手段上打破了传统社区的物理边界,但在一般情形下,社区讨论网仍对应着现实社区的物理边界。在不同的子社区内部,讨论网具有明显的子群体聚合特征,并随着话题的专题化程度加深,子群体聚合的特征会变得更强烈。与此相反的是。对于讨论社区公共事务的议题,尽管讨论往往集中在社区内部或距离相近的社区中进行,但公共事务讨论网仍展现出某些跨越社区物理边界的特征。此研究利用日常观测得到的日志数据系统而完整地测度了整个讨论网络。除此之外,研究结合了在线网络背景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给传统的社会网络分析带来了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