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区脱贫出路靠“红色”，红色旅游资源优势明显

甘肃革命老区属于陕甘宁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图3-2所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闻名全国的“南梁精神”和“会师精神”，也造就了甘肃革命老区今天的红色旅游资源优势。

1.“南梁精神”为品牌的庆阳红色景点彰显品牌优势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是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后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为长征红军和党中央提供了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现存的华池“南梁政府”旧址、环县河连湾陕甘宁省委省政府旧址、山城堡战役等革命遗址，是国家、甘肃省、庆阳市分别确定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近年来，市、县将南梁革命纪念馆、列宁小学、陕甘边区军委、苏维埃政府旧址、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校部旧址和大凤川军民大生产基地旧址整体修复开发，建成国家3A级红色旅游景区，对开发红色旅游产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2011年11月12日，庆阳市比评为“中国红色文化休闲名城和中国十大特色休闲城市”。

陕甘红军纪念馆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太白镇太白村，是展现“太白起义”^[6]、“倒水湾整编”^[7]、“包家寨子联席会议”、^[8]等陕甘红军重要活动的重要载体，是庆阳市红色旅游的重要支撑点，是南梁红色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建成为全省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旅游观光胜地。

图3-2　陕甘宁革命老区范围

2.以“会师精神”为代表的会宁红色景点影响广泛

会宁县的会师旧址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现已成为甘肃省唯一红色4A级景区。旧址内的主要景点包括会师门、会师楼、红军联欢旧址、三军会师纪念塔、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纪念馆和将帅碑林等。

红军会师60周年大庆之际，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规划设计的长征景园更加丰富和提高了会宁红色旅游的品牌和内涵。长征景园是在省级森林公园桃花山上修建的以模拟、微缩长征路上具有代表性和历史意义的22处景点为内容，由刘华清上将题写的园名“长征胜利景园”，景点生动再现了二万五千里征程的千难万险，园内有气魄宏伟、高高耸立的“三合剑”标志性建筑，象征着三军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紧密团结，奋发向上（安振杰，吴映梅2014）。

（二）生态恢复效率高，绿色生态资源渐生效益

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继续发展为着眼点。这种文明强调人的自律与自觉，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一样，它也主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它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爱护自然，不能随心所欲，盲目蛮干。

1.生态建设得到重视，生态建设成绩突出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生态安全屏障有利于加快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有利于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庆阳市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同安排、同督查、同推进，紧盯“天蓝、水碧、山青、地绿”的美丽庆阳目标，着力实施“固沟保塬”和“再造一个子午岭”两大工程，全面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在部署“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时强调，坚持重点开发区、人居环境、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区“四区”分类推进，全面推进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社会建设，强化环境保护和污染监管，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水平。^[9]

生态建设和恢复，关键环节在于规划的监督落实，而市民广泛参与则是其最有力的保障。近年来，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陇东地区林区植被恢复较快。第一，人工造林大幅增加了林地面积。庆阳市去年度完成113.01万亩，超额完成年度任务，2015年秋季将完成54.36万亩，占年度计划任务的54.36%。使全市有林地面积达到1089.14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6.77%。^[10]第二，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令森林和天然植被恢复效果明显。一方面，随着第三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快速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中，农村从事放牧人数迅速减少，是森林和天然植被恢复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结构改善，使农村家庭零散饲养家畜几乎无利可图，只能以集中圈养的形式发展规模养殖。这为封山育林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三，气候原因导致植被自我恢复能力提高。陇东属于半干旱区，降水多集中在夏季。近年来，春季降水名下增多，导致植被自我恢复能力提高。^[11]在森林快色恢复的同时，生态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从发展的眼光看，今后陇东地区主导产业均为高耗水产业，大型能源化工基地需水量激增，主导产业的水污染风险比较高，对地面生态系统和地表水生态系统影响比较大。

2.平凉生态环境日益改善，生态产业初具规模

近年来，平凉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为加快生态工程建设步伐，按照“小康平凉、和谐平凉、文明平凉、生态平凉”的发展目标，2006—2010年平凉市共完成造林封育面积102.92万亩，新建农田林网2680公里，累计绿化省、县、乡、村四级公路381条3696公里，义务植树3000多万株。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433.8平方公里，治理率85.5%。通过对山、水、田、林、路的综合治理，全市有林地面积达到434.07万亩，活立木蓄积量980万立方米，年森林碳汇储备达到3742万吨。现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处、国家及省级森林公园5处，森林覆盖率达到由“十五”末的17.98%提高到25.72%，生态环境的改善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通过实施实施节能减排、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环境风险防范这五大工程，令城区空气质量达到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连续三年达到350天以上，泾河、汭河、葫芦河水质明显改善，城市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100%，区域声环境良好，绿化覆盖率、中心城市绿地率、人均公共绿地分别增长到26.5%、22%和9平方米，环境质量不断提高，城市环境日益宜居。

生态建设进展较为理想。平凉市把学校、部队、企事业单位等作为改善城镇和农村人居环境的着力点，在六县一区掀起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浪潮，创建“四绿”单位86个，市政府命名的“生态示范乡镇”99个，灵台、径川被命名为“全国绿色名县”，峻峒区柳湖乡、径川县党原乡、静宁县威戎镇被环保部命名为“国家级环境优美乡镇”，生态示范区创建通过国家验收，绿色创建工作卓有成效。

平凉市农业发展以生态、绿色、安全为方向，积极探索“畜一沼一粮、果、菜”的生态农业模式，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保护了生态环境。累计创建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110.4万亩，打造了静宁、径川2个无公害水果生产示范基地县和峻峒、灵台、崇信3个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县，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等各类认证40个，获得了“中国果菜无公害十强市”的荣誉称号，为生态农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工业领域发展以煤炭、电力、造纸、建材、食品加工等企业为重点大力实施清洁生产，积极展开了循环经济试点工作，鼓励企业建立“三废”循环机制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能源的梯级利用。目前峻峒区工业园区、静宁县工业园区、华能平凉发电公司、经川恒兴果汁公司等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已颇有成效。加大了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力度，“十一五”期间关闭高耗能、高污染水泥、造纸等企业10户，关闭小石灰、小淀粉、小砖瓦、小锅炉等“五小”企业220户，年节约标煤29.8万吨，分别减排S02、COD共计4510吨、1790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52%，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78%，生态工业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张艳鸿2013）。

（三）区位优势待开发，区域中心发展后劲足

甘肃革命老区处于陕甘宁革命老区腹地，西安、兰州、银川三大省会城市几何中心（见图3-3），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是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被称为“陇上旱码头”。

图3-3　陕甘宁革命老区示意图^[12](www.daowen.com)

1.华夏文明传承区建设蕴含独特竞争优势

甘肃革命老区属于六盘山连片扶贫开发区，其贫困现状闻名全国。但是，甘肃革命老区的庆阳、会宁又有历史传承下来的区位优势。首先，以纵向为主线，从会宁向东到庆阳，既是红色之路，也是丝绸之路、历史人文之路（周先祖公刘教民稼穑之地庆阳、道教之地平凉、伏羲故里天水等），三路综合，构成了陇东大旅游圈。这个陇东大旅游圈又是甘肃建设华夏闻名传承区的以伏羲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

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了以文化建设为主题，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为主线的发展思路，将为甘肃革命老区赋予巨大发展潜力。老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既契合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又了结合本地的特点，因地制宜，迎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国务院批准甘肃以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平台整体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优势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和经济实力。所以，革命老区要突破行政区划限制，统筹资源，提升的传统产业附加值，促进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使它尽快成为振兴老区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为老区经济转型发展和高效扶贫带来强劲动力。

图3-4　甘肃省三大华夏文明传承示范区

2.区域几何中心蕴含巨大发展动力

2012年3月国家发改委批准了《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纲要》（以下称规划），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勾勒出了陕甘宁革命老区和庆阳发展的宏伟蓝图。规划范围包括：陕西省延安、榆林、铜川，甘肃省庆阳、平凉，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固原、中卫等8个地级市，以及陕西省富平、旬邑、淳化、长武、彬县、三原、泾阳，甘肃省会宁，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等9个县（市），总面积19.2万平方公里。

在陕甘宁革命老区城市群中，庆阳和平凉正处于区域的几何中心位置（如图3-3）。老区发展的突破点就是要推动从区域几何中心向服务中心的转变。然而由于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老区经济以农业为支柱产业，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科技发展层次较低。直到2012年以来，庆阳才相继通了第一条高速公路，有了第一条过境的铁路，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速度有了较高层次的发展。要实现打造“区域中心”的战略目标，从陕甘宁革命老区城市群角度研究庆阳市创新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转略和现实意义。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创新的基础，决定着城市产业创新的速度和高度，也决定着服务创新的层次。随着西银高铁（西安到银川）、甜罗高速（甜水堡至罗儿沟圈）、^[13]白平铁路（白银到平凉，经过会宁）、兰太铁路（兰州到太原经过会宁）等一大批工程项目的建成，甘肃革命老区在陕甘宁革命老区城市群当中的区域中心地位将会愈发突显，完成从区域集合中心向服务中心的嬗变。

（四）民俗文化资源独特，文化、服务产业发展潜力大

文化影响力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分。培育、传播和推广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元素以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从而获得更为有效和持久的国际、国内关注，可使城市向着生态、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区域文化中心的认同对于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不可或缺

区域文化认同对城市区域合作能产生很大影响。城市区域合作，从经济目标来讲，无非是要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合理的城市体系及城市间有效的产业分工体系，从城市政府的角度来说，无非是城市间共同合作来解决一些单靠一个城市无法解决的问题，如环境问题和交通、通讯问题。但是，城市区域合作都是由人来完成的，而现实中的人并非纯粹的理性经济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人”或者说是“文化人”。其决策受到制度的制约和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有时甚至超过对于经济因素的考虑。比如，香港与广东山水相连，具有相似的区域文化认同，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有大批香港人携带自己的资金、技术回到珠三角地区投资创业，前店后厂，粤港合作进行得轰轰烈烈，极大地促进了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并最终促成了珠三角城市群的形成。这种现象并不能仅仅用国内的劳动力低成本来解释，因为东南亚一些国家劳动力成本更低，而在中国各大区域的相互比较中珠三角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在劳动力的成本和质量上均不占优势，而唯一的解释就是粤港双方文化上的一致性以及双方人民基于亲缘与地缘关系的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就京津冀城市群而言，北京作为数百年中国政治中心而形成的京派文化与主要是津冀地区草根阶层精神特质反映的燕赵文化的显著差别，使得三地之间难以取得文化上的认同感，城市区域合作难以取得进展。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北京与津冀之间尽管地理上非常接近，但北京流向上海的资金远远高于流向津冀的资金。可见，区域合作中，无论是中观层次的城市合作，还是微观层次的企业合作，都无疑受到区域文化认同的巨大影响。人们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感可以促进城市区域合作，反之，如果一种区域文化无法取得区域内人民的认同，城市区域的经济合作必定受到阻碍。

甘肃革命老区在打造区域“服务中心”的过程中，要实现区域物流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的战略目标，首先要实现区域文化中心的认同，要用老区的文化引领区域城市文化。当老区的文化创新能够在区域城市中引领文化创新的方向时，会促进老区的文化产业创新，也会提升城市影响力和竞争力，加速区域“服务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建成。

2.老区文化创新对于增强城市软实力意义重大

在诸多城市治理工具中，文化作为一支软性的润物无声的力量，可以发挥出独特而又难以替代的作用。世界上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发挥文化“以文化人”“以文化城”的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1）形成城市人文特色，凝练城市品牌内涵

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城市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城市面临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发展的困境。不同的城市经常会呈现出大同小异的面貌，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

事实上，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的根、一个城市的独特滋养。在基础设施和硬件配备日益趋同的今天，城市的特色被消弭，而文化是一种“救赎”，是使一个城市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一张特有名片。

（2）有力撬动城市治理能力，提高城乡融合能力

在城市发展之初，人们往往更注重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城市发展到达一定的阶段和程度，一系列社会问题——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失业率高、交通拥堵、贫富不均、信仰危机往往接踵而来，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居民幸福感指数下降。这时候，文化既能撬动城市的管理能力，又能充当社会安定的减压阀。城市治理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城乡互动能力就会增强。一方面，城市可为乡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原材料销路，也可以为乡村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和产业发展创新，比如乡村旅游、民俗文化体验、生态旅游和农家乐等。另一方面，乡村可以为城市提供劳动力、原材料等发展保障，释放城市发展的能量。

（3）提高城市创意氛围，推动民俗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既能节省资源、取得经济效益，又能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体验。但是，要推动创意的发展，绝非一时一日之功，而需要将文化创新发展和基础教育培养紧密结合起来，长期关注创意人才的培养和创新理念的开拓。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率大增，政府希望凭借发展文化产业而重新获得经济增长，因此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据统计，芬兰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企业多为小公司，在芬兰文化创意产业中，大约83%的公司雇员人数不超过4人，但仍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赵铁军2015）。

甘肃革命老区民俗资源非常丰富，庆阳的香包、道情皮影、平凉民俗文化体验园^[14]，都已经取得获得了一定的市场影响，也为老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受老区科技欠发达、经济发展水平低等因素的制约，当前甘肃革命老区民俗文化产业遇到了发展瓶颈。提高民俗文化产业创意层次和科技含量是推动民俗文化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