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甘肃革命老区当中，华池县与陕甘宁边区部分地区一起开展了土地革命斗争，这种反贫困政策主要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和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来实现的。

（一）重新分配土地保障了贫困农民的生存需求

当时甘肃的庆阳（今庆城县）、合水、镇原、宁县、正宁等约占整个边区二分之一的地区，尚未开展土地分配。在这些尚未分配土地的区域，土地仍然高度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如镇原县五区四乡全乡土地13069亩，两家地主占有的土地达7400亩，为全乡土地面积的56.6%。

土地重新分配满足了农民的对土地的需求，保障了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1935年12月颁布的《苏维埃土地法》规定“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由自己耕种的所有土地。但是地主和富农都有一份由自己耕种的土地”。当时的土地法主要目的是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土地，保证农民能够温饱的生活（韩伟2015）。土地重新分配不仅是当时反贫困的底限要求，也加强了贫农对于共产党的拥护和感激。

（二）减租减息改善了贫农生活状况

地主和富农占有的耕地量大质优，贫、雇农占有少量贫瘠的土地。这种局面迫使广大贫、雇农必须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综合起来看，陕甘宁边区的地租形态以实物地租为主，地租率一般约占收获量的40%-50%。除此之外，地主还通过红白喜事送礼、帮工、大斗大秤收租等途径剥削佃农。地租反映了租佃关系中的超经济强制。贫苦农民在受地主、富农的地租剥削的同时还受高利贷盘剥，当时一落到高利贷手里就被抽筋剥皮的一直到破产（左健之1940）。这种残酷的封建剥削关系，导致广大农民生活痛苦不堪，同时也严重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在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下，削弱农村的封建剥削，正确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成为农村反贫困的当务之急。

当时陇东地区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宣传阶段，自1937年2月至1939年底。是宣传阶段。着眼于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从1937年2月开始，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已经停止实施。在这一阶段，在边区范围内的国民党县级政府也同时存在，他们公开反对减租减息政策。面对这种情况，减租减息政策实际上只停留在宣传层面上。

第二阶段为实际实施阶段，时间跨度为1940年1月至1941年底。1940年初，在击溃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陇东地区的减租减息政策开始实施。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在土地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然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的干部对“三三”制政策认识片面，过于强调对地主的团结，因而放松了减租，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不够彻底。

第三阶段为全面开展和深入贯彻阶段，时间跨度为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1942年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提出三条基本原则：第一，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因此必须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人权、政权、地权、财权，藉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第二，承认大多数地主有抗日要求，部分开明绅士赞成民主改革。既实行减租减息，又实行交租交息，既保障农民的权利，又保障地主的权利。第三，承认资本主义是当时条件下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作为农村中的资产阶级的富农，也是抗日和生产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在保障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生产给予奖励。

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是在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对产品分配关系的调整。通过调整产品分配关系，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经济地位，其本质就是农村扶贫政策的贯彻和实施，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最有效的扶贫手段。

（三）互助合作解决了农民生产自救的现实困难

陕甘宁边区时期，贫穷的陇东地区的农村受农业生产季节性的影响，普遍存在劳动力、耕畜和农具欠缺的困难。当时，陇东地区虽处于相对和平的后方环境，土地资源也相对丰富，但是由于耕作技术的粗放，劳动力的匮乏，加强经济建设，保证部队给养和人民生活口粮，组织劳动力搞好农业生产成为最紧迫的任务。

开展互助合作是当时极端艰苦和特殊的战争环境下的迫切需要。旨在调剂劳动力，耕畜和农具的互助合作运动，组成了一支劳动大军，走出了一条使广大农民由贫穷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任弼时1987）。(www.daowen.com)

1.改造创新民间“变工”互助形式，推动劳动互助合作

在陇东地区，受自然和地理环境条件影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是已经长期存在的习惯。旧有的互助合作形式最普遍的是“变工”。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庆阳市正宁、宁县、镇原和平凉泾川等地，还有“搭种”^[2]这种农业耕作互助形式。

“变工”也叫换工。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人工变人工，二是牛工变人工，人工变牛工，主要解决人力和畜力短缺的互助问题。三是技术变工，如以翻地换取下种，属于技术方面的取长补短。

从1941年开始，边区政府把一切有劳动力的男女老幼组织起来，进行变工搞夏收、民兵战斗小组、运输公盐等，把民间变工互助形式发扬光大，解决了生产、斗争人力不足的问题，延长了有效劳动时间，提高了农业耕作效率，改善了军民生活状况，遏制了贫困蔓延形势。

2.发展边区合作社事业，促进经济发展

发展边区合作社是苏区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1937年以后，经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大力倡导，合作社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毛泽东指出：“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农民群众要想摆脱穷苦，就要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是经过合作社。

（1）分类发展合作社

在陕甘宁边区乡村互助合作运动过程中，建立了形式灵活多样的合作社，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社体系，包括消费合作社、运输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一揽子”的综合性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边区的合作事业是从办消费合作社开始的。消费合作社是广大群众的集体经济展的需要。因此，边区政府极力倡导建立乡村信用合作社。边区信用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是吸收存款和乡村借贷。为了吸收游资，边区信用合作社的存款政策是利导和自由；信用社放款的原则一是生产放款，二是临时借贷。

边区信用合作社的作用主要是活跃了乡村金融，打击和抵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在稳定乡村金融和帮助发放农业贷款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运输合作社。边区运输合作社的业务，以发展食盐的运销、粮食和工业原料的运输为中心。运输合作社是由政府发起，以政治动员和配合人民自愿加入为原则，但有的人自己单独运输更方便，又能按期完成任务的，不便加入合作社的则听其自便。

边区运输合作社的组织。1941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人民运输合作社组织办法大纲》中规定，人民运输合作社，一般的以区为单位组成社。一县之中有三个以上合作社，得组织县联社；全边区有三个以上县联社，得组织全边区联社。合作社受边区政府的监督，县联社的管辖。县联社受县政府的监督，边区联社的管辖。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由于边区处于被封锁的状况下，物资供应紧张，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实现工业品的自给自足，边区用合作方式推动了手工业的普遍发展。边区政府对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给予组织上的领导和工作上的大力支持。1940年，边区政府建设厅制定了《生产合作社组织办法纲要》，规定对各类手工生产合作社各方面给予帮助，规定了生产合作社的宗旨及各种合作社的组织办法、管理形式、分配原则等，制定了在生产组织、技术指导、资金贷款等方面的各种扶持措施。到投资的社员，都是每元分得红利4元。合伙分红的办法，把工人也变成了合作社的社员，和投资社员一样享受分红和其他的权利。分红合作制是南区合作社的创举，不但提高了工人关心工厂与劳动的积极性，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工厂管理之改进也有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