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于1937年，所辖范围最大时包括陕北、陇东、宁夏东南部共32县，其中大部分辖区在陕北。从1937年至1949年，这里是中共中央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心，聚集了包括党政机关、军事人员、青年学生、外地移难民在内的大量人口。为了解决众多人口的生存，支援战争，巩固革命根据地，边区政府实行了促进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一）以增产为目的奖励开荒政策

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增加粮食产量最有效的办法是扩大耕地面积。边区政府规定土地归私人所有，自己开垦的土地经过登记后就享有土地所有权。为鼓励群众开荒，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移民垦殖暂行办法》（1940年）、《陕甘宁边区优待移难民垦荒条例》（1943年）等，规定公共荒地谁开归谁所有，3年免征公粮；私荒如果地主自己不开，农民可以自由开垦后免3年地租，3年之后按照租佃条例交租，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同时政府对移民、难民垦荒无力购买耕牛、农具和籽种者给予贷款。

陇东解放区军民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纷纷组织变工队、互助组，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涌现出了张振财、张清益、孙万福等百余名劳动英雄，华池县、环县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模范县。八路军三八五旅在荒无人烟的豹子川、大凤川一带屯垦3.4万亩，修建营房490多间，筑路50多公里，开办卷烟厂、酿酒厂、毛纺厂等10多种工副业生产，成绩卓著，与陕北的南泥湾齐名。抗大七分校在东华池豹子川、平定川开荒6万多亩，产粮160多万公斤。占陕甘宁边区总面积不到三分之一、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庆阳老区，是当时闻名边区的“陇东粮仓”。据记载，仅1939年，环县送交的救国公粮达20多万公斤。1941年，华池县七天征粮15万公斤。1941年、1942年两年，镇原送交公粮多达282万公斤。^[1]

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垦荒增产自救政策，扩大了耕地面积，人地矛盾得到缓解，社会治安有了好转。抗战时期，边区组织机关、部队、学校开发可耕地本身就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通过可耕地的开发，一方面，在粮食供给上逐渐达到了自给，同时为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通过开垦荒地，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一部分贫雇农移难民通过开荒变为中农，改善了农民生活。另一方面，随着军民自给问题的解决，缓和了一些因生存问题而存在的内部矛盾，消减了一些不安全和不稳定因素。边区政府让二流子参加生产，将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者，消除了陕北农村社会的一个毒瘤，安定了社会秩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www.daowen.com)

（二）活跃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畜牧业政策

在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畜牧业在甘肃革命老区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的边区政府十分重视畜牧业发展，实施了如奖励农户购买牲畜、改进牲畜饲养管理等促进畜牧业发展的政策。边区政府还规定凡后方机关、学校及地方部队每人（老弱病人除外）均需割青干草（野草割下后晒干）40公斤交公，多者酌予奖励。群众应根据需要和可能自行拟定计划执行。当时甘肃革命老区民众以养羊为主要家庭副业，农户养羊多时，有的一户可达2000头。羊及皮毛是边区主要出口货物之一，皮毛出口既活跃了老区经济，又促进了农民增收。养羊尤其需要大量的草，为了发展养羊，政府鼓励用种首蓿、修草园、割秋草、栽柳树、挖草根等多种办法解决牧草问题（陈淑丽2011）。

陕甘宁边区时期实施的一系列农业开发政策，促进了耕地面积扩大和粮食总量增加，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巩固了根据地，但也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其一，农业垦殖以粗放经营方式为主。其二，所开荒地大部分为坡地并包括森林，使水土流失严重。其三，森林急剧减少，气候发生变化。其四，过度放牧，使植被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