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注册完成，头等大事当是开展招收新股的工作。然当年公司却并未立即对外开招。招股工作远非有论者想象的那般“进展顺利”。首先，公司招股章程的刊布便用了数月时间。前文述及，公司注册前，原已拟就一份公司章程，且又于注册时作为附件呈送农工商部备案。此时若即行刷印发布以便对外开招新股，乃顺势而为之事。而人们确见一署有“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即1908年4月)武进盛宣怀、吴县李维格谨识”字样的公司章程刊本。^[89]该刊本题为“商办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推广加股章程”，计十章八十八节。故有论者即将其“判定”为此时的文本。然据笔者考查，此刊本的实际刊印时间并非所署时间，而其中的部分条文内容亦经过修改。举证如下:(一)此刊本最后并附一相同年月相同落款的附言。内云:“特是无规矩不能成方圆，无步骤不能造极诣，本公司遵照历次奏案、钦颁商律拟就商办暂定章程八十八条，祗候有股诸君……为办事规模，俟再次第修改。”且又云:“惟集思乃能广益，用布大端，请俯赐裁正，亲署冰衔书阅，郑还本公司，一俟开会议妥，即当刷印……”^[90]这表明此时公司只有一拟就的未正式刷印的“暂定章程”，候股东“修改”“裁正”。(二)此后一段时间，果见盛、李、杨(绶卿)与股东宋炜臣、陈辉庭(时为轮船局会办)等人之间，就章程中是否设置优先股及红利分成等条文，多有争执。宋、陈等力主不设优先股及余利分成股东不得少于十成之七，尤反对所谓“善举”一项列入分成项目，认为“善举分利，闻所未闻”。(三)再详查此刊本所载条文，确已参酌上述争执内容有所修改，如虽仍保留优先股设置却区分为头等、二等，余利分成中再未见“善举”一项，且在共30成中股东名下可得21成，恰合十成有七之数，可知此刊本已非当时文本。(四)至于此经修改的文本的具体刷印时间，又见盛氏于1908年8月9日曾对李言:“所有八十八条章程，暂不更改(似不再更改之意)，已经发印。”8月21日则又称:“刻已竣事。寄去奏案、章程二百本……”^[91]这清楚地说明此章程文本刷印完成即此章程刊本的问世时间，当在此期间无疑。而此刻又正是公司于上海各报登出招股启事开始对外招股之际，料非巧合。不过仍有一疑点，即此刊本既于8月刷印，所署时间为何又非作“三月”即4月不可?其意图何在?待解。

兹将该刊本所载章程条文，撮要评述于下:首先，第一章“宗旨”的第一节，宣告了公司的成立，并声明:冶矿本为盛氏勘得，汉厂准由盛氏招商承办，萍矿亦为奏准商办，今则奏明“合并汉冶萍为一大公司”。其意在表明厂矿原具商办性质，也意在强调三者特别是汉厂(冶矿本属汉厂)与萍矿二者乃系“合并”，而非一方并入另一方。此点，有如前述，很是重要。且尤为重要之意是力图表明要与此前戴着“官督”帽子的“商办”切割，有如日后盛氏及公司所屡屡强调的是“完全商办”、“实在商办”、“真实商办”、“纯乎商办”(皆盛氏函中或公司文件中用词)。第二章“股本”中，首先称:“凡附本公司股份者，无论官商士庶，均一律看待”，但又规定最先创始股本银300万元(即200万两折合)为“头等优先股”。老商加认之200万元及注册后先认之500万元为“二等优先股”，自有红利之年起，15年为限，可于每年红利中分成特别报酬。这表明当年公司较早采取了优先股制。与当年有公司如铁路公司所行的“红股制”，即一次性给予创始老股若干红股不同。至于股息的分配则称:“不论优先、普通，长年官息八厘”，此又因袭了旧有的官利制。至于官息外的红利，则作30成开派:2成作公积，4成作办事出力人酬劳，1.5成为头等优先股300万元之报酬，1.5成作二等优先股700万元之报酬，其余21成，“不论优先、普通按股均派”。可知头等之老股远较二等之新股所得红利要优厚得多。本章中有专节规定:“本公司专集华股自办，不收外国人股份”。另一节则规定，“股票面页须载明股东姓名籍贯……”，此乃属“记名股”制(当然并非实名制)。“遇有抵押纠葛者，惟票载及册载姓名人是认”，“凡有转买股票之人，来本公司报明姓名……其所执旧股票上必须有让出人署名签字”。其余重要者如第六章、第七章有关公司决策层和管理层的规定:“本公司已奏明原有督办改为总理，并添派两协理，不另设董事长，由总协理会同董事议决事务。”此系总协理负责制而不是董事会负责制。此处的总理并非总经理，协理亦非副总经理，故也不是总经理负责制。关于管理层，规定于上海与汉口均设管理银钱人员，“应由董事局于股份极大者之内公举录用”，“管理商务之人，亦由董事局公举”。显然此两层之间并未严格划分清楚。尽管此次的公司章程，“遵照历次奏案，钦颁商律”，“并参考中外商例拟就”，但较现代股份制，仍有很大差别。就在注册前夕，当盛氏谈到所设计的此一领导体制时，他将其拿来与前招商承办做了比较，并既明了又生动地说:“前则两公司，今则一之;前则小股份，今则大之;前则专制，今则立宪”，^[92]可谓一语破的。

至于公司初期实际招收的新股情况，在章程正式印发即对外开招之前，曾有过“京沪先行试招”。此又为何来?早于注册前，盛氏即对李维格说过:“弟因思老股五百万元尚少百万元，宜归老公司先招足为是，莫如就在京城试招起来，以明实在商办之证”，并说“能有阔人附股亦是好事”。^[93]数月后，他对试招又有进一步说明，且加上了上海。他言道:“然京沪两处所以先行试招，一因老股议定，先尽承认二百万，在京所掣优先收据，俱作为老商加认之股;一因陈尚书(指邮传部尚书陈璧)力主收回电报局，又恐电商以领回银元存放吃亏，缴股不能一律，故嘱弟劝导各商改附厂矿股本，故电报局定议，即分登沪上各报”。^[94]其一是说，原向京城大老续招之股，皆已计入老商认加的优先股200万元之内，必须先行招足。资料显示，公司为此还在“京城印发招股节略八条”，公司注册一完成，盛氏即用私函寄发，邀约收件人“趁优先未满额之前，从速函知，以便预为挂号”。^[95]同时在京都骡马市大街通商银行设立了公司收股处，办理收纳股款事项。其二是指，邮传部早于3月即已议决要将电报局收归官办，为了顾及电报局商人的利益，诚然盛氏也极想趁机将退还电报局商股揽入公司，因电报局大股东多居上海，乃有沪上先行试招。看来，注册后公司未立即“外招”而对内“先行试招”，“招股章程”俟与新商取得妥协未即刊布，或许是个客观因素，而盛氏为了以优先股“示好”京都大老及照顾沪上电报局的巨商，则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观原因。但不料电商与邮部双方就电股收购价争执不下，拖至1908年8月最终解决，公司遂顺势在沪上各报分登招股启事，启动了正式对外招股工作，致使“沪上试招”与“外招”无所区隔了。自1908年8月5日起，公司用驻沪总公司的名义逐日连续在上海各报登出招股“告白”。以《申报》为例，文曰:“如有加入优先股者，请速至总公司，每股五十元，先掣收条，即于收股之日起照八厘官利起算。”^[96]数日后，“以便各股商就近入股”，“告白”中又增添了黄浦滩通商银行，英大马路平正公司(系沪上较早从事股票交易的商行)及苏州和丰钱庄三处作为“代收股款，先掣收条”^[97]之所。此外盛氏还将自家作为收股处，如他曾向南京一候选道台称:“秣陵地大物博，如有相好愿入此股，尚可得优先，请即汇交大小儿(指其长子盛昌颐)，伊处已留公司收据，随到随填也。”^[98]

而汉埠的登报开招，却又未立即跟进。尽管不久盛氏于赴日治病前，曾嘱李维格:“汉口招股何时动手，惟公与渭翁(宋炜臣字渭润)谋定示知，弟不遥制。”^[99]但由于李氏或有鉴于上海招股业绩欠佳，认为“不宜随便登一告白，于报章轻易为之”，“必须派善于辞令者，集众演说，使人心目中觉得此事为非常之举，绝大之利。然后一鼓作气，登大字告白于报章，且须面页全幅，铺张鼓吹”。^[100]加之，已于9月初离沪赴日本就医的盛宣怀，又据其所见日本公司通常“招劝”入股的做法，令李维格也将汉冶萍厂矿影照，用石印或玻璃版印出，并配上文字论说，制成图册，随招股章程送出。^[101]遂使汉埠的招股工作又延迟至10月下旬方始启动。上海《申报》11月2日的一则报道称:“公司添招新股，恐人多观望。爰于日昨假座汉口商会柬请各商界中人至会，由汉厂总办李维格与萍矿总办卢鸿昶，将萍煤汉铁关系之重大及入股之权利，逐一演说，闻者莫不心羡。”^[102]依照李氏如上设想方案，演说后，尚需于当地报章刊载“整版”的大幅广告，以“铺张鼓吹”。惜未能查到相关资料，无从详知。然所见李维格当年的“演说词”，倒确实很富鼓动性。时远在东瀛的盛宣怀见到后，大加称赞说:“读汉上演说，一腔热血发为宏论，佩服之至。”^[103]看来李氏确是打算在汉埠大干一番，故在汉口通商、交通两银行及裕德厚、协成、益大、义原、大昌等钱庄银号设立代收股份处，竟不下七家之多。

以上是公司注册后，在京津沪汉几大城市陆续启动扩招新股的大致过程。由京至汉延续时间长达半年以上，姑不论有何主客观原因，确使公司扩招失去了最佳时期，影响了扩招绩效。如在上海登报开招没几日，盛氏即无不担忧地说:“想来上海市面甚坏，未必能有巨股，至多不过百万元光景。”但他此时虽不看好上海，却尚寄望于汉埠。遂又说:“大股东都在汉口，或俟章程股票印好，亦即登报开招。”^[104]稍后他不无乐观地对李作出估计:“尊处鼓动，约计五百万，必有把握。”是否盛氏也觉得把握不大，旋又改口说:“倘此次五百万难齐……弟料我公声光，汉上风气，至少二百万可望咄嗟立办。”^[105]可惜“天”不遂人愿，他万未料及，在汉口刚刚开招没几日，国内政局就发生了很大变故，光绪与慈禧突于1908年11月14、15两日相继死去，各地市面景气顿受影响。时仍在日本的盛氏致函李维格感慨道:“迭奉国电尊处电示，两宫大行，只隔一日”，“惟闻京津、沪汉市面因此更坏，厂矿招股机甚不好”。他对汉上的招股形势只好又改口说:“汉口市面不好，当不致一无所有!”^[106]

由于公司扩招总体形势欠佳，除如上述公司用尽办法自行揽招外，还曾实行过一种被称作“代招”的办法。此法首由李维格提出:举凡有人能为公司代招，“我拟代招五十股给红一股，另贴费二十五元，合九十七扣”。^[107]行此法，即是说招50股公司实得股金2425元。起初盛尚“踌躇至再”，一是担心由此露出公司招股不畅的窘境，反使扩招受到影响;二是恐由此引起自行入股者甚至原已入股者纷纷效法，索取“红股”“贴费”。故未同意李氏登报公布此法，并提出“莫如不登报告”，只向相关“诸君口说，逢人便道，实行其事”。^[108]待至1908年12月，公司正式股票分头等优先、二等优先、普通三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出后，盛氏便立即致函在京相关人士称:“现在优先股票已备齐，寄存宝星隆金店内汉冶萍厂矿办事董袁宝三处(位于北京骡马市大街)，即祈尊处将收条送交更换股票为要。”^[109]同时，驻沪总公司也于各报章登出调换股票广告称:“凡执汉萍以前老股票折及本年注册后新附股诸公”，“请驾临斜桥总公司”，“分别调换”，“倘须将户名洋数合并或分开亦可，悉如诸君之意”。^[110]广告末尾特意声明:“本公司现尚多留优先股额，以待远埠官学绅商有志实业者，不论一股以致千百股，款到即可填给股票并权利证券，不必再掣收条调换周折。”且此则广告，一直连续登载至来年5月上旬召开的第一届股东大会闭幕之后。这表明此刻公司的优先股“尚多留”不少，且从又一侧面反映出公司招股远不如盛氏等人初时设想的那般乐观，也反映出当年中国“官学绅商”各界这些富有阶层，对投资近代“实业”，尤其是重工业企业的兴趣和认知度的缺乏，从而自然加大了公司招股的难度。或正是由于此，公司除于广告中号召“官学绅商”各界踊跃购股外，此刻盛氏又冒出了一个想法，要“广招小股”。他在前引致袁珏生函中云:“董事会议，宜另招零星，以结商民团体。故现已足一千万(显有夸大)之外，不妨广招小股，虽一二股不嫌其琐碎也。”^[111]甚至他还对河南巡抚讲:“拟专集小股自一千元至一百元五十元者，愈小愈好，恨不得十八省百姓个个有股份。”盛氏的此一想法，诚然绝非真的要让利于民，而是有更深一层的盘算。他对该巡抚解释道:“所以欲收小股者，结吾民之团体，乃足以防外人之觊觎……亦不致为权贵所攘夺。”^[112]看来这或许倒是盛氏从以往连连失去掌控的几个洋务企业中，总结出的一条历史教训。(www.daowen.com)

一个原有企业实行股份改制，通常会遇到的“债转股”问题，对如此多债的公司来说，更不会避免。当年厂矿改制前欠下的公私债务中有两大项公款，一项为汉厂所存京汉铁路预付轨价与萍矿所欠洙萍路入股款合计116万两(174万元)，此笔公款，公司注册一结束，盛氏便立即主动奏准转为农工商部持有的公司股份。^[113]另一项即盛氏承办汉厂欠下的官本余额460余万两(约合690余万元)，笔者早年一篇文章即已指出，它成了汉厂的一笔特殊债务。若依原奏，此所欠余款由汉厂日后每产生铁一吨提银一两陆续归还，且无须付息，尚可顶替铁捐(因免纳铁捐)，既有如此多重利益，转股之事公司自当避之不及。故当盛氏与苏浙路商磋议合股成立公司，继任鄂都赵尔巽与张之洞提出官本转股时，即立遭拒绝。如盛氏对赵称:“旋奉面询汉厂所用官本五百万是否作为股份提息一节”，“现在新商请仍照(奏案)接续办理”。他为申述理由，毫不掩饰地向赵算了笔账，所欠官本尚有460万两，若转作股本，按年官息8厘，应提息银36万8千两，若照原议按吨提本，因生铁产量限制绝无如此之多，且作股本永远提息，而本项仍在，而按吨提本，则本项会愈提愈少。故对赵直言:“新商谅不能允。”^[114]接着他又向张之洞说:“侄平心筹度，旧案莫如不改。”^[115]稍后张之洞再对盛提出:“商股既需二千万，则前用官本五百万系属现成股份。”盛则告以“商情不愿官股，如入现银亦只能认作一律股份不可有官股名目。”张之洞只好说:“我无成见，杏翁酌之。”^[116]而此后，不论是盛氏入奏厂矿合并公司的奏折，还是公司招股章程，均一再重申官本归还需“仍照原案接续办理”，再无人提起转股之事。但盛氏未料到此事日后却为公司惹出了很大的麻烦，民国初年连续发生的公司“国有”、“官商合办”风波及与鄂省多年的产权纠纷，均与此事有关。

股份改制企业在扩招中，为联络关系或其他目的，在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往往会发生馈赠“干股”的行为。当年的公司自也未能免俗。此事虽较隐秘，也非无迹可寻。资料揭示，如盛氏即向曾任湘省岳常醴道台的韩古农送过公司优先股，他于函中有云:“奉上优先股二股，哂存以贻吾侄辈”，并称:“将来不止十倍其值也”。^[117]醴陵至岳阳乃萍乡煤焦运往汉阳的水陆要道，所赠股额不值一哂，然所起作用却不可小视。而尤其值得重视的为下述情况:公司注册后只隔十天，盛氏就分别致函张之洞与袁世凯。致张函内称:“前所面奏‘内府公股’一节，力筹以公济公之款，居然得有一百廿六万两，侄拟将自己创始股份凑入报效，计可得二百万元。”^[118]所谓“内府公股”成事与否及盛氏如何“以公济公”，尚待求证，若依盛氏所言，“内府公股”中，至少有10多万两为其私人之“报效”。致袁函中除重申“并将自己创始股份十万两凑入报效”，且更提及此笔股份的称谓，说:“惟‘皇室经费’确是立宪以后之举，目下未便遽落边际，故只说‘内府公股’而已。”^[119]可知盛氏这里透露出的不止经济信息，而更有重大的政治信息。另据传，当年盛氏还用“如春”堂号的股份，赠送皇族亲贵曾任度支部尚书的载泽。^[120]说到此，笔者不得不联想到当年因贪污受贿屡遭弹劾的另一皇族亲贵奕劻，以盛氏同他多年非同寻常的关系，馈赠公司干股，当不会独将他落掉。惜未查到有关资料亦一憾事!

购股者的情况，如股东身份及其股款来源，对考察公司资本的社会结构及属性极为重要。由于购股者对此极敏感，公司也有替人保密，用盛的话说即“不为外人道”^[121]的义务，且股票上虽实行“记名”但多用“堂名记号”，如从盛氏私函中得知时任湖广总督陈夔龙用“松寿堂”，邮传部尚书陈璧用“望岩堂”，卸任吏部尚书李乐峯用“乐记”，南书房行走袁珏生用“双玉堂”等，大多无从知晓，故只可大致推论如下:

依当时情势看，购股者中，首先仍以轮、电、路和通商银行的股商居多，因此几者原为厂矿老股，此次增加200万二等优先股中当仍居主要。几占公司老股1/4的轮船局股商，自不必论，当时《申报》披露，共有139.6万元，计69.8万股。^[122]电报局恰于此时由原官督商办被收归官办，其股几经交涉，在盛氏斡旋下，以180元一股作价，交股商收回。盛氏立即宣称:电股一股再增20元便可得厂矿股四股，所得利益，除官利16元外，再加余利和优先红利，“何止二十元”。且自称:“敝戚属所附电股九百份，亦皆移入厂矿。”^[123]在他的大力兜售下，电股“附入煤铁厂矿者，约居三四成”。^[124]通商银行盛原居大股东地位，又曾任过总办，且尚有一层，1904年时北洋政府拟筹设官办银行(即不久成立的户部银行)，盛得知此讯后，恐通商受到影响，加之当时萍矿正缺资金运转，遂“与该行股商妥商”将“银行商股二百五十万两，改作萍矿商股”。^[125]此事虽未议妥，但既有此一层，想此刻，盛焉肯不打该行股商主意。至于铁路路商，前述与苏浙路商曾有“合股共办”并由该路商和汉商一起出资1，500万元之议，此事虽也未成，且部分路商对盛氏怀有成见，但也有部分人士仍与盛保持着联系。如作为苏浙路商主要代表的袁树勋等，此刻应邀入股公司者，恐亦不乏其人。日后陆续出任公司主要董事的李伯行(李鸿章嗣子)、王子展、周金箴、沈仲礼(敦和)、袁思亮(袁树勋之子)等人均系与轮局、电报、银行和铁路相关的人士，可资佐证。诚然新购股者中，散居各地的一般富商自亦在其列。兹举已明身份者，有湘籍绅商龙萸溪3万至5万元，^[126]宁波籍日侨吴作镆10万元，^[127]港商何启东用何东记10万元，^[128]英侨陈晓生5万元等。^[129]

其次，当属京城权贵政要和地方督抚及属下一干官员人等。据所得零星资料，简述于下:公司注册不久，便有邮传部尚书陈璧，以望宕堂名义入股3万元;^[130]稍晚有曾任吏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奎俊入股1万5千元;附股多者当推时任咨政院总裁贝子傅伦，计2千股10万元;地方督抚中，则有湖广总督陈夔龙5千元，直隶总督杨士骧与两江总督端方“均有集来巨款”，^[131]河南巡抚吴重熹款数不详;已允入股未详款数者，尚有京官吏部尚书陆润庠、南书房行走袁珏生、侍读学士恽嶶孙、吴炯斋;曾受盛氏致函邀约不知结果者，有已卸任浙江巡抚聂缉椝、^[132]贵州巡抚沈瑜庆、度支部侍郎绍英、邮传部侍郎吴郁生、陈邦瑞、农工商局总办熊希龄、候选道宗耿吾等。^[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