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矿长期负债经营的结果，反映在财务上自然是连年亏损。关于汉厂历年亏损，因无账册可稽，仅据盛氏等人零星所述如下:“自光绪二十二年四月起，二十三年十二月止，结帐亏折银七十余万两，商股闻风裹足”;^[37]“结算至二十五年十二月底止，实已净亏银一百余万两”;^[38]“开呈袁宫保清折系至二十八年八月止，结亏一百四十万余两”;^[39]“结至三十一年三月李郎中接手(指李维格正式接任汉厂总办)止，实亏银一百九十七万六千余两”;^[40]“汉厂结至上年(指三十三年)止，尚亏商本二百四十余万两”。^[41]惟以上所述各亏折数，是否均属实，颇令人生疑。兹举1902年送交袁世凯清折的亏折为例。据该厂第二任总办盛春颐称:自接办起至廿七年底止，实亏银仅为48万余两，但当廿八年十月袁氏赴汉厂，向袁面递的清折内，截至当年八月的亏折竟达142万余两，计相去94万两有奇。^[42]何以至此?原来此清折乃该厂总稽核依据盛氏当时的两通电示做出的。一电云:该年九月间奏派李维格出洋的奏折中，已有“亏折商本银一百四十余万之巨”一说，“清折当与相符”;一电是除示以清折办法外，还特别强调“该厂亏款数目，宜预为他人接办地步”，^[43]此点更耐人寻味。故当年终汉厂做年总时总办很感为难，称:“惟收支两项，收款较支款尤难，因有来路必有去路，是以最难着笔。”该总办甚至曾拟请上海总局的“办报销老手”、“来汉商办”。^[44]然不管怎样，汉厂连年亏折，是铁的事实。关于萍矿的亏折，由于萍矿自筹建机矿起，即陷入繁重的基建工程中，长期处于净投入无产出的状况(此时即使有所收入，也完全靠土矿)，可想而知，其亏折更大。盛氏向商部奏报的清折中称:“计自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开办起，截至三十年(1904年)十一月底止，……实结亏库平银三百八十四万三千五百余两。”^[45]由于产出少，甚至是无产出，这些亏折又只有仍靠内外长短期重息贷款来填补，便形成借贷——亏折——借贷这种资金链条上的恶性循环。对此危局较早有所警觉的是新上任的汉厂总办李维格，他于1905年初，即对盛氏欲借一笔巨债填补亏折的指示，提出了异议，称:“前日钧谕，拟再借一百万镑(约合中银750万两)，一清积累云云”，“即将来获利，亦断无如此之巨，是债主占据已可预必，承令其间者，重咎不足以蔽辜，非办法也”。^[46]不久他又在所呈“机要手折”中，将借洋债与华债之后果进行了对比，指出:“欠华款而不能归还，倒帐而已，若欠洋款，则占据地方，关碍大局”，然又认为“借华债恐借不动，此厂事之难也”，故力主“集华股为上策”。^[47]直至1907年时，盛氏也认为汉厂“资本难筹，洋行虽极愿借款，终非上策”。^[48]遂连连向张之洞申述厂矿实有招股之必要。如:在他向张举出厂矿商本中“实在商股”只有250万两(内尚有50万为萍矿的息股)时称:“其余皆属重息借贷之款”，“认利息不认盈亏，断非正办，尤非久计”;在他又举出除长期贷款外仅沪汉两地向华洋商人短期拆借，即达五百数十万两时，又称:“实属尾大不掉，冒险已极，一旦倒帐，贻笑中外……”故他向张提出:“亟宜趁早定议招股，变虚为实，以拯危局。”^[49]然则此仅是事实的一面。

另一面是这十年来，汉厂萍矿积聚的资产特别是铁煤矿产资源和相关的开采冶炼机械设备，从量到质都有了极大扩充和提升。一个相当近代的萍矿从无到有，至1907年，已建成由三个平巷一个竖井构成的矿井体系，并打通了煤层厚达一两丈的大煤槽且矿内的采掘输送一切机械设备俱行安装就绪;矿外拥有洋式炼焦炉和数十座小土炉，主要为运煤焦修筑的萍株路(1899年时盛任督办的铁路总公司动用官款兴工修建，并由萍矿代管)已早于1906年全线通车，可接水道直达汉厂。再说汉厂，已度过了前一阶段极为艰危的岁月。第三任总办李维格再度赴欧考察归来后说，“前所谓弃取从违者，今日已有主张”，而这个“主张”便是“定议废贝炼马”，^[50]即全部拆除不合炼钢轧轨的贝色麻酸性钢炉，一律改建马丁碱性炉。遂使汉厂从此可以说是起死回生，用盛氏的话说，即:“剥极而复，为铁政一大转机。”^[51]自1905年起，汉厂改造扩充计划顺利实施，自欧订购的新机炉及配套设备陆续运回安装。到1907年，原有两座100吨炼铁高炉得到改善，新建成30吨大马丁钢炉两座，150吨大调和炉一座，还有一座30吨马丁钢炉和一座250吨新炼铁高炉在建。这年9月末汉厂特发布“公启”宣称:“吉詹九月(指旧历)举行钢厂落成典礼”，^[52]新厂开工之日，实为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盛称:“目前，两(钢)炉日出精钢二百吨”，“并已开造第三化铁大炉，约可日出(生铁)三百吨”，“明冬工竣，足供各省路轨、各厂船械之用”，^[53]展示出汉厂一派大好的前途。加之此刻正处于各省绅商兴起的一股集资修建铁路的热潮中，建铁路无疑为汉厂钢铁销售打开了广阔的市场前景。所有这些均为扩充招股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机遇。正如盛氏曾对李维格所云:“弟不患股款之不来，仍患我厂矿无以自立。”^[54]果不其然，待到汉阳新钢厂告成，萍乡大煤槽开通之时，“而风声所播适有沪汉商人(主要以苏浙铁路绅商为代表)来议集股，归并厂矿成一大公司”，^[55]“沪商代表到汉，会同汉商来议加股归并厂矿成一大公司。……突如其来，意甚踊跃，盖皆新钢厂大煤槽风声所播，不招而至也”。^[56]

在上述两方面的客观历史背景下，既有急于招股的迫切需求，又有了可能招股的条件和机遇，故厂矿于1907年六七月间便开始加紧进行扩充招股的准备工作。首先盛氏认为，“华商多看表面而不看内容，是以立定主意，须用帐目三种:一系实在收支存该之数;一系按照现在产业估价数;一系将来利益之预算数”，“有此三项帐单方能为招股目的”，^[57]并称:“均要编造表册，使人人一目了然”。^[58]此项工作并非难事，而较难者，则是其次一项，为了便于招股，需将原在人事上互不统属，财务上各自独立的汉厂与萍矿合并为一整体。之所以有此必要，一是，尽管盛宣怀早就一再叮嘱“当念汉萍似二是一”，^[59]“总望厂矿一气，共济艰难”。^[60]但早年汉、萍两家却经常发生纠葛，汉厂常挑剔萍焦质次，炼不出合格好钢;而萍矿又总埋怨汉厂钢铁生产上不去，所需焦煤量有限，限制了萍矿的生产。此中过结颇深，以致到1906年即将离任的萍矿首任总办仍愤愤不平地对盛说:“厂难萍亦难，厂因售生铁亏本，又向萍说话，萍矿亏本向谁说话?”^[61]故在日后所订三厂矿合并招股章程中，特别重视此点，并列作章程第一条，称:“惟煤焦钢铁四项相依为命，若何分作两公司，久而久之，难免畛域之见，致有掣肘之虞，公议归并一公司……”^[62]二是尤为重要之点，因汉厂至今一直仍处亏损之中，而萍矿1906年便已有了盈余，盛认为:“若将铁厂、煤矿分招，则萍煤招足甚易，汉厂人皆震惊于旧亏太巨，成本过重，老股亦不肯加本，新股更裹足不前”，“若不将萍矿归入铁厂，商情仍复迟疑，故归并之举刻不容缓”，^[63]“将萍乡有利之煤矿并入汉阳亏本之铁厂，方可多招商股”。^[64]话固如此说，然实行起来却不容易，因为“汉厂必借萍煤，而萍煤不必定借冶铁”，后经盛“再三敦促，萍商始允遵行”。^[65]且“华商狃于开平煤利，非将萍矿归入铁厂，竟难招股”，“数月耒谆劝萍矿股东附入汉厂一起招股，笔舌并瘁，始允合群”。^[66]再次一点，仍很重要，即必须削除“官督商办”帽子，先申请注册成为完全商办公司。盛氏对张之洞说:这是因为“既定商办，必应注册完成一完全公司，庶可使人信从，添招商股”。这更是由于“铁厂积亏甚巨，根本极薄，商情疑惑，何肯出资?若非奏准，仍照原议永归商办，使人人有后来希冀之想，断难掀动其附股之心”。但这只是盛明白说出的一层，尚有一层，则是他曾想对张之洞说但又未说出的:“轮、电则已得厚利，为官所夺”，“将来继公督楚，必是旗族，继侄办厂必是部员，能俟至弥亏收利之后，尚可为轮、电之俟!”，“时局难测，是用隐忧”。^[67]这表明盛氏此刻除为了便于招股外，尚有希图通过“奏准”、“注册”法律程序，确立厂矿完全商办性质，达到永久商办以免为权贵所夺的更深用心。有了汉萍两家合一的条件，要正式注册成立公司，尚需筹足一定的注册资本。故厂矿于8月初便立即发出通知，令原有老商再认缴老股。通知称:原有汉萍老股200万两，可折银元300万元，老股息股70余万两，亦折银元100万元，均“毋庸加本”;另尚得添加100万元，共拼足500万元，一律作为优先股。此添加之100万元，应先尽老商以三股认加一股，“照数摊认”。并称自函到之日至本年底止，将应加股本及旧股票送至本公司验收。如过期限，系自失权利，得另招新股补充，可仍作优先股，“幸勿观望失误”!^[68]紧接着厂矿又于9月初，以盛名义立即拟出“扩充股本归并公司”的奏折稿，稿内有云:“现集华商会议，拟将汉冶萍三局厂归并一大公司，续招商股五百万元共成一千万元”，还称:要“公议公司章程，投筒公举董事，设立股东正式会，遵照钦定商律赴部注册，实行商办宗旨，永为华商实业”。^[69]奏稿拟出后，当即送鄂都张之洞，拟会衔一同入奏。同时为取得各政要的“鼎力支持”和“加意维护”以便入奏后被迅速核准，又分别致函军机处要员奕劻、载丰、世续和袁世凯、鹿传霖等，此外还有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等，声称:厂矿“亟须添招商股，遵照商律注册，方能保守坚固”。^[70]然此刻正值张之洞入京就军机大臣新任，此事遂被搁置。(www.daowen.com)

照盛氏等人的筹划，本是“原拟注册后，徐徐招股”。但“不料沪汉商人愿来一气担任”，“认招新股一千五百万元，合之旧股共成二千万元……突如其来，意甚踊跃”。^[71]“彼等急如星火，不待商榷即索草议。”这便打乱了原来的计划。遂于11月初，由盛宣怀作为“老股创办全体代表”与新商代表汤寿潜(浙路公司总理)、袁树勋(作为沪商代表，字海澄，实系湘人)、郑孝胥(字苏堪，闽人，盛氏称其为此次合股的倡议者)以及驻汉巨商刘歆生(一作欣生，汉口法商洋行买办)、宋炜臣(字渭润，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扬子机器公司创办人大股东，实系浙人)一干人等近二十人，仓促签订了汉冶萍厂矿“合并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股份公司议单”，^[72]计15条款。其重要内容为:由老股创办人与新股发起人合招2000万元，老股200万两照升银元300万元，另再补招200万元(公司前自行决定的100万元息股，未被计入)，足成500万元之数，新股发起人担任招足1500万元新股;新公司改照商律有限公司章程办理，销去督办名目，改为总理，股东会召开前公举权理董事及查账人(总理亦应在公举之列)，专办注册、查账、招股等事，俟股东会召开另举董事;不论老股新股，长年官息八厘，除官息外所有盈余先提公积十分之一，余作若干成分派(似已取消优先股之说)。由于盛宣怀对新商尤其是苏浙路商心存戒备，唯恐大权旁落，故随“议单”另有一盛氏“致郑孝胥、宋炜臣函”作为附件，声明:今后“如有争执不合之处，则前项条款仍行作废”，^[73]为下一步预留了退路。果不出盛氏预料，先是急于求成的新商签约回沪后，未待与盛氏相商，便在沪上各报将“议单”公布，盛很为光火，称:“惟新商不照一琴(李维格)面议，候鄙人到沪会商，遽先登报，成为条约，尤属非是”。^[74]接着又发生苏浙路商为反对借英款修筑沪杭铁路，分别于沪、杭两地先后召开拒款大会，并发公电对盛氏大加抨击，使盛氏更生废约之意。他曾对人言:“惟江浙路局两次公电，移咎鄙人，攻讦不遗余力”，“其中即有新商发起人，将来如何共事”?^[75]又云:“阅报载借路事与吾反对，将来断难共事。”^[76]于是一面以老股商名义炮制了一份致盛宣怀的公开信，^[77]大造反对其所签“议单”的舆论，为废约找借口，一面令李维格、杨绶卿等骨干人员赶拟公司章程，同时加紧补招老股，准备自行注册成立公司。未几，盛氏乃趁入都听训之机，于1908年3月13日，不及再商现任湖广总督赵尔巽，便会衔正式入奏“汉冶萍厂矿现筹合并扩充办法折”。随折并附“请另铸汉冶萍公司总理关防”及“请派李维格充汉冶萍公司协理”两附片。此“奏折”较前述“奏稿”虽有较大改动，然中心主旨未变，如称:“老商股票由二百万两，加股共成五百万元”，“须加股一千五百万元(前稿系五百万元)之巨，恐亦非旦夕所能招足，必须奏准注册后，方能妥筹办理”。^[78]当立获准奏。旋于22日咨文农工商部请予注册。根据当年《商律》关于股份公司系七人及七人以上创办集资营业者，并须注明其姓名住址的规定，咨文称:“公司创办人即系本大臣及在事各总董”，遂将李维格、杨绶卿以下各厂矿各部门主要人员开列出九人之多，并解缴库平银216两注册金，同时附上以公司名义向该部注册局申报的注册呈文。^[79]26日，该部即咨行盛氏核准注册，称:“所送呈式、公费核与定章相符，自应饬局注册”，但又饬公司“将各厂成案章程抄呈到部备案”。该部注册局当即发给公司第230号“执照”一纸。^[80]至此“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股份公司”(此乃注册呈文中自填的“名号”，日后却又常用股.分.有限)正式成立。随后依据农工商部的要求，盛氏又于4月9日再咨该部，^[81]补送上所拟出的“商办暂定章程”一本、“新商议单”及“附函”、“老商公函”各一件备查，算是完成了全部法定注册手续。较之早年自行成立的各类公司，至今依旧未履行注册手续者，客观地说该公司的成立诚然是种进步，表明当年社会已经具有些微的法制意识，不过它仍是初步的。例如公司在注册呈文的公司“名号”一栏下，既已清楚填写为“……有限股份公司”，而农工商部的注册局发给公司的“执照”文中却又明白写成“……股份公司”，缺少“有限”二字，且所给公司注册编号也相应列为“第三类第五十七号”，执照编号则为第230号。1904年元月清政府颁发的《公司律》第一条，规定公司分为四类:第一、二类为“合资”、“合资有限”，第三、四类为“股份”、“股份有限”。今该局既将公司误列入第三类，不仅与公司注册原意不合，且变更了公司的性质及其连带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管是注册局这个官僚机构做事马虎，还是其对法律的无知造成了如此低级错误，而公司诸当事人对此却也无一察觉而依旧行事，表明当事双方具有的法制意识仍十分有限。

公司注册手续有如上述，可谓均已履行到堂，农工商部也认可“与定章相符”，但内中有些实情还需加以揭示。如按当年清政府的《公司律》及《注册章程》规定，创办股份公司需有七人或七人以上的“创办投资营业者”，可是盛氏的奏折及公司注册呈文所开列的人员中，除盛氏本人符合条件外，其他李维格、杨绶卿以下所有一干人等，均系原有厂矿管理人员，而非投资者，对此事先便有人不表赞同，其中之一的杨绶卿即向李维格表示:“注册宜合新旧(指新旧股东)，且宜真有股份者”，并指出“所开各人系宫保(指盛氏)所用之人，是伙计而非股东，于理不合”。^[82]诚然，杨氏也只能私下说说而已。再如，盛氏在“奏折”中曾提及公司老股为500万元，尤其在注册呈文中更明白呈报“老股银元500万元，现已收足”。实情是否如此，也颇令人生疑。资料显示，所谓老商股除原有厂矿200万两折成300万元外，另需补足的200万元未如公司所要求的，先尽老商按三补一办法于旧历年底(1908年元月底)前补入，即如所预计再招新商于注册前补足也未做到。1908元月初，盛氏仍为补招老股而向四方求助。他知会汉口萍煤运销处总办卢洪昶:“现在只留老商一百万元空额可以先招”，又说:“现在都中大老多有愿入此股者，是以先刊预算节略，已集有三十余万元，约须明春收款”。他并请卢凭借“总持汉口商政，名誉日宏(时卢充汉口商会会长)”的影响力，“先助老商招足百万”。^[83]之后，他又致函直隶总督杨士骧(时尚系署理)称:“优先老股尚可补招一百万元，除各省官绅分认已逾一半，尚有四十万光景，无论官款私款均可一律附入”，更云:“北洋地大物博，如有类乎此等之公款，可否恳祈酌拨”?“不论官股私股皆可同掣股票，无分厚薄也”。^[84]可知此刻公司老股尚未招足，即使盛氏所云属实，仍相差不少，且系“分认”而非实交。直至正式入奏申报注册，盛氏与厂矿人员往来的电文中，仍有涉及补招老股之事。如1908年3月14日，汉厂司账来电请示盛:“顾守汇来汴平五千(两)，拟收旧股?”^[85]翌日盛即电复:“顾守来函附股一万三千元，准作老股，先给收条。”此处的顾守指曩日萍乡县令顾家相，其汇来的五千两，只及认额的半数。又如1908年4月13日盛宣怀致电李维格称:“玉老云，望岩堂入股三万元，已交尊处可候弟到汉掣收据。”^[86]而李于次日复电则称:“望岩堂股款未交到。”^[87]“望岩堂”乃时任邮傅部尚书陈壁(字玉苍)的堂号。所云入股三万元，当指公司优先老股，但公司此刻并未收到实款，直至1908年11月下旬，盛氏还在追问此款“已送到否”?^[88]这表明注册时，公司老股500万元“已收足”，原不足信!不过处在当年社会，尤其是官场上，本也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