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汉厂偿付官办时期所用官本的筹措。盛氏所拟由张之洞请奏获准的招商章程^[2]规定:接办后，“拟自路局购办钢轨之日为始，所出生铁售出，每吨提银一两，以还官局用本”，即采所谓“吨铁两银”方式陆续归缴官本。但执行上并非如此简单。章程还规定:“届时拟请札饬路局、铁厂，在预付轨价之内，分作两次先行提银一百万两，尽先归还急需之官本。”即是说，此项官本，并非全额均得以后慢慢陆续归缴，而是必须先行分两次趸缴100万两，作为归缴官本的“首付款”。再则，此100万两，又不用铁厂自筹商款，而是可在铁路公司订购钢轨的预付轨价款内，先行预支。故日后当工部与商部派员会查此项价款去向时，盛氏毫不讳言，答称:“此项铁厂预支铁路公司之款，名为轨价，实系归还官厂官本。”^[3]对铁厂此项预支路局的100万两，章程又有规定:“即在应提每吨银一两内扣抵。”余下官本，“俟预付银一百万两扣清之后，每吨一两再行按年汇缴”。换言之，须俟铁厂日后生铁产量达百万吨、即抵清此笔预支轨价之后，再陆续按年归缴余下的官本。顺便指出，汉阳铁厂已用官本银，经核实为568万余库平两(尚不计官厂未付订购机物料欠款15万两)，而自商办起直到1924年汉厂炼铁全停后，总计产出生铁，充其量不过220余万吨(至改制前1907年计37万余吨，改制后至1924年计183万余吨)，即是说，连最初趸付的100万两在内，充其量只归缴官本220余万两，尚不足官本的2/5。但不管怎样，此初期先行归缴的100万两，当属对官办铁厂资产的购置费，可视为招商后的设备投资。日后盛氏亦曾指出:“查商办后缴银一百万两，即可作为官厂过商产业之资本。”^[4]

至于汉厂的商股，章程规定:“铁厂既归商办，自应招集商股”，“惟目前承接之始，诸事尚无把握，华商欲见速效，未免观望，现拟先招商股银一百万两”。然仅此100万两商股的招集，亦非面向一般华商。这固有当时华商未免观望的客观情势原因，但笔者认为，更有盛氏的个人考量。有如他日后对张之洞坦陈:“从前敢于冒昧承办，所恃招商(指轮船局)、电报、铁路、银行(指通商)皆属笼罩之中，不必真有商股，自可通筹兼顾……”^[5]类似说法，此前他即多次对别人表露过，如云:“所以敢于承办者，因有轮、电两商局可挹注耳”;^[6]“所筹商本向赖轮、电商人辅助”^[7]等。此外，或许还有一层，也如他日后急于扩充招股时向人诉说的:“惟是烘炉冶铁为亚东创局，素未经见之事。宣怀于二十二年招商接办时，初谓筹款数百万即足办理，殊不知需本之巨，用款至一千六百余万，有如今日之深入重地者……”^[8]是故于接办时，除立即发布一通《招股公告》，声称要“援照公司章程，招集商股”外，^[9]再未见有什么向各华商广泛招股的实际动作。在此请允许笔者顺便纠正早年一篇文章误引一则史料的差错。发表于1995年第4期《近代史研究》上的《再析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第3节内，曾引用载于《汉冶萍公司(二)》第265页上的郑观应致盛宣怀的一封密函，函中称郑氏已将盛所寄“汉冶萍煤铁厂矿推广招股章程”分送各友，并述及当时在广州、澳门招徕商股的情况。此函该书注出时间为“光绪廿七年十二月廿九日”，即1902年2月7日。笔者未假思索，便据以用来说明盛氏当时有过招股活动。但兹进一步考证，郑氏此密函并非书于1902年，而实出于光绪卅三年的十二月廿九日，即1908年2月1日。根据如下:(1)函内所称“汉冶萍……推广招股章程”一词，只能出现于1908年之后，1902年彼时汉厂萍矿尚分作两家，且常生纠葛，更无联合“推广招股”之说(详见下节);(2)郑函内还提及“招商局本年(当指作书年份)水脚有二百五十余万两”云云。但查该局历年水脚统计，只1907年度有水脚247万8千余两，相差无几，而1901年、1902年分别为278万、274万余两，其余年份更是所差甚远(参见《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278页)。

那么，汉厂初期的100万两商股究竟如何凑成的呢?日后账簿所开列的各户头及其股银额如下:招商局库平银25万两、电报局22万两、中国通商银行32.85万两、萍乡煤矿10万两、南洋公学0.6万两、钢铁学堂3.9万两、上海广仁堂2万两、古陵记3.65万两。至于究竟何时凑成此数，未见到准确记录，只得待考。不过于1902年秋间，当已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前往湖北询问铁厂总稽核宗得福“商股有多少”时，得到的回复是:“五十万左右。”“此外尚有六十万”皆为盛氏“经手挪借”。^[10]此时宗所云的50万两左右，虽未说明来源，当即指上列轮、电两局的50万两商股。而稍后不几日，盛宣怀亦曾对人言:“铁厂的商股，皆轮、电公司之商人也”，^[11]所指亦应即此50万两。而直至1905年4月，该厂新任总办仍称:“至三十一年三月止共用银五百四十三万余两，内除轮、电局商人股份约五十万两外，其余均系挪借之款。”^[12]足见此刻汉厂“拟先招”的商股仍不过50万两，距接办时，已有十个年头，可知上列的百万之股额及各户头名称之凑成，当系此后的事。这可以盛氏日后曾说“铁厂广仁堂振记存款库平二万两，三十一年改作股份”^[13]的话为证。再有上列古陵记的3.65万两，早年亦是作为存款而非股银收入汉厂的。如1896年9月间，盛氏曾对汉厂首任总办说:“弟于八月初四日代本厂收古陵记存款四万两……望即饬令银钱股照数登记。”^[14]此4万两若作规银恰折3.6万余两库平银。由此又可推断，此期间汉厂所收之“商股”中，除数额较大的几笔外，大多为以企业机构名义“入股”方式，余下零星几笔虽用各种户名而实为盛氏个人的投资，其初始或许多采用“存款”做法，此点与下述出资创办萍矿不同，这又显出盛氏之精明过人之处。

再看萍矿开办初期的投资。盛氏接办铁厂后，为彻底解决钢铁冶炼所需的煤焦，除大量收购萍乡土井与土焦外，于1898年4月始，便着手创办萍乡安源机矿。其资金来源，据首任总办称:“萍矿初创，系空拳赤手而起，无日不出极重庄息，且按月滚算。”^[15]显然巨额的开办经费单靠此短期拆借的“高利贷”款，自是无法应付。盛氏遂与德商上海礼和洋行接洽，由其代办全矿掘井采煤机械与炼焦炉设备以及萍乡至安源矿山约14华里铁路的钢轨等件，并垫付所有购置款项，旋于1899年4月与其签订了400万马克(约合库平银138万两，内有100万马克约34万余两为现银)的借款合同。^[16]此笔洋债是为萍矿最初亦为最大的资金款项。

至于萍矿商股，此时期亦谓已集100万两库平银。其入股各户，据该矿首任总办“奏报”^[17]开列:“首次创始老股”有汉阳铁厂20万两，招商局15万两，铁路总公司15万两，香记等户10万两，计60万两;“二次续招老股”有电报局22万两，招商局8万两，香记等户10万两，计40万两。两次共合100万两，此即改制前，萍矿已集之商股。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些“创始老股”，多数并非现银。如首次之汉厂20万两，该矿账房于1899年时称:“据云在沪蒙宪台(指盛氏)面谕，已为萍筹定股份，……共银五十万两。”其所指即上述之前三户。但又称:“卑职窃思汉厂股份即以旧欠相抵，而招商局、铁路公司两股份银三十万两，不知如何拨抵?”^[18]此处所云:“汉厂旧欠”系指铺设萍乡至安源矿山之铁路钢轨，后由德轨改用汉厂轨，此即为萍矿未付的赊购汉厂钢轨之价款。至于后两户股份可知当初尚无着落。直到1901年夏，始见该矿总办称:“前收汉口路局帐房洋例银十五万两，划还协成(钱庄)，奉谕归铁路公司股款，今只须找足库平，所有应入之股，便已清楚。”^[19]可知铁路公司股亦不过是由15万两洋例银划还钱庄借款后，只补足库平银之率差万余两洋例银入账。至于轮船局之十五万两，究竟何时又怎样相抵清楚，未见切实记录，据下引该矿局总办所云，最早也应是1899年之后的事了。而上列“香记等户”之10万两，或属盛氏个人注入的现款。此则见之于该总办的一封密函，内中有云:“前宪台所入现款萍股十万两”，并询及该股票姓名籍贯如何填法。^[20]此当为“香记等户”10万两之现款。而二次中的“香记等户”又10万两，或许亦为盛氏及其家人的现款。但二次中的轮船局8万两，则是于1906年时从萍矿欠该局水脚28万3千两内扣抵的。^[21]总之，萍矿所集100万两商股，即使后来已落实足额，其所收现款也无多，派不上用场，自可想见。故该矿总办在前引“奏报”开列出此100万两老股后，即已指出:“查萍矿开办之初，其首用款，即皆贷之庄号”;“至所收股本，乃二十五年以后事，且系陆续零交，指作还款，不能应时济用，势不得不辗转挪移，以为扯东补西之计”。^[22](www.daowen.com)

萍矿股如是，汉厂股自然也未必均为趸缴现银。汉厂萍矿于初期，即主要靠“扯东补西”、“辗转挪移”维系运转。这原是朝野上下人尽皆知的，如1900年盛宣怀即曾向清廷明奏:“臣兼管之上海纺织总厂、汉阳铁厂、萍乡煤矿、通商银行所集商股，即是船、电两局之华商挹彼注兹，盈虚酌剂”的。^[23]可是，自1902年下半年起，再使用这些手段，便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这是因为当年朝内官场政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前李鸿章已去世，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职即由袁世凯署理，刻并已得到实授，而盛氏权势则大为下降;再加之此时盛氏又值丁忧守制，前所掌控的几大洋务企业遂相继被正兴时的袁氏逐个夺走。首先盛氏亲信轮船局帮办郑观应被挤出局，该局总理位置也由袁系的杨士琦取代;随之原由盛任督办的官督商办电报局由袁氏本人受委兼任督办大臣;稍后袁系的唐绍仪又出任铁路总公司代督办更兼邮传部侍郎……一时间，盛氏手中为汉厂萍矿挪移挹注资金的主要渠道全被切断，致使其叫苦不迭。1903年初，他对张之洞一幕僚说:“轮、电两局接济之路已绝，实非另借巨款不办。”^[24]尔后更有多次抱怨道:“惟从前全赖轮、电、铁路之声势，为华洋商所信从，此后势孤力弱，一无足恃”;^[25]“敝处前有轮、电局，后有铁路公司，故挪垫数百万不致为难，自路事交代(即指交唐绍仪代)，存款(按指正太路、沪宁路预交的订购轨价款)全提之后，几至不支”。^[26]

综上所述，厂矿商股因一般华商“未免观望”而招集不易，况盛并未思下力去招，号称之已集商股，也是有虚有实。即使为实股，却也是现银无多，且系陆续零交派不上用场;所赖几个洋务企业挪移挹注之路，今又断绝。处此窘境下，厂矿只得别谋他途，有如盛氏当时即言:“实非另借巨款不办。”之后他更对张之洞讲:“汉厂、萍矿既以灼知为绝大利源，非大力包举必致颠覆，非暂借洋债，不能大举。”^[27]其实向华洋商人借款的筹资之路，盛氏当决定接办汉厂时，便已有预案在先。这在他为张之洞拟定的“招商章程”中即有条规定明文:“现在公款难筹，自应续招商股二三百万两，如一时商股不及，应准由商局不拘华商洋商随时息借，以应急需。”可见他原已为日后“急需”预铺下了这条筹资出路。因此，如前述及，早在萍矿创办之初，他便向德商借款400万马克，已经开了厂矿举借洋债的先河。及至1902年，本拟再续借400万马克，并于8月间已签好合同，^[28]后盛称:旋因“不能照萍矿前借礼和之款，由招商局作保”，而“废议不成”。^[29]此际正是盛氏对招商局失去掌控之时。同时，此际又恰值“汉厂萍矿非大力包举必致颠覆”之时，此说非虚语，如萍矿掘进工程，由安源总平巷道正要打通阻隔的石壁，以便向紫家冲煤层达到一两丈厚的大煤槽掘进，绝不可半途中辍，致弃前功;如汉厂在排除或归铁路公司经办或由外资大东公司代办等设想后，仍决定自行筹款大举，以救危局。故此“借巨款”、“借洋债”尤具有现实迫切性。斯时德款既借不成，盛氏遂立马转向日本。早于1899年便同盛氏签约30年为期购买大冶铁矿石的日本，为了更长期占有此一绝佳钢铁资源，刻正策划向盛氏丢出贷款诱饵。双方可谓一拍即合，几经磋议，很快于1903年11月由汉厂的大冶铁矿与日本兴业银行(乃名义债权人，实为日本政府出资)签订下一笔300万日元(约合210万两库平银)即被称为“预支矿价”的借款草约，翌年1月即正式成立。在签约过程中，盛氏便极力疏通张之洞和商部。如对张氏说:此笔借款，“尽数以矿价作抵，不还现款”，又说:“设可办到，较平空借款造厂，种种预扣加佣之外，仍要求国家担保，利害悬绝诚不可以道里计也”。^[30]当草约签字后，为了取得商部的“迅赐主持，电示准行”^[31]与外务部的“迅速核复”，^[32]盛氏连忙又致电函庆亲王奕劻(时为军机处领班)及其子商部尚书载振和外部侍郎等寻求支持。以此笔为期亦30年的日本贷款为发端，便一发不可收拾。除1905年再拟向德华银行申借200万两或400万镑(约合400万两)，由于条件过苛(除汉厂萍矿仍索冶矿作抵并需国家发行公债等)作罢外，于改制前短短三年内，又连续由汉厂向日本三井洋行、萍矿向大仓组与汉厂向正金银行(多为名义债权人)举借日债多笔，除短期拆款不计，仅三年期以上长期日债又有330万日元，连同前一笔，共达630万日元，约合库平银400余万两，除第一笔利率为6厘外，余在7厘及7厘以上。^[33]若再加上最早那笔德债余额(时仍有140万马克，合银50万两)，此刻长期洋债累计总额已达450万两之巨，同厂矿号称的商股银充其量不过200万两相较，业已超过一倍有余，且尚未计数额更大的利率高达一分以上的国内华洋短期拆借。关于此期间的短期拆借，实无法细数。盛氏1907年8月间说:“现上海恃厂矿产业由通商银行、纺织厂作保，抵汇三百万两，汉口街市亦抵汇二百数十万之多。”^[34]由此可窥一斑。

最后，关于此期间汉厂萍矿所收股本情况，论者常常引用公司自刊《汉冶萍商办调查历史》一书所载“历年收进股本册”^[35]的数据作出说明。此股本册，乃公司于1914年6月间为应付北洋政府欲对其实行官商合办，向派至公司的政府调查员提供的。只有汉厂萍矿两处的合计款额，截至光绪三十三年底(即1908年元月)总额为库平银200万两折银元300万元。其历年之明细合计额则如下表所示:

但只此一笼统年度厂矿合计额无法确知厂矿各自详情，且除总额或与实情相差无几，其历年之明细额，显有编造痕迹，与前文所揭各情，难有相应之处。且再举一例，如前文所示，至1907年，汉厂收招商局入股25万两，萍矿分两次计收23万两，而另据招商局账略，至1907年招商局入股汉厂累计27.4万两，入股萍矿累计则为38.1万两，^[36]两账竟相差17万余两之多，不知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