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厂招商改为“官督商办”体制，自然会生发出官与商的关系即官商矛盾。可是就汉厂言，由于代表官方的督办盛宣怀，又系实际商董的代表或甚至是唯一代表、“全体代表”者，故而反映在企业内部的这种关系与矛盾，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或许是一个特例，据考察，此例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因而这里的官商矛盾主要是表现在企业外部，企业与清政府之间。兹举两项争端，以见一斑。

一项为税捐的征免之争。《招商章程》原有“应请奏明免税十年”的规定，此固然是汉厂向清政府申请享有的一项优惠待遇，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汉厂归于商办后所引发的一种官商矛盾的反映。正因如此，户部在复议时奏称:“从优免税十年一节……原应照准”，“惟查本年五月据总理衙门奏准……凡机器制造货物，不论华商洋商统计每值百两，征银十两”，“该厂现在招商承办，铁务即为商局，自应遵照总理衙门奏案办理”。^[74]方始到任的郑观应得知户部复议后大为光火，他致函盛宣怀忿忿地说:“今总署出此新例，未免计左”;^[75]“此件户部所议，未免不顾大局”，他要盛氏“以无从招股请仍归官办”上禀，同时还要盛密电张之洞，请其“据禀顶奏，非免税不可”。^[76]此刻张之洞也认为“如此重税，如何能办?”^[77]这样，在张、盛再次禀奏^[78]之下，始蒙获准汉厂免税5年;届满时，复经奏准再免5年。至光绪三十二年，张、盛又致函商部等称:“免税期限扣至本年十一月十一日又已届满……吁乞恩准展免十年。”^[79]而所获答复，仍是“拟援照上届办法，准予展限五年，以示体恤”。^[80]这里需指出，张之洞等人何以每每站在汉厂一方要求免税呢?正如张氏在前引“铁厂征税商情未便折”中所论:“商政机括，要言不烦，然非畅销不能自立，非轻本不能畅销”;“所持保华商以抵洋铁者，全在国家自有减免税之权，可以轻成本而广销路”。所论固是，若汉厂果如总理衙门原奏，需缴10%的产值税，无异会加重产品成本，而无法同只缴5%或7.5%的洋铁竞销。不过张氏最为担心的还是“官本无著，承其敝者岂独众商”，所以他在“未便折”中最后仍表示:“俟官本全数收回后，再行照章征税。”(www.daowen.com)

二为抢占矿区之争。郑观应到任不久，便赴大冶查勘，又获知不少“好铁矿”，他唯恐这些铁矿若被商民买去，“与铁厂争利，必多妨碍”，故“已派人设法认购，以免后患”。^[81]另一员司赵锡年更主张:“其有未买附近矿山，必应全得。”^[82]汉厂遂禀请张之洞“所有大冶县属及武昌、兴国等处，皆产铁矿，请一律归铁厂开采，不准商民私行勘买”。当时张之洞虽略有保留但即予以批准，其批文曰:“除武昌县铁矿，先经封禁勿庸开采外，所有兴国、大冶所产铁矿，应准一律归铁厂购买开采。”^[83]汉厂据此便获得对大冶铁矿的垄断权。但也只是相对的，这只是对其他商民而言的，对官府而言，则另当别论。故当1901年初，汉厂因已与日本订约出售矿石，在交涉过程中，日本曾有“租山自采”之说，盛氏借口杜绝日人觊觎，要求“赶先圈购”大冶等地“未经入官”的“著名矿山”^[84]时，便立遭张之洞批驳，说汉厂已有矿山“自绰有余裕”，“不必圈购民地”，还宣布“凡有民间一切矿产，暂止税契。……必须一律由官悉数圈购”。^[85]张之洞随之立即饬令大冶县令圈购了四处矿山。这四处，据冶矿总办报称:一曰象白(鼻)山(其象臀与冶矿所开狮子山仅一沟之间);二曰鲶爬地(即沟东北与狮子山相属之一培篓也)，三曰鼠尾(实际即狮子山之尾，别名鼠尾);四曰尖山儿(即冶矿所开野鸡坪本山左右等处也)。^[86]由此可知，这四处矿山对冶矿已采矿山形成包围态势，为日后矿界纠纷埋下了种子。1904年初，汉厂与日本签订预支矿价借款，需向日本交售更多矿石，盛宣怀即在签约的当日密令冶矿总办:“应趁南皮未回鄂任以前”(按张氏刻奉旨赴京会议商约)，“或以增建栈厂为名，或以展设运路为言，将界线以外产铁之山，多多圈购”，因为盛料定张氏回鄂后“必仍如前年……与商为难”。^[87]该总办则表示:“界乎瓯脱之间有矿之地，自以不使漏购为宗旨”，“此外有矿之山，均经香帅札由冶令饬绅取具不准私卖甘结”，只得“容体察情形……妥议行之”。^[88]此后，于1905年汉厂又欲矿师至冶勘察，湖北洋务局立即进行干预，谓:“此外大冶全境矿山断不准任听洋矿师到处测勘。”^[89]上文已指出，洋务局即先前之铁政局也。洋务局今竟如此行动，怎不令李维格、宗得福等人发出感慨:“官商痛痒素不相关，虽昔之同舟，今且视为陌路，况身本局外，更从而倾轧排挤之哉!”^[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