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厂于官办时期，一则由于生产未入正轨，一则更由于其官办性质，原不重视产品的销售，正如接郑氏继任汉厂总办亦系盛宣怀之侄的盛春颐所指出的:“南皮制军(指张之洞)创建铁厂，本欲以国家之魄力造轨修路，初未专恃市面行销以自养。”^[51]故据《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的记载，于汉厂招商前的汉口埠，“1894年生铁出口约为1100吨，翌年出口者仅数吨”，这大体上代表了此时期汉厂产品的全部外运数量。而据前引欧仁·吕柏回忆录所记，汉厂自1894年6月投产至10月、1895年9月至12月、1896年3月即招商之前，断续生产出生铁计为16300.92吨，假定将外运量全部作销售看，其也不过只占产量的6.7%。再据铁政局报告的另组数字，截至1895年8月，汉厂共产出贝钢料900余吨，其中“外售与外用”者仅18吨，马丁钢料450吨，“外售与外用”者为40余吨，^[52]合计共产钢料1390余吨，外售外用者不足60吨，占产量的4.3%，只计外售，当更少。日后李维格曾对人讲:“自汉厂开办至二十二年商办止，未有丝毫货款收入”，离实情也不算太远。

自招商之后，局面为之大变。亦如盛春颐所云，由于“厂之改归商办”与“路之仍借外款(指卢汉路改借比款修建)，一切悉由外人主政”，加之“国家已视我为秦越”，因此“除行销自养外，别无可恃”。^[53]盛宣怀也指出:“除销钢轨，销生铁，自觅生路外，断无自立之策。”^[54]于是随着煤焦供应的解决，钢铁生产得到保证，筹划销路的问题更日益紧迫。关于销路，在招商章程中，原有“铁厂必须广筹销路”一条，规定“本省枪炮厂、各省制造厂所需钢铁，自应悉向鄂厂定购”;“现今议造各省铁路所需钢轨及应用钢铁料件，系属大宗，拟请奏明，无论官办商办，必要专向湖北铁厂随时订购”。尽管仍未离开官办时期“制械造轨”的宗旨，但已明确规定是要大家来“订购”了。且尤为注重对大宗钢轨的“订购”。深谙商务之道的郑观应一到汉厂，立马连连上书盛宣怀道:“此举(指“归商办”)之能否顺手，视钢轨之购否、焦炭新矿之有无为定衡”;“现在筹办焦炭、预造钢轨两端，关系大局安危”。^[55]盛宣怀自然也通晓这个道理，早在接办汉厂时即已将卢汉路所需钢轨等件的销售权稳抓在手，并且也不放松对其他铁路所需钢轨的销售机会。如当时盛氏得知总署已允法国修建广西镇南关至龙州的铁路，便立即电请张之洞向有关方面要求“行知鄂厂，赶紧代造”，并说:“发端之始，似未可外购法国铁轨，使各效尤。”^[56]此间先后动工兴建的沪宁、正太、汴洛等路，汉厂都得到部分订货，另还曾向东北三省拓展销路。这里需强调的是，因当年这些铁路均借有外债，有外国势力的楔入，给汉厂的营销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正如李维格在《汉冶萍公司历史说略中》所指出的:“铁路洋工程司于汉厂之轨，种种留难，以达其外购目的。”即以卢汉路而言，比国公司对汉厂路轨质量要求便极为苛刻，据汉厂炼钢工程师卜聂言，若按其所订标准，无一合格，即使在验收时有卜聂等做手脚仍常被剔出很多。故卜聂于1904年离华回国前，曾致函汉厂代办宗得福:“请即函禀宫保，所有续定钢轨，须将锤试机验章程更改。”^[57]再于价格上更是抠得厉害，对汉厂所订钢轨，不仅均“以上海每次投标之价为准”，^[58]且“原议开标，往往候至外洋价贱方定”。^[59]对比国公司的“过事抑勒”，总办盛春颐极为不满，他指斥“比人一概不照外洋市价，有意抑勒贬跌，使厂受累”，^[60]他甚至主张暂停炼贝钢制轨加以抵制并说:“无如照沙多(比公司工程师)第一、二批所定价目，竟是做一吨，折一吨，不如趁此暂停……以后议价，或可照外洋市价一律，不致如前抑勒。”^[61]

汉厂产品除钢轨外，其次便是铁货。接办伊始，盛宣怀即指示汉厂，“本厂铁货自应预筹销路”，^[62]“上海一隅每年销熟铁货至少二万余吨，约可售银八九十万两，系属大宗生意，不可不专心考核”。^[63]当时汉厂遂约定周舜卿开设的升昌裕铁行为上海批发的总代理(日后升昌裕还将汉铁往日本推销)。除上海外，据郑观应称，当时尚有“广东、香港殷商数人来公函，欲承办批发本厂钢铁货生意”。^[64]稍后，汉厂还“专托”一旅居日本名吴鸿英者，将汉铁运至日本长崎“试卖”，吴氏复到神户“商售”，并拟向大阪以至横滨扩展。^[65]此时期，更值得注意的当是日本商行的代销活动。先是于光绪二十五年九十月间，三井洋行欲向汉厂订购2号、3号翻砂生铁，旋因价格“相去太远”(三井洋行给价通扯为26两5钱，而汉厂索价分别为32两、31两)未成。^[66]继之，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间，又与三井、东肥两洋行分别签订代售草约，据盛宣怀称:两约逐一比较，似三井洋行略为便宜，但三井洋行把持要挟，提出“汉厂另有主顾，应先与商”，盛认为“此断办不到”，主张“应将三井罢议，专与东肥订约”。^[67]但与东肥事成否，待考。后于光绪三十年五月中旬，始有三井向汉厂订购生铁万吨合同的签订，不过其中另有内幕。按此笔万吨生铁交易，原系矿师赖伦于二三月间赴日时与日本官办制铁所议定，时值日俄交战，中国宣布局外中立，汉厂为了蒙混外务部及海关，与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谋划，乃着三井洋行以商家名义出面同汉厂签约，且将日期倒填为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68]所以此次三井洋行与汉厂仍不能算已建立代销关系。迨到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三井洋行方始与汉厂正式签订为期三年的代销生铁合同，而且规定“除日本官办若松制铁所归铁厂自与交易外，所有日本各埠均归三井洋行代理售销”，^[69]从而将三井洋行提到独家经销的地位。汉厂此时如此看好三井洋行，据李维格云，除它“自有轮船装货来鄂，回载装铁，彼此合算”外，主要是因“其营运之夙著能声，各埠之分行林立，尤非他家所及”;而汉厂之所以与之签约专销，“假以事权”，其更深的用意，犹在于同欧美钢铁争夺日本市场，是“在断绝洋铁来路”。李氏云:“若无日行代销，为我就地筹划，何以与洋铁争胜?”^[70]因此刻李维格已考察归来，其改造扩建工程计划正顺利实施，进一步打通销路，更显重要。李氏曾言道:“厂事以生产多、销路通两语，为总诀。”^[71]故除上述在李氏主持下与日本三井洋行签订的专销合同外，李氏还对盛称:“澳大利亚样铁已运去，各国南洋属岛及美国太平洋一带，格已通信，预备派人经售。”^[72]

据统计汉厂自接办之日起至1907年终止，其主要产品的销售收入见下表:

汉阳铁厂销售收入　统计单位:万两(www.daowen.com)

说明:(1)据《公司商办调查历史》中的历年销售价银表。
(2)年度内*为李维格接手之前的时期，＊＊为自该年3月21日即李维格接手之日开始的时期。

尽管此时期汉厂销售总收入已逾1000万两，但仍入不敷出，据结算，总计结亏270.36万两。若与萍矿统算，扣除萍矿结余65.16万两，^[73]仍亏损达200余万两之巨。亏损的原因应是多方面的，但当年市场狭小且不独立造成销售上的困难，乃其大端。兹将所能得到的此时期最后三年生铁一项的生产量与销售量，作一对比(见下表)。可知除光绪三十二年销售量能占到产量的89%，尚差强人意外，其余两年只略过产量的半数而已。

汉阳铁厂生铁生产量与销售量　统计单位:吨

资料来源:李维格在公司第一期股东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见《汉冶萍公司第一届帐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