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厂生产的发展扩充，自然离不开萍乡煤矿的开办，因为它使汉厂所需煤焦的供应问题得以彻底解决。故盛宣怀等多次强调说:“萍乡一局关乎铁厂命根”，“现今铁厂命根在此”，^[31]是不为过的。由于已往学者对此论述颇详，^[32]这里只想补充说明一点，即萍矿虽系汉厂命根，或全面地说两者应是“相依为命”(亦盛氏语)的关系，但与冶矿、马矿对汉厂的附属关系不同，萍矿与汉厂却是完全独立的关系，它对汉厂煤焦的供应，依盛宣怀的指示则是要“总应凭煤焦收数付款，划清界限”的。^[33]

关于汉厂自身的发展扩充方面，特别值得一书的，主要有二端。其一，是在旧厂改造方面，做到两个生铁高炉同时投入生产，大大增加了生铁产量。汉厂自官办建成起到招商前期，由于技术上尤其是煤焦供应不足的原因，原有两个生铁高炉，一直只开一炉，当时的二号炉常年处于熄火状态。直到1902年末，由于萍矿煤焦供应问题的解决，也由于钢铁销路逐步打开，而直接原因是由于一号高炉的炉砖按技术指标只能再维持五个月，“故二号炉不能不开”，“始拟筹开二号生铁炉”的。^[34]但因抽水机不够使用，又多方从冶矿、马矿和织布厂各借一部，直延至翌年二月始行升火开炼。自此以后，汉厂方始基本维持“两炉齐开”局面;加之又对两炉进行了一些技术改造与增添了一些配套设备，遂使生铁产量自接办以来总是徘徊在1万余至2万余吨，当年即增加为3.8万余吨，到1907年更达6.2万余吨的历史最高水平。

其二，便是李维格于1904年再度出洋考察，彻底弄清了贝色麻酸性钢炉“不能去铁中之磷”，而马丁碱性炉“能之”^[35]的道理，找到了“铁矿石与炉座凿枘之病”(李维格语)的病根，从而对汉厂炼钢设备实行了“废贝炼马”(亦李氏语)的改造，同时又大加扩充，添建了容积为30吨的大型马丁钢炉(本时期内于1907年9月、11月各建起1炉)和日产250吨的大型生铁高炉(本期内尚未落成1炉)，使汉厂钢铁冶炼设备能力从质和量上都大为提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全先生一书与张先生一文也均有详细论述。这里仅就汉厂炼钢中的酸碱二法问题，略作补充。从李维格的再度出洋考察及回来对汉厂所采取的种种举措看，所谓酸法碱法问题的解决，其关键是此次李氏的考察，当无异议。但酸碱法问题的提出却并非即在此时，这是不应误解的。如笔者曾经揭示，早在张之洞于广州筹办铁厂时，便与驻德公使洪钧就“炼钢二法”有过讨论，且知“视铁质内磷之多寡，炉亦异制”。张氏还表示:所订购机炉“须兼能炼有磷者”。^[36]后来英国梯塞德厂果为张氏制造了兼有二式的炼钢炉，一为马丁炉，即碱法炉，系宜炼有磷者;一为贝色麻炉，即酸法炉，系不宜炼有磷者。且二式炼炉的容积相同，无分大小，即马丁炉1座，容积10吨，贝炉2座，各5吨，亦合10吨。日后叶景葵所云:英厂为了“敷衍主顾”，“另以硷法小炉媵之”^[37]等语，亦未系实情。诚然这里必须澄清的有关问题是当年汉厂两座贝色麻炉的容积究竟各有多大。以往论者据丁格兰的《中国铁矿志》记载，多从各为8吨之说。但笔者所获得的更为原始的资料表明，实应各为5吨。资料之一，为盛宣怀档案内所存当年张之洞向李鸿章禀报的“湖北铁政局所置机器清单”，内记:“炼贝色麻钢，每次盛五吨之变化炉，两副”，“炼西门士马丁钢(每次十吨之炉)，全座”。^[38]资料之二，为前引欧仁·吕柏撰写的回忆录。欧仁·吕柏系卢森堡人，官办汉厂时期即充炼铁工程师，李维格出洋考察之后任汉厂总工程师，其回忆云:“贝色转炉车间，有两台5.5吨的转炉”;“马丁炉车间，该车间装有12吨的炉子”。^[39]以上两则史料所记虽不尽相同，但相差无几，且更具史源学价值。据上，当年汉厂两座贝色麻钢炉的容积各为5吨之说，应是信而有证的。及至盛宣怀接办之后，炼钢中的酸碱二法更是汉厂华洋人员经常议论的话题，且首先在洋员中引起了争论。如接办之初，盛氏便委托江南制造局工程顾问英人彭脱“赴汉阳稽查厂务”，对于炼钢，彭认为“酸法为上”，主张“改酸法”;^[40]而当时汉厂的德人总管德培，却称“硷法较酸法简便”，并云;“凡上年用酸法炼各种钢料者，今多改用硷法”;总办郑观应一时无所适从，只得向盛提出“容待考”，^[41]暂将问题搁置起来。稍后汉厂将轨样轧出，交铁路总工程师洋员金达化验，金达也认为“倘将爱锡法(按即酸法)办，最好”，不过其随之又说“然亦须看有磷火若干”为准，金氏所担心的仍是钢轨含磷质多少的问题，故此他还特别向盛宣怀提供了一条英国减磷新法的报道(该报道未说明具体办法)，说此法“可将磷火甚多之料，制造最好之钢铁”，^[42]盛当即令总办郑观应“转给德培、卜聂(炼钢工程师，亦德人)及制造股，细心阅看考究为要”。^[43]又不久，正拟接任德培为总管的美国工程师堪纳第抵沪，刻正在沪上的郑观应立即向他探询关于炼炉之事，堪纳第答称:“蒙询问贝色麻炉并马丁炉一节，以堪愚见，谓停贝色麻，而多造马丁炉为妙”，“马法炼出之钢较贝法炼出之钢尤佳”。^[44]就在各洋员见解不一主张各异的情况下，由于必须为卢汉路赶造钢轨，遂不得不大量开炼贝钢(因“贝钢炼出甚速”，生产周期短，日产量较高)。但轧出的路轨，含磷过多易脆裂的质量问题也就暴露了出来。为了减少磷质，当时汉厂没有从改变炼钢炉式中去寻求解决，而只是在尽量挑选含磷低的铁矿石和焦炭上做文章。首先是冶矿要确保合格的铁矿石供应汉厂，便责令矿师德人赖伦守候精心挖选，但赖氏又需到各地勘煤，冶矿总办感到事关重大，“诚恐万一有磷，有误大局”，只得叩问盛宣怀如何办理。盛于批复中指示:“赖伦不能不出门勘煤”，“可令赖伦预选无磷之铁石，吩咐代办之人挖取选讫”。^[45]可见当年为选少磷矿石之紧张情景。与此同时，自然也需解决焦炭中的含磷问题。初时主要用开(平)焦及少量洋焦，价虽昂贵但含磷问题尚不严重，自萍矿开办改用萍焦之后，含磷问题便凸显出来。盛宣怀曾指示汉厂采用“头等磷轻焦炭准给价银十二两五钱，二等老样焦炭准给价银九两五钱”办法。于是感到“取用既专，属望更迫”的萍矿总办，遂督率萍矿各焦厂竭力整顿，表示:“不惜工本力求灰少磷轻之法”，保证“将来头等当可多于二等”。^[46]由于此时只将注意力放在矿石乃至焦炭的含磷上，故待1899年初与日本签订所谓煤铁互售合同开始出售大冶矿石之后，因合同规定交售矿石含磷不得多于万分之五，随之又发生与日本制铁所争选矿石的矛盾。此时的冶矿总办解茂承上盛“说帖”云:“惟厂矿(指汉厂所需矿石，亦称汉矿)磷质过轻，则日矿(指交运日本矿石)便虑不能如式，余皆无虑。”^[47]此后果不出解氏所虑，常有因交运矿石“不能如式”，日本提出“扣价”等事发生。(www.daowen.com)

在李维格出洋考察之前，与酸碱二法有关的，犹有二事颇值得提出。一事为;赖伦在论证日后若设新铁厂在大冶相宜还是在萍乡相宜时，曾向盛宣怀提出:因大冶矿石含磷通扯在万分之八，“于炼贝色麻钢嫌磷太重，于炼多麻司(即马丁)钢嫌磷太轻”，故“须将贝、多两法一起并用，一面去磷，一面加磷，适中其数”;同时还提出:“或用最新泰尔白脱法，亦与相并之法大同小异”，且说:“此法在欧美两洲业已广行，甚有效验”^[48]云云。若赖伦所提出的办法果属实，果可行，盛氏等人何以当时无任何反应?再一事为:据汉厂会办宗得福多次告盛，炼钢工程师卜聂曾云，汉厂所轧之钢轨含磷皆在0.12，较外洋轨质含磷在0.05者，高出许多，故每当铁路工程师来汉厂验收时，“历年皆伊设法，另用马丁钢炼成样轨，就铁路洋工师考验”;“卜聂向系暗用马丁钢炼轨蒙混锤验，故敷衍至今”。^[49]若亦属实，此虽系洋员对洋员之骗术不值一哂，但吃亏者仍是我国，理应记此存照。然更应深思者则是，卜聂等既已知马丁炉所炼之钢能够保证路轨质量，能够连年通过验收，何以卜聂不向汉厂提出多炼马丁钢，或如日后那样，完全改建成马丁炉、改炼马丁钢?盛、宗等也何以丝毫不曾想到要这样办?对盛氏及汉厂其他华员，或可宥其完全不懂炼钢技术，如日后李维格所指出的:“自张、盛二公以及二公前后所用之人，无一非门外汉”;^[50]而对受重金聘用的汉厂总管(一般作总工程师，实则其职权远不止于此)与炼钢工程师等洋员，能否简单地也归咎于技术水平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