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章程》规定，作为承办的另一必备条件，是在交接之后，汉厂尚须“拟先招商股一百万两”。故盛氏于接办后立即发布一通“招股公告”，除特别强调“商本商办”等外，还将“目前筹办之情形”与“将来推广之情形”鼓吹了一番，最后宣称:“凡我中国仕宦商贾，如有以本督办之言为不虚者，即将股银送至各省招商局、电报局代收，……再由……湖北铁厂制换股票息折”^[15]云云。但在当年国内商风仍未大开，铁厂又值接办初期，商股难筹自是盛氏意料中事。日后盛氏曾云:对汉厂“从前敢于冒昧承办，所恃招商、电报、铁路、银行皆属笼罩之中，不必真有商股，自可通筹兼顾”。^[16]因此，初期先招的100万两商股，并非民间商股。据公司档案中的“创始老股账”记载，此100万两商股的各户头见下表:

招商初期汉厂商股统计(单位:万库平两)

此账簿虽系日后公司补作，与当年实情或许有出入，但亦绝非子虚。例如承办第二年初，盛宣怀曾指使汉厂掌管财务的张赞宸(后任萍乡煤矿总办):“自去年四月十一日接手起至年终止，应作一小结束”，并向张条列出若干有关事项，其中“成本(即资本)”项下指出:“现仅股份五十万两未动，而内有固陵银四万两，业已挪用”。^[17]这说明于承办的第一年内，至少已有股本银50万两。“内有固陵银四万两”，亦即上表所列古陵记之3.65万两，两数之差，当系库平银与规元银或洋例银计量有异所致(当年库平两与规银两折合率为1∶1.096)。再如十年后筹划设立股份公司时，盛氏曾向当时的汉厂总办李维格追述了初期的招股情形:“汉厂股份以招商局附搭最早，电报局、通商银行次之。”^[18]依此顺序合计，轮、电二局再加古陵记，恰达第一年的50万两之数。至于此后通商银行的32万余两，更是有据可稽的。据该行资料，1898年时，汉厂曾向该行借款38万两，因到期无力归还，遂于1900年由盛宣怀将其原向银行投资的34万两冲抵了事。^[19]那么此笔已被冲抵的债款，旋即仍以银行名义转为对汉厂的股款，当是很自然的了。可知汉厂初期已招商股100万两，或可毋庸置疑，而值得探究的却是如上表所列各户是否都是实际持股人?南洋公学、钢铁学堂及上海广仁堂均为盛氏所办事业单位;古陵记据悉乃盛氏家族化名;萍矿股因汉厂同时也在该矿有股份，实属内部往来性质，本可不计入(汉、萍合并成立公司时，称之为“互搭股份”，已另行招股补足);^[20]银行股如上揭示，业已转为盛氏所有;只有轮、电二局股，现尚未获属盛的直接佐证。但于筹划改组公司之时，盛为劝其姻亲吕海寰(时为会办税务大臣)认购优先股，曾云:“弟所认旧股五百万，尚有数十万未齐，每股五十元。如此好股份，不敢不致意阁下。”^[21]这里所云“旧股五百万(元)”者，即系指依“成立股份公司议单”^[22]规定，原汉厂老股100万两与萍矿老股100万两照升银元后，再加招收足500万元之谓，而“弟所认”，当指由盛氏一人所认，故轮、电二局股银可能多数亦为盛氏所有。另一例证即是上举的“议单”，按此“议单”是由“老股创办人”与“新股发起人”双方共同议定的关于汉、萍合并成立公司的原则条款，应是个重要文件，但在签字者中，作为“新股发起人”一方，有汤寿潜、郑孝胥、宋炜臣、刘歆生等江浙沪汉著名绅商达20人，而“老股创办人”一方，却只盛宣怀一人作为“全体代表”，颇令人感到蹊跷，是否在老股创办人中再举不出他人?此外尚有一例，当筹办中的公司拟正式向清政府农工商部申请注册时，按“注册章程”规定，须将出资创办者7人以上姓氏开列出来，而竟开不出，声称:这些人“其后病故告退，时有更易”，^[23]只得以各厂矿现在办事员董李维格、杨学沂(字绶卿)等人充数。对此杨学沂事先便不以为然，曾对李维格云:“注册宜合新旧(指新旧股东)，且宜真有股份者”，“所开各人系宫保(指盛)所用之人，是伙计而非股东，于理不合。”^[24]因此，有论者据前表所列提出:汉厂招商初期所招商股中，“90%左右得自盛宣怀所掌握的洋务企业，只有5%左右的资本，大抵是盛氏个人的或其亲友的资金”^[25]之说，似尚值得商榷。

此外，汉厂招商后，除由盛宣怀“通筹”出的100万两商股外，在招徕民间商股方面，据已知资料，似也一直未曾中止活动。如1902年初，已回任招商局的郑观应称，曾将加股章程“分送各友”，且已有羊城广仁善堂总理徐树堂与亲友共认数百股，恒顺行总理林竹邻自认500股，均“径寄上海，已有票折寄还”。^[26]再如资料中还存有汉厂于1903年所签发的股票存根一纸，内载有云:“……须至股票存根者，计收到吉庆堂名下老商三股，计库平足银一百五十两。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一日。给第一万一千二百三号至第一万一千二百五号止，共三股。”^[27]这表明招商之后，汉厂商股中，多至数百股少至几股的散股持有者，尚有人在。(www.daowen.com)

再看商本情况。为方便起见，这里连同萍矿一起考察。汉厂招商后至与萍矿合并组成公司前，据盛宣怀正式奏称:“截至光绪三十三年八月止，铁厂已用商本银一千二十万余两，煤矿、轮驳已用商本银七百四十余万两”，^[28]合计共用商本银1760万余两。而此1760万两商本中，除上述汉厂100万两股本与萍矿商股亦为100万两外，即为此期间所借内外债款了。其外债情况如下表所示:

汉阳铁厂与萍乡煤矿外债

据上表可知，汉、萍厂矿外债额计有日金630万元，约合库平银450万两，德金400万马克，约合130万两，总计为库平银580万两。^[29]其余980万余两，当属小额其他外债和内债商欠了。其详情，除盛氏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间曾向张之洞透露:“现上海恃厂矿由通商银行、纺织厂作保，抵汇三百万两，汉口街市亦抵汇二百数十万两之多”，^[30]合计已达500多万两，此外大抵便是由盛氏“百计腾挪”(盛氏语)而来，实难说清楚了。这里我们暂可不问此笔1760万两巨额资金的构成以及来源，而关注之点则是皆属招商后所增加的商本，且其数额大为超过原来的官本，达到原官本的三倍以上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