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铁厂于官办时期的正式称谓应为“湖北铁政局”(大冶铁矿、武昌马鞍山煤矿等皆附属于铁厂)，犹如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等。当年外国洋员则向称之为“国家钢铁厂”，^[2]有的洋员还将其命名曰:“总督府钢铁厂”，^[3]这自然不外是为了显示其系“官办”而非一般商办的特殊性质与地位。及至招商承办之后，以“商务出身”自诩的首任总办郑观应，便立即考虑到“既改商办，似应易名”。他最初提出用“汉阳钢铁厂公司”名称，并征询督办盛宣怀的意见，盛答复可用“湖北钢铁厂公司”，将汉阳改为湖北;继之郑氏又觉得“惟是洋员合同未满，且香帅暨德培(时为汉厂洋总管)皆有认官办字样”，故“拟‘湖北钢铁厂’五字，似大方，说官说商均可”，“俟商股招齐，大局定，再加‘公司’两字”。最后盛宣怀也认为:“只用‘湖北钢铁厂’五字甚是。”^[4]可见，改“湖北铁政局”为“湖北钢铁厂”且又不急于加上“公司”字样，是经过一番斟酌和有一定说辞的。首先是既已改为商办，便不应再与官办混同;其次是因商股尚未招齐(实际上当时尚未开始招募)，暂不宜贸然加上“公司”字样;最后是不用“公司”只用“厂”，说官说商均可，照顾了同张之洞及诸洋员的关系。此后汉厂用名虽未尽一律，出现在有关章程、告白、合同等正式文书上的，有时用湖北钢铁厂，有时用汉阳钢铁厂或汉阳铁厂，有时又用湖北汉阳钢铁厂。但只一次例外，便从未再使用过湖北铁政局称谓。此例外一次，即为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汉厂与日本制铁所签订的“煤铁互售合同”上，使用了“湖北汉阳铁政局”名称。不过，到二十六年八月五日(1900年8月29日)再签第二次续订矿石条款时，已改写作“湖北汉阳钢铁商厂”^[5]了，这时还特别强调了一个“商”字。之所以有此改变，同当年国内政治局势有关，因刻值义和团起义及八国联军侵犯京城之际，盛宣怀等恐日后清政府订立城下盟约、外国指索汉冶厂矿，意欲仿效招商局暂寄外籍故伎，也将厂矿产业“暂寄港籍”。为此，盛氏曾秘密指使汉、冶、萍各厂矿总办，将产业名册连同契据等，皆“删除官局名目”，^[6]故正在签订的条款，自然要突出“商厂”名目。尽管有此一层，但是也表明汉冶萍厂矿产业毕竟已不同“官产”了，否则，盛氏等焉能率尔作出“暂寄港籍”的打算?顺便指出，汉厂招商后，湖北铁政局并未随之撤销，这是张之洞以铁厂“有清理款目事件，应仍归原派司道总办”和“遇有关涉地方之件，以便量为协助”为由，主张“未便裁撤”^[7]的。只不过变成一个纯行政管理机关。稍后改称“铁政洋务局”，兼管铁路，矿务及制造;^[8]到1904年更“专称洋务局，将铁政字样删去”，^[9]管理范围更大了。是故汉厂名称的改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的由“官办”到“招商承办”性质的变化，亦系一种“循名责实”的举措，并非简单换块招牌而已。(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