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厂全工告竣之后，张之洞又“竭力筹划”、“自行设法腾挪”到部分开炼款项，最终于光绪二十年的五月下旬投入生产(二十五日升火开炼，二十七日出铁)。^[38]但由于经费不敷，煤焦供应不足，不能两炉齐开，且仅一炉也是时开时辍，生产极不正常。如投产后的翌年六月初，即在清政府谕令汉厂“变计招商”前夕，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又电令汉厂总办蔡锡勇说:“生铁炉必须赶紧开炼”并责备蔡氏“徒有工费而无出货，成何事体”?这表明汉厂此刻又处于停工状态。张还说:“每月总需七八万金”，“鄂厂大炉不开，即不能再奏请拨款”，“五、润两月经费设法凑拨十万两，此挪用他款，将来尚不知如何筹还”!^[39]又可见当年经费支绌之一斑。恰值此刻，清政府“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的谕旨于六月十二日颁布。张氏奉谕后，遂立即一面令蔡锡勇“速询各洋匠”，“铁厂一切经费拟包与洋人，有愿包者否”?^[40]一面又着蔡转令盛宣怀之侄盛春颐(时亦在湖北供差，后曾接郑观应之手一度出任汉厂总办)“电商令叔，有无接办之意”?^[41]同时张还向清廷建议:“如招商无人，自以筹款接续经营为正办”;“如以巨款难筹，则请自明年起即专借一款，以供铁厂之用，即以铁厂作押，由铁厂认还”。^[42]这充分表明张之洞在接到“招商承办”的谕旨后，曾有过多种考虑和作过多种准备。而有论者单单只提张氏“瞩望于洋商”，不也有失片面之处吗?

不错，张之洞此时确曾一度向洋商进行过招徕，如不断致电蔡氏说:“铁厂仍以外洋厂包办为宜。望速分电比国德国各大厂，速派洋匠前来估包”，^[43]并告诉蔡:“已分电许(景澄)星使及上海瑞生洋行转向英、德各大厂，派人来鄂省看估面议。”^[44]正是在张、蔡的招徕下，后来张氏向清廷奏报称:“自上年秋冬以来，则有英之陶秘深、柯第仁、贺士当，法之戴马陀等，皆外洋钢铁大厂之经理人，前后来商，自愿以银五百万两附股合办。”^[45]不过所有这些，毕竟均无果而终。考其所以如此，诚然同当年适值甲午之役结束、马关签约甫毕，国人对外洋资本势力的楔入极为敏感和反感有很大关系，如湘抚陈宝箴当时即曾致电张之洞进行讽谏说:“忽闻铁政将与洋商合办，极用怅然。……今需用正急，忽与外人共之，与公初意大不符合!”他还指出:“彼资日增，我力难继，必致喧宾夺主。”^[46]而对汉厂招商负有既招徕洋商又联络华商双重使命的蔡锡勇，更在陈氏之前就劝张要“察酌”，他说:“闻盛道已南来，揆度时势，似包与洋人不如包与华人为宜。”^[47]故时隔不久，张之洞即令恽莘耘(籍贯江苏武进，时在南京两江督署供差，系湖北臬台恽菘耘之弟，盛宣怀称菘为五兄)连电盛宣怀:“洋商承办开厂，帅(即张之洞)意终恐将来费唇舌。……嘱公速自赴鄂详看，以便筹商”;^[48]“故决意不招洋商矣，今已决计与吾兄商办”;^[49]“窥帅意甚坚，公亦当坚决速行”。^[50]日后盛宣怀也曾讲:“从前孝帅(张之洞字孝达)不肯借洋款而交敝处承办，亦因不愿外人执权之故耳。”^[51]说明张之洞确有顾忌当时舆论而放弃了招洋商这一面。但事实还有另一面，即张之洞原本也有瞩望于华商、瞩望于盛宣怀的一面，更远的(如前两节所述)不论，即奉谕招商之后，不是一开始就令盛氏之侄电询盛氏“有无接办之意么”?蔡锡勇劝张氏要“揆度时势”，不是也有鉴于“闻盛道已南来”么?当“决意不招洋商”，而嘱盛之意不是“甚坚”么?非止如此，窃以为当年张氏向洋商招徕的举措，或尚有其另番用心亦未可知。如当张氏接到蔡氏要他“不如包与华人”的电文后，在复电中就曾透露:“固以华商包办为宜，但中华绅商类多巧滑，若无洋商多家争估比较，定必多方要挟，不肯出价。”^[52]这是否为张之洞已往同某些人打交道的经验之谈?或是此次招商出于提防有人乘机“要挟”之见?且存而不论。而以下的事实，则是颇值得注意的。其一，就在上述恽莘耘连电招盛赴鄂筹商的同时，其兄恽菘耘亦自武昌致盛一电，催盛“即行命驾”。电文中有云;“前所约，落第后再议，果符所料。”这不是指盛等早有待张氏主持的铁厂到无法维持下去时，再议“商办”之预谋么?电文又云:“悉如前议，帅台照办”，^[53]即是说此前盛所提出的“商办”条件，张氏未予全允，而此次则悉数照办，这能说盛氏没有乘危“要挟”之嫌么?其二，当张氏决计招盛承领，并着恽氏兄弟连电催约赴鄂时，盛氏并未立即赴约。他在复电中说:“弟忧谗畏讥，曷敢自信”，“如无疑义，天稍暖当再亲自赴鄂”，^[54]“拟二月中送傅相出洋后，到鄂勘议”，^[55]“弟须候开河，天津邀一矿师来同看”，^[56]行动甚为滞濡迟疑。但待至二月间，得悉法商戴马陀“已凑款派人，即来接办铁政”，盛氏方稳不住阵脚，遂立刻密电武昌的恽菘耘:“彼等廿二赴鄂，仍与蔡道台筹议，乞探明所议如何?拟候电示，再定行止。”^[57]三月初又接连拍电给其侄盛春颐和恽菘耘:“法商到后有无活动，迅赐电示。我在宁候电。”^[58]“弟在宁，岘帅(指刘坤一)命留数日，即由宁赴鄂，必须与公晤商一切。”^[59]而正是在法商“凑款派人”来鄂“争估”的情势下，盛宣怀始于三月十五日匆忙赶至汉口，并当即向人表示:“宣系创始得矿之人，颇愿为之区画”^[60]云云。随之，对汉厂的“勘议”，与张之洞的晤谈，进展均颇顺利。据张氏称:“昨接盛道来鄂商办铁厂，连日与议卢汉路事(指令盛接办铁路并及铁厂销轨等事)，极为透彻。”^[61]旋于四月初盛宣怀“承接”铁厂之事乃最后敲定。此刻盛氏向直督王文韶谈到了他接办汉厂的原因:“但念华商无人领袖，若一推让，恐厂与路皆属洋商，贻后来患。”^[62]在他致张之洞的“接办汉阳铁厂禀”中也强调:“在职道因恐铁厂属于洋人，有碍国家自强大局，有负宪台经始宏谟，不得已，不避嫌怨，冒险承接。”^[63]这里盛氏固然意在表白心迹，但不是也道出了洋商之竞相“争估”所起的客观刺激作用么?总之，对张氏招徕洋商的举措，应予全面考察，不可一味加以诟病，乃至斥为“出卖”云云。唯其如此，故当盛宣怀决计承接汉厂并提出拟由商局随时息借洋款的条件时，湖北司道与张之洞并未率尔允诺，而是婉转地提醒盛:“但恐洋商藉口以铁厂作保，恐不免暗受牵制，盛道亦当预防及之。”^[64]综上可知，汉阳铁厂之招商承办，就张之洞方面论，既非始料不及，也非完全迫不得已，尤不可简单认为是卸却重累。盛宣怀于承接之时讲:“光绪十八年以后，屡蒙函电谕商，官倡其始，商守其成，饬议招商办法。”^[65]张之洞接到“上谕”后也曾向清政府奏称:“查铁厂招商一节，臣数年来久已筹计及此”^[66]云云。所有这些说法皆系实在情形，而不可全然当作虚语饰词。

至于就盛宣怀方面论，他承接铁厂更毋宁说是有其必然性。一则，从主观上看，盛氏久存此心且早有一番谋划。如在铁厂建成前，张之洞曾对李鸿章说过:“前三年，初议建设铁厂时，盛道曾条上一禀，有慨然自任之意。近日来电，亦仍持官督商办之说。”^[67]此次盛氏来鄂“勘议”，到汉后其考虑之周密、行动之快捷，印证了他前时曾说“到鄂一气呵成”^[68]的话，也表明他对承接汉厂之筹划早已成竹在胸。如盛氏于三月十五日抵汉后，十八日便在蔡锡勇的陪同下，先到汉阳铁厂、次日到大冶铁矿、又次日到马鞍山煤矿实地视察，同时并接见以德培总管为首的诸洋匠，“详访周咨”。在“通筹全局”下，当即向张之洞提出“先支持而后开拓”的整理方针，同时拟定出“招商章程八条”。这八条依次为:官为保护、招集商股(集资百万两)、开采煤矿、筹定销路、核计成本(实指资产)、酌予年限(十年内不得改章)、悉照商章、明定税章(概免厘金)。^[69]四月初二日盛即称:“已接办铁厂”，并立电召郑观应:“望台驾速即来鄂赶办一切。”^[70]接着又宣布:“本道现奉湖广督部堂张奏明督办湖北铁厂以及煤铁各矿，兹于四月十一日到厂任事。”^[71]张之洞也奏称:“该道……已于四月十一日将汉阳厂内厂外各种炉座，机器、房屋、地基、存储煤铁物各件，以及凡关涉铁山、煤矿、运道、马(码)头、轮剥(驳)各船，一律接收。”^[72]至此，盛宣怀终于了却他二十年来耿耿于怀的夙愿，已将铁厂实际接收到手。就在他电召郑观应来汉的当日，又致电直督王文韶，内有云:“反复思维，人生百岁耳，事机易失，既有把握，曷不放手为之!”^[73]踌躇满志的心情简直溢于言表。五月十六日张之洞递上“铁厂招商承办议定章程”奏折，六月二十二日接准户部咨文:“议复湖北铁厂招商承办议定章程一折，奏奉谕旨，刷印原奏，咨行照办。”^[74]算是最后完成了报批手续。相隔令铁厂“变计”谕旨的发布，恰好为一年又十天的时间。这份由盛、张酌议并以张的名义奏定的“招商章程”，其要义为:“嗣后需用厂本，无论多少，悉归商筹;从前用去官本数百万，概由商局承认，陆续分年抽还。”其细则计开一十六条，重要者有:关于官本，“即以交付实在各项，为接收官局成本根据”;关于商股，“拟先招商股银一百万两，仍以一百两为一股”;关于官本偿还，“拟自路局购办钢轨之日为始，所出生铁，售出每吨提银一两……以还官局用本”，“官用还清之后，每吨仍提捐银一两，以伸报效”;关于销路，“现今议造各省铁路，所需钢轨及应用钢铁料件，系属大宗，拟请奏明无论官办、商办，必要专向湖北铁厂随时定购”;关于燃料，“应请奏明，如湖北本省无相宜之煤矿，准在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沿江沿河之处，随时禀明派员勘寻开采”;关于纳税，“所有湖北铁厂自造钢轨及所出各种钢铁料，并在本省或外省自开煤矿，为本厂煤铁炼钢之用，应请奏明免税十年”;关于融资，“如一时商股不及，应请准由商局不拘华商洋商，随时息借，以应急需”;关于经理权限，“用人理财，筹画布置”，“悉照轮船、电报各公司章程”，“均由督办一手经理，酌量妥办”。^[75]由“十六条”可知，盛宣怀只需筹招商股银一百万两，即将汉厂(含冶矿、马矿)拥有的五百多万两资产及煤铁矿山一律接收，且获得诸如产品专售、十年免税、长江中下游五省煤矿开采，随时息借洋款等特殊权益。(www.daowen.com)

再者，当年汉厂之招商，承接人可以说是非盛莫属，这也是彼时客观情势使然。一方面，正如张之洞在有关奏折中所指出的:一般华商“力微识近，大都望而却步。从前曾招粤商，迄无成议”。而洋商虽“力厚气壮，慨然担任……且外国公使、领事皆屡来婉切商询，坚欲承揽”，“惟矿务为中国自有之利源，断不能与外人共之，洋商合办之议，不得不作罢论”。当年的客观情况的确如此。汉厂的规模大、开支大、困难也大，一般华商确实是“望而却步”的。因为正如张氏进而说明的:“盖煤铁并举，局势艰难，事理精深，工作险苦。煤矿未可必得，利钝即难逆睹，无怪其视为畏途也。”^[76]对于洋商作罢，张氏虽未有进一步说明，但考虑到当年情势，马关条约甫将签订，允许洋商设厂尚仅开始，故此果真招洋商承办，因史无前例，举朝上下不能不多有顾忌。另一方面，从当年情况看，也唯有盛宣怀方具备承接汉阳铁厂的各种条件，这不仅是如上所述，盛氏对湖北煤铁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渊源和并不算小的意趣欲望，而且只有他才拥有承接的雄厚实力。前文提及，张之洞以前曾说过盛宣怀是“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务者”的“方今之最”，此次正式札委盛氏为铁厂督办时，又称他是“才猷宏达，综核精详，于中国商务工程制造各事宜均极熟悉，经理商局多年，著有成效，久为华商所信服”。^[77]且不论这是否张氏的由衷之言，却也反映了一定的实情，不过这还只说到主要是盛氏个人修养方面的素质。而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的盛宣怀尽管在政治方面尚谈不上如何显赫，但在经济上确实已达到相当辉煌的地步，如除了天津海关道这个美差外，他还一手掌管着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及新筹建起来的华盛纺织总厂等几个经济效益皆较好的民用洋务企业。上述这几家企业当时均为官督商办，而盛氏又皆担任督办(华盛厂称总管)要职，“任人理财”悉听其一手经理，这就为盛“不避嫌怨，冒险承接”汉阳铁厂提供了人员调度和资金挹注的充分保证。正由于如此，盛氏于承接时，凭一纸电文，即立将时为招商局会办的郑观应招到汉厂，出任首任总办。至于充作开办费用的一百万两商股，以后的资料显示，其中轮船招商局拨出二十五万两，电报局拨出二十二万两，几乎承担了半数之多。余下部分亦皆出自与盛氏有关的企业或事业。^[78]有如此前上海织布局被焚后，李鸿章委派盛氏去“规复”布局(重建后称华盛厂)时，沪上社会舆论所云:“他的身份、势力和财力都适宜担当此任”，^[79]那么盛之承接汉阳铁厂，也应作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