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八年冬，铁厂全工未完将完之际，张之洞曾预计“大约明年二月”，“均可一律竣事”(实际上一直拖到九月中旬全厂始基本完工)，而告竣之后即需开炼。他料到“开炼即不能间断停工”，因此“亟需筹定常年运造出货之本，计每年约需银一百万两”。他认为这百万两“是为常年运造出货之本，与造厂之本两不相涉，此非专筹巨款不可”。但仅造厂之本的筹措已弄得焦头烂额，又何以筹得此项出货巨款呢?他感到情况十分严重并说:“若无开办巨款，惟有厂成以后，奏请停工。”面临厂成工停的严峻形势，张之洞遂一面向李鸿章请求在关东路局“预支”轨价五十万两和在李处“暂借”经费五十万两;一面向李表示:“至经久之计，终以招商承领、官督商办为主”，且说“非此不能持久，非此不能节省、迅速旺出畅销”。张还向李进一步表示:“拟于开炼后，即一面招商承办。”至于承领人选，张提出:“窃思方今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务者，惟津海关盛道为最。”^[23]但结果，张氏“预支”和“暂借”的请求，皆遭李一口回绝，说是“责望太奢”;而张氏的“经久之计”，却受到赞许，被认为“极是深谋远虑”。^[24]而开始即力主铁厂商办且一直不甘心被“官办”而去的盛宣怀，得悉此信息后，更是赞不绝口，连忙致函张氏说:“蒙示常年运造出货之本，尚须专筹巨款，方资周转。并以招商承领官督商办为经久之策，益征艰难开济，荩虑周详，彻始彻终，利弊若揭，曷胜倾服”;“宪意经久之计，……为国深谋，无逾于此”并告张:“傅相亦甚钦佩。”还趁势向张大讲一番:“出货必须求速售，而售货必须轻成本，方能辘轳周转，运化无穷”的“经商之道”。同时提出“目前若要商人接办”的数点“要端”，其大略为:(一)责令商人自筹现银数十万两，作为常年出货之本;(二)所用官本，宜先归还鄂款，后还部款;(三)用人理财，悉照招商、电报两局之例;(四)“大宪只持护其大纲，不苛绳其细务”(这里的“大宪”当指张氏);(五)官本抽还年限“不能不长”，铁厂出货售价较洋货“不能不贵”。最后表示:“大端函商允洽，职道再行亲自赴鄂，督商布置。”^[25]接着又呈上一禀，正式提出:“拟招集商股承领铁厂办理。”其具体方案是，先集股一百万两，以四十万两缴还官本，以六十万两作为开炼经费，不足由商自筹，其余官本分二十年归还，还清后仍报效三十万两。可是禀中却有一笔但书说:“但须炼成钢铁以后始能承领”，^[26]这表明盛宣怀虽欲承领，而又不拟立即接办的意向。张之洞此刻的打算也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为了筹措到常年开炼经费，不得不考虑“经久之计”而走“招商承领官督商办”的最后一着;另一方面他“悉心筹划”又觉得“若归商办，将来造轨制械转需向商购铁，虽塞洋铁之漏卮，究非自强之计”，^[27]这虽是张氏对清政府公开堂皇之言，但也确是他有所顾忌之处。此外个中或尚有一层，即“全盘托出，授受之间，旧主人颇难为怀”。这固是盛氏门生钟天纬的揣忖，似也有道理，因为张之洞毕竟是一个封建官吏，是故，由盛招商承领之事，便暂行搁置。有如钟天纬(时被委管理湖北自强书院)当年向盛通报的，此刻“但闻有商借官款之议，犹未定招商承办也”。不过钟仍预料“大致仍归官督商办之局而已”。他还献策说:届时“如能先订合同，将全盘交出，旧主人绝不预闻，方能得其要领也”。^[28]而另一自称盛氏年侄的杨楷(时亦供差自强书院)也通报称:“尊议官督商办之说，此时虽尚迟回，窃料经费既罄，久后终必出此计。”他更为盛谋划道:“鄙意不如阴收权利而稍让面子，于事易于落局，未知卓裁以为何如?”^[29]钟、杨二人似都察觉出汉厂招商当时未及成议，与张、盛之间存在龃龉有关，同时也都预料到汉厂招商是终究必走的一条路。顺便指山，当时预料汉厂由于官款不济而必然要走招商承办一着的，尚有人在。其中郑观应颇值得提及，他是日后改归官督商办的汉阳铁厂首任总办，此刻已再度进轮船招商局并升任会办，适因巡查各分局局务抵汉，当他自湖北藩司王之春处获知铁厂已实际用去四百万余两，张之洞又奏拨七十万两的内情后，遂立即向盛上书道:“仍恐不敷，势要招商承办”，同时进一步建议:“如欲接办……宜先寻有好煤矿，可炼焦炭，将化铁炉移于大冶铁矿山左右，可省运费，焦炭价廉，方可获利。”^[30]

铁厂竣工之期愈益迫近，开炼经费的需求愈益紧急，正如上述诸人所料，张之洞在一面百般筹措官款的同时，又不得不转而求之于商办。资料表明在此期间，张氏曾派多人去广东向粤商“招罗”，如光绪十九年三月间，一个广东闱姓商人周景勋(据云举人出身)在他上张之洞书中，曾多处言道:“去岁王道、杨守奉帅台命在粤招罗”;“帅台抱珠握镜，谂识人情，善始图终，见微知著，慨然出命，来粤招商”;“帅台三载经营，……心力俱瘁。乃功成不日，更欲善终，公之同人，招商合办”。^[31]在王、杨等人的“招罗”和周某的撮合下，举出另一粤商刘学恂(据云进士出身)担任商股总办，并拟出“官督商办章程”四十条，其大略是:官本作三百万两，岁提官利十万两，商人出银百万两，作出货活动资本，亦提官利十万两，嗣后所得余利亦官商各半均分;改归官督商办后，“一切俱由商局主持，由铁政局司道稽核督理”;现有厂矿铁路及所置各机炉，“俱系官业，商人不得揭借”;商人集股，“各股票不得转售典押于外国人”;合约为期二十年，如国家收回由官自办，“须令商人办满二十年，并将该商筹垫开办之款发回”。^[32]诚然，此次招商，终因粤商难筹巨款而作罢，张氏三年后说:“华商力微识近，大都望而却步，从前曾招粤商，迄无成议”，^[33]当指此事。且从章程条款可知，张氏为日后收回官办亦预留下地步。可是仍不难看出彼时张氏招商之意还是急切的，如钟天纬当时即向盛密报称:“此事阻挠者多，香帅一切不听。或急图调任，或因与中丞龃龉，皆不可知。”^[34]密报人不过凭官场经验从升迁拨擢和人际纠纷角度道出了某些表面原因，自然看不到由官办到招商承办之间，有种内在的必然联系。至于说到盛宣怀，如上所述，对招商承领虽故存观望等待，但对张氏之急切招罗粤商，依然十分关注。所以，自称由于:“北洋借款(指上述张向李提出的预支轨价与暂借经费)不成，颇闻毅宪(指蔡若毅即汉厂总办蔡锡勇)疑纬泄露实情，因之累月不敢通一禀”^[35]的钟天纬，在前述密报之后，仅隔了七天又向盛密报道:“此间招商已有成议，从前皆传闻之辞，近日见刊出官督商办章程，一切已了如指掌。今抄录一份，上呈电察。”^[36]那个杨楷也连忙致函盛氏:“铁政工程约及七分。前月粤人周姓来鄂，议归商办，回粤招股。”不过杨却带有讥讽地预为指出:“闻此数人系承办闱姓之人，恐作赌博做法。……帅座受其甘言，由商筹本，官为办理，居然照立合同，天下安有此等便宜之事?以后能无翻复则真妙矣!”^[37]应该说杨楷作为冷眼旁观者，较之当事人张之洞是要清醒得多。(www.daowen.com)

以上可以说是汉厂建设将告竣工之际，关于铁厂商办的再度酝酿。从中可以看出张之洞在铁厂招商问题上虽曾有所摇摆，然仍未放弃先官办后招商的初衷;可以看出盛宣怀在承接铁厂上尽管有意观望等待，而志在必得之心又不可抑止;还可以看出张之洞与李鸿章、盛宣怀之间的龃龉也有进一步发展。尤为重要之点，从中更可以看到当年旧的官有官办体制已渐渐显示出不适应和限制束缚着新生产力的发展，而已产生的新生产力对变革或部分变革旧的官有官办体制的客观要求，在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地默默地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