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厂招商固发生在铁厂建成投产之后，其实，铁厂的“商办”问题，早于筹划建设之始便已提出。如原拟在广东筹建并已预订机炉时，张之洞即有“先筹官款，垫支开办”、“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付商人经理”的打算，并认为，如此“则事可速举，资必易集”，他更说:“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3]对这种先官办后招商的打算，张氏还对李鸿章自诩地说:“厂成利见，粤商必然争先缴价承领，此数十万之款，仍可收回”，这是“不过官任其劳，民享其利而已”。^[4]及至张之洞奉调督鄂后，“海署嘱亟筹开采”湖北煤铁，^[5]盛宣怀(时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海关监督)闻讯立即致电张，声言:“湖北煤铁，前请英矿师郭师敦勘得，如果开办仍请原经手较易。”^[6]这里“原经手”，似明指英矿师，但也不无暗示应由盛氏来办之意。盛宣怀早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在经办“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期间，于大冶曾“勘得铁山一座，拟用高六十尺两炉熔炼”，“嗣因煤铁两矿同时并举，需款过多，大工中辍”。^[7]张之洞当时对盛的请求虽未置可否，但却认为他“备悉大冶铁矿，并知鄂省煤厂情形”，“如能与该道晤面，询商一切，到彼较为透彻易办”。^[8]盛宣怀遂又应召至沪，同由粤赴鄂途经上海的张之洞会晤。盛称:于沪上“连日蒙湖广督宪张传询铁矿情形”。并趁机又向张之洞等呈上一禀，提出“铁矿谋始要领”有所谓“四大端”，即:“曰责成”、“曰择地”、“曰筹本”、“曰储料”。在“责成”中，提出“非有大员督办，不能提挈纲领，拟请先行奏派一人督筹铁矿”。联系前述电文，可见内含自荐之图。而在“筹本”中，更力主“商办”之说，盛写道:“今参酌欧洲铁矿无不商办，中土情形亦复相同。”至于如何“商办”?他的设想方案是:“拟请奏明责成督办铁矿大员筹议章程，招集华商股银八十万两作为正本，并请户部借拨银八十万两作为活本”，“此项活本拟照招商局前借公款，五年后分十年归还，免其计利”。^[9]张之洞也称:“盛道宣怀到沪，连日晤谈，详加考究”，^[10]此番到底“晤谈”“考究”了哪些问题，张未详述，但盛氏提出的“四大端”，特别是湖北煤铁应交盛氏督筹招集商股承办，想必是不可少的重要议题。这也是张、盛二人之间一开始就存在分歧之处。事后张之洞电告李鸿章:“盛道前在沪具一禀，所拟力法与鄙见不甚相同。商股恐不可恃，且多胶葛。”^[11]这里张氏所指，显然是盛氏的商股商办同他在广州所定先筹官本开办，尔后再招商股交商人经理的本意相左。因为张氏认为只有先官后商才“事可速举，资必易集”，亦即所谓“官倡民办，始克有成”。当年在一个落后的国度创办如钢铁这样的近代重工业企业，这并非不无道理的主张。此一层姑置不论，但张氏本意并非完全反对商办是十分明白的，近有论者据此说:“张之所以反对商办而坚持官办，是为了便于自己控制。‘且多胶葛’一语，即是说商本商办必将干扰他对企业的控制权”，^[12]这怕是与张氏本意有些相左了。张之洞既否定了盛宣怀的商股商办方案，遂定下铁矿厂“官办”之局。就在张氏将否定盛的主张电告李鸿章的同时，又致电海署报称:“现拟定计炼楚铁”，^[13]最后定下采炼湖北大冶铁矿之计。这自然更直接触及盛宣怀的切身利害，盛乃再电张，述说他对大冶铁矿是“徒抱苦心十五年，空赔公款十五万”，“遂致赔上加赔，……以此败家”。^[14]张之洞虽否定了盛氏的商办方案，即等于拒绝了盛氏督办的请求，但对此却不便置之不理，故立刻复盛一电说，“访矿首功，岂可转令受累”，并承诺“按年炼成总数，或钢或铁每吨提银二钱……若每年所炼在五万吨以下，即以岁提万金为断”，^[15]作为对盛的补偿。

然而盛宣怀自不会就此甘心，一方面仍坚持他的商股商办主张，甚至连续向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庆亲王奕劻上书陈诉说:“外洋煤铁矿皆系商办，商办者必处处打算，并使货美价廉，始可以不买他国之铁以杜漏卮”;^[16]“大冶铁矿官办必致亏本二百万无着”。^[17]他还指责张之洞将铁厂设在汉阳是“舍近求远……运远本重，必不能敌洋料”^[18]等。张、盛之间在厂址问题上的分歧，笔者的一篇拙作^[19]已有评议，对官办商办之争，二人究竟孰对孰错、孰更符合当年的实际国情呢?已往论者或从商办优于官办的一般原则，或从汉厂最终不得不招商承办的结局来看，对张氏多持否定，这是有失偏颇的。第一，张之洞并非完全不赞成商办，而只是认为开始即商办，商股难筹，不如先筹官款开办，待办有成效后再交商承领，如此才“事可速举”;第二，证诸事实，或许张氏的主张更加符合当年的客观实际。因为不管怎样，张之洞总算筹措到四五百万银两，将号称远东第一的钢铁厂建设完工，之后尽管有些曲折，但仍实现了招商承办，由盛宣怀招集商股承领过去。若当年依照盛氏商股商办的办法，能否筹到如此巨额款项(即令官办铁厂于建设中有不小虚掷靡费，打一对折，也需三百万左右)?似难肯定。如那时盛宣怀正拟开发的江苏利国驿煤铁，即是由于商股不济而中止的。盛对张曾说:“嗣奉电谕改归官办(指铁厂)，只得议开利国以图补救。华商仅能凑本八十万，又未敢轻动。”^[20]由此，不是可以据之推断，若依盛氏办法，湖北煤铁于当时怕也落得“未敢轻动”的结果吧?另一方面，盛宣怀举荐安插亲信多人到湖北张氏属下，随时注意张氏及铁厂的动向，并密报盛氏。如初为汉厂帮办文案、自称系盛氏“受业门生”的钟天纬，便不断向盛通风报信。上述拙文曾提到他密告过张之洞所以重用蔡锡勇总办的“未言之隐”。^[21]稍后，在张、盛二人关于铁厂厂址的争执中，他又通报说:“炼铁厂已在汉阳大别山下购地筑堤，……其势已不能再易，嗣后吾师来信可勿提此节矣。”^[22](www.daowen.com)

以上所述，可以说是汉厂筹建前后关于铁厂商办的滥觞与最初酝酿。铁厂先官办后商办与商股商办之争，固然表明张、盛二人之间确实存有认识上的差别乃至个人龃龉，或许盛氏较张氏的商办主张更彻底、立场更坚定，但这并非反对商办与主张商办之根本原则上的分歧，因此，已往论者一味抑张扬盛，全然是不公正的，是颇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