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诚然，铁厂于建成不久，生产尚未进入正轨，清政府便以“经营累岁，计费不赀，办理并无大效”为由，谕令张之洞“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张氏乃将铁厂交盛宣怀接办，改制为“官督商办”，“官办”铁厂遂宣告结束。于是，日后论者常据此认定铁厂结局以失败告终，并谓张氏完全是出于无奈的选择，或云完全是为了甩包袱等。

首先，铁厂建成后的规模，包括日产百吨炼铁高炉两座、容积5吨(或5吨半)酸性炼钢转炉两座、容积10吨(或12吨)碱性炼钢平炉一座、炼熟铁厂、轧钢轨厂、制铁货厂所谓六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尾板钩钉厂所谓四小厂以及煤气、锅炉等动力车间与轮驳、码头、起重机械等运输设备;还包括与铁厂配套的大冶铁矿一座露天开采的矿区及长达50余华里标准轨距的运矿铁路和武昌马鞍山煤矿矿井及炼焦炉多座。如此规模的近代钢铁企业，出现在当年的中国，怎不使前往参观的东西方人士为之瞠目结舌，赞叹之曰“东亚雄厂”，惊呼之为“黄祸”!而如此规模的铁厂，自1890年正式动工兴建，至1894年建成试产，实际所用时间不过3年有半。较之晚6年开办的日本八幡制铁所，自动工兴建至第一号炼铁高炉建成作业(其时炼钢炉尚无一座建成)，所用则为3年8个月，两相比较，费时“累岁”之说，未必尽然。至于指摘铁厂建设经费开支无算，也需分析。铁厂官办期间总计开支虽高达560余万两或580余万两，但内中既包括铁矿煤矿建设费近百万两，还包括铁厂自建成后至招商前常年经费160余万两，故实用于铁厂建设经费不过300余万两，折合银元400余万元。这较日本八幡制铁所当年的最初开办经费400万日元，所多无几，其时银元与日元比值相当。虽然因八幡制铁所建设规模较汉厂要大许多，如其高炉为日产160吨者两座，钢炉容积25吨者多座，两相不可比，但若联系到八幡制铁所于开工兴建不到两年时间，又连续两次追加经费合计为1500万日元之巨，尽管汉厂在建设中也存在虚掷滥用现象，恐也不能完全认为是所费“不赀”吧?

其次，铁厂之官办不下去，遂采招商办法，从清政府方面说，确是出于财政支绌，经费难以为继，从而有卸却重累的考虑;但从张之洞方面说，则不能完全如是看。张氏亦早于广东筹办铁厂时，便有“先筹官款垫支开办”，“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付商人经理”的打算，他认为只有如此，才“事可速举，资必易集”，且“官倡民办，始克有成”。^[11]待至铁厂即将建成，张氏已预料到此后维持生产的常年经费开支，又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年约需银一百万两”，这是颇难筹措到的。于是他再度考虑:“拟于开炼后，即一面招商承办”，并认为这是“经久之计”，说:“非此不能持久，非此不能节省、迅速旺出畅销。”^[12]这表明张之洞已经看到招商承办较之完全官办，有“节省”、“旺出”、“畅销”以至“持久”的诸多优越处。张之洞在此期间，不仅这样考虑，而且采取了一些行动，如与盛宣怀就由其招商承领问题作了进一步具体筹商，更多次派员赴广东向粤商“招罗”，还拟出了“官督商办章程”40条等。所有以上这些，均发生在清政府令他招商承办的谕旨颁发之前。因此，铁厂最终改归招商承办，对张氏言，非为始料不及或猝不及防之事，却毋宁说是他早有的招商主张或“官倡民办”思想的一个实践。

最后，关于张之洞接到招商承办的谕旨后，曾有过向洋商招徕的举措，究应如何看待?是否如有论者所指摘的，是张之洞“嘱望于洋商”呢?首先，当时张氏曾有过多种考虑与准备，一是“拟包于洋人”，二是“电商”盛宣怀由其接办，三是另“专借一款，以供铁厂之用，即以铁厂作押由铁厂认还”。可见非只“嘱望于洋商”。其次，张氏虽令人先后向英、德、比等国厂商招徕，也确有英、法等商人来鄂洽谈，但最终仍交盛宣怀接办，且有如上述，张与盛关于承办铁厂事始终保持着接触，说明张对盛原本也存有“嘱望”。最后，更有资料显示，张氏之所以令人向洋商接洽，或还有其另番用意。如一次张氏在答复有人劝其“包于华人”时，便曾透露说:“固以华商包办为宜，但中华绅商类多巧滑，若无洋商多家争估比较，定必多方要挟，不肯出价。”^[13]张氏这番用意，说不定即是针对盛宣怀的，是他多年与盛打交道的经验之谈。而事实上这一招，对盛氏加速接办确实起了一些刺激作用(详情请参见《清史研究》所刊拙文)。故对招徕洋商似亦不可一味诟病，甚至斥之为“出卖”云云。

总之，笔者认为，对有如张之洞这样的历史人物，对有如创办汉阳铁厂这样的历史事件，应尽可能根据已有资料，全面地(或从另一侧面另一角度)加以探究评析，以求更接近人物与事件的原貌，从而摒弃某些讹传陈说，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1997年5月石家庄市“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全国学术讨论会论文，后收录于苑书义等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华书局1999年版)

【注释】

[1]以上三文分载于:孔令仁等编《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张之洞致盛宣怀电，光绪十六年四月八日，见《张文襄公全集》，第135卷，第3页。

[3]前引张之洞致盛宣怀电，光绪十六年四月八日;张之洞:勘定炼铁厂基筹办厂工暨开采煤铁事宜折，见《张文襄公全集》，第29卷，第23、24页。

[4]张之洞:勘定炼铁厂基筹办厂工暨开采煤铁事宜折，见《张文襄公全集》，第29卷，第21、22页。(www.daowen.com)

[5]张之洞:勘定炼铁厂基筹办厂工暨开采煤铁事宜折，见《张文襄公全集》，第29卷，第21、22页。

[6]叶景葵:《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载《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7]张之洞致李鸿章函，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五日，附件，见朱子恩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之四——汉冶萍公司(一)》(下称《汉冶萍公司(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4页。

[8]欧仁·吕柏:《中国的采矿业和钢铁工业》(慕峰涛摘译油印本)。

[9]张之洞致奎斌电，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抄本张之洞电稿》，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52页。

[10]洪钧致张之洞电，光绪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张之洞复洪钧电，九月十八日，见《张文襄公全集》，第133卷，第11、12页。

[11]张之洞:筹设炼铁厂折，见《张文襄公全集》，第27卷，第2、3页。

[12]张之洞致李鸿章函，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五日，《汉冶萍公司(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

[13]张之洞致蔡锡勇电，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四日，见《抄本张之洞电稿》，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