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当年汉阳铁厂购置的炼钢炉，确实有两种型制，一是贝色麻炉(以下称贝炉)，一是马丁炉。贝炉，系1855年英人亨利·贝色麻发明的，为酸性转炉，因不能去磷，只可适宜冶炼含磷较低的生铁;马丁炉，系1867年由德人西门子与法人马丁合作发明的平炉。当年汉厂所置实为碱性平炉(盖平炉与转炉均有酸性与碱性之分)，则可去磷，适宜冶炼高磷生铁。大冶所产之铁矿石，多数(请注意并非全数)含磷较高，故用此种矿石所产生铁，只适用此马丁炉冶炼，所产之马丁钢则含磷低，不易脆裂，更宜于轧制钢轨。因此，当年汉厂购置的贝炉，不能去磷，确有缺陷，张之洞在未能完全弄清楚矿石品质的情况下，就去订购机炉，确是一个失误，值得后人引为鉴戒。但是当年实际情景，远非如叶景葵(揆初)于民国初年所描绘的那样。如说张氏面对承造机炉的英国厂家，竟“大言曰: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份可耳”;又说英国厂家于是“故照英国所用酸法配置大炉，另以硷法制一小炉媵之;其意不过为敷衍主顾而已”。^[6]此则材料，民国初年就曾披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被几种大型史料书相继辑录，广为流传，多数论者均引以为据，对张氏大加揶揄贬斥。叶氏所云，全为虚妄之说。如所云对英厂订购机炉的那番言语，是经驻英公使薛福成转达的。但张氏订购机炉之时是在两广任内，其时驻英公使为刘瑞芬，而薛福成时尚在国内，故此事在薛氏《出使日记》中只字未载，而张氏文集文稿亦无迹可寻。又如所云英厂为张配一酸性大炉，另以一碱性小炉作陪衬来应付张氏，亦不尽然。已往论者之所以相信此则材料，除确实存在酸性炉不适宜大冶矿石品质此一层事实外，还有依据早年厂矿调查记载，当年汉厂的炼钢炉，一为容积8吨酸性贝炉两座，计为16吨;一为容积10吨碱性马炉一座，果合所谓一大一小之说的缘故。但据近年发现的更为原始的记载，证明此一大一小之说，亦非实情，甚或相反。如近年刊布的所谓盛宣传档案资料，内中即有张之洞向英国所置机器等设备清单一纸，明白记载:各5吨之贝钢炉两座，10吨之马丁炉一座。^[7]即是说酸性与碱性两种钢炉，计各为10吨，无分大小。又据当年在汉厂充炼铁总管的卢森堡人欧仁·吕柏(亦作卢柏)所撰“回忆录”，则说:贝炉车间装有两台5.5吨炉子，马丁炉车间装有一台12吨的炉子。^[8]按此说更为碱性炉的容积大于酸性炉的了。此两种史料所记，虽亦不尽同，但相差无几，且更为原始，当可信。这又足资证明叶氏所述之不实。

再进一步看，张之洞在铁厂开始筹建阶段，也并非对煤铁资源不闻不问、对炼钢炉型制完全一无所知。如早在广东期间，就有资料表明，他曾致电湖北巡抚奎斌，令他“详询”或“遣人密查”过大冶铁矿的情况，^[9]至于奎斌如何查询回复张之洞的，尚不得知。但随后又有资料表明，张氏确曾同驻西欧的使臣讨论过炼钢炉型制问题。如驻德公使洪钧电告张氏:“炼钢二法:曰别色麻(即酸性炉)，日托麦旋(指碱性炉)，视铁质内磷之多寡，炉亦异制。”张当即复电说:“炉须兼能炼有磷者。”^[10]笔者列举这些资料，并非要掩饰张之洞造成的事实上的失误，更非不需总结吸取历史教训，而只是说，对张之洞这一历史人物，要置于当年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客观地予以评析，不应过分苛责，更不可一味对他讥笑甚至攻讦。要知道，在当年关于选择炼钢方法或炼钢炉型制，是个较复杂较困难的问题，要选准，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简单容易。(www.daowen.com)

顺便还要指出，关于汉阳铁厂当年存在酸碱二法问题，尚有一些疑窦，需进一步澄清。众所周知，汉厂炼钢炉型制的失误，是到盛宣怀招商承办八年之后，于1904年经当时汉厂总办李维格再度出洋考察，方查明“铁矿石与炉座凿枘之病”，从而对炼钢设备实行了“废贝炼马”的改造，即拆除贝色麻钢炉、增扩建了马丁钢炉，始得以彻底纠正过来。但问题是酸碱二法的提出，却非始自此时。正如上述，早于张之洞在广东时即已知有此二法，且还提出所订机炉“须兼能炼有磷者”，何以英国梯塞德厂仍配置了不能炼有磷的贝色麻炉?再者，当年负汉厂建设全责的首任总管(即总工程师)英人贺伯生及其继任比人白乃富、德人德培一干人等，何以均未发现此“凿枘”之病?何以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及至盛宣怀接办之后，此酸碱二法更是铁厂华洋人员经常议论的话题，尤其在洋员中，有主碱法者，有主酸法者，也有主将酸碱二法“相并”使用者，还有主采酸法但需精选含磷低的矿石与焦炭者，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当年事实看，铁厂在一个较长时间仍主要采酸法贝炉炼钢，因此法较碱法平炉出钢快速，可应急需，只需在矿石与焦炭含磷上打些主意而已。此不过是一治标办法，所产钢材仍不能保证质量，故每将所产钢轨交验时，有的洋员竟大做手脚，另将用马丁钢轧制的样轨去充抵。可见当时已明知马丁钢优于贝色麻钢的事实，而并非如李维格所言，是等他日后出洋考察始知此“凿枘”之病的。举出这些，只想说明当年实情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简单，此中更有一些值得我们今天深思总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