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进入19世纪90年代上半期，从国际地位和国内状况看，已处于向半殖民地化加剧演变当中。斯时，一些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业已攫取到一连串保护其推销商品的侵略特权，除鸦片不论，即使一般外国轻重工业品也已源源输入中国占领了相应的土货市场，一度顽强抵制外国商品侵入的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结构正渐渐败下阵来而开始分解。在此基础上，不仅外国在华非法投资办起一批近代交通工矿企业，且中国自身也开始兴建一些近代工矿交通企业。特别是此刻世界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在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已从商品输出为主向资本输出为主转变，而中国国内从19世纪60年代开端的所谓洋务运动，也由大办军事工业的前期阶段推进到大办以解决交通、能源和原材料为主的民用企业的后期阶段。

张之洞恰是在这样的“历史范围之内”创办汉阳铁厂的。当年张氏办铁厂有两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一为制械，二为造轨。从制械方面看，那时清政府拥有的制造近代军械的工厂，连同张之洞筹办中的湖北枪炮厂在内，仍存十四五家之多。这些工厂不只机器设备，所需钢铁材料基本上亦购自外国。光绪十五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在《筹设炼铁厂折》中，曾引用海关贸易总册所载此前3年分各省进口钢铁材料的数字:十二年各省进口铁条、铁板、铁片、铁丝、生铁、熟铁、钢料等类，共110余万担，铁针180余万密力(一密力为1000针)，合共铁价针价值银240余万两，十三年、十四年未录数量，其价值分别为213万余两和280余万两。^[2]当年国内消费钢铁最多的生产项目依然是制造农器和炊具，但此两大项消费需求主要靠土铁土钢的供应来满足。因此上述年进口钢铁材料达100余万担即6万吨左右，可视作国内近代机器工业主要是清政府10余家军械工厂对近代钢铁材料需求量的一个大体额度。此一需求量虽不算大，但显然从品质上说，靠我国传统手工生产的土铁土钢是不能满足的。再看制轨方面，此刻适值清政府经过廷臣一番颇为激烈的争辩而“毅然兴办”铁路，且接受张之洞的建议“定计兴办”^[3]卢汉路之际，若是这条铁路得以顺利兴工，所需钢轨等材料皆在国内订货(张氏与清政府原有此意^[4])，这将成为更广大的销售钢铁的市场，而靠我国的土铁土钢，不仅从品质上而且从数量上也无法供应，是不待言的。(www.daowen.com)

但是这时国内率先于贵州青溪开办的近代铁厂，规模较小，且试炼未及两月，旋又因经办人潘露病故不得不中途“暂行停工”，^[5]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附设的小型炼钢设备，此刻犹未筹建，^[6]可见创办一个较大的近代钢铁厂，在当时的中国，客观的需要该是多么迫切!张之洞正是顺应了这一客观情势的要求，并抱着“开辟利源，杜绝外耗”^[7]的宗旨首先在广东着手筹办近代钢铁厂的。接着，张氏因筹建卢汉铁路而调任两湖，遂将原在粤省向外国预订的钢铁机炉移置鄂省，即使没有继任粤督李瀚章的主动让出，看来也为势在必行之事。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八月初接到调任谕旨，十一月抵鄂(二十六日接篆)。在此期间的九月，张氏又于所拟筹办铁路意见中，提出“窃审此事推行之序，似宜以积款、采铁、炼铁、教工四事为先，而勘路开工次之”的所谓“四宜”之论。关于采铁炼铁，则更进一步提出“闻湖北大冶县向来产铁，该县近省滨江，俟到鄂后，当详晰勘明，妥筹炼铁之法”。^[8]张氏的意见立即得到李鸿章的认可，说:“尊论四宜，只可如此筹划”，并说:“粤既购机炉，雇矿师，似宜就大冶开办”。^[9]又可见将近代钢铁厂设在湖北，当是张之洞调任两湖筹办卢汉铁路这一本题中的应有之义。后来，当汉阳铁厂第一期工程生铁大炉两座甫告完工时，汉口及上海各地的外国领事人等争相前往参观，“皆谓此为应办急务”。^[10]盛宣怀于承办铁厂时也对张之洞讲:“此固天欲以自强大任待宪台而始发也。”^[11]这些话虽均意有奉承，且盛氏的话还反映了他的天命历史观，但不是却也道出了这一客观的必然情势和事理么?因此，汉阳铁厂绝非如过去有的论者所云，是张之洞“碰巧地建筑起来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