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笔公司续借款，自1922年3月总经理夏偕复(前任李维格早于1914年去职)衔命赴日，在先解决公司减少生铁交售额后，于7月正式提出申请，中又经数度赴日交涉，至1924年9月始签下借款草约，再至1925年元月由公司会计所长赵兴昌以董事会长孙宝琦代理身份赴日，完成续借款合同的正式签订手续。耗时之长，为历次借款之最。

签订此笔借款，对公司来说，自是刻不容缓。有如公司申请书所述:前借工程用费900万日元，至1918年即将不敷用，离全部工程完竣尚需资金规元银470万两(约780余万日元)，原拟可从公司战时盈余支付，不料随欧战结束钢铁市场顿现停滞萧条，至1921年达到高峰，公司各项资金几近枯竭。1921年底，公司新建与扩充工程开支总额已达885.9万余两(约合日金1，500万元)，扣除已付586万余两，尚差299.9万余两之多，预计未完工程仍需追加229.3万余两，两项合计差527.3万余两。扣除前900万日元项下所余尾数14万日元可折8.4万两，总共仍需518.8万两。以当时汇率应折日金850万元，即为此次续借款总数。至于借款条件，公司提出，除期限为38年，利率前10年为6厘，10年后按28年平均还本，与前次略有不同外，其余皆依前1，500万日元借款合同。^[48]然令公司始料未及的是，此次申请提出后，交涉进展极不顺利。据夏向董事会的回报，开始遇到的麻烦，大致有:“政友内阁倒(指政友会总裁高桥内阁于7月重新组阁失败)，政府中人新进，不明制铁所与汉冶萍之历史”;“制铁所长官正一意帮助桃冲(指其为收购安徽繁昌县桃冲一带矿石而欲向其贷款事)”，对公司“无帮助之意”;“能帮忙者为日本银行总裁井上(指原正金总经理)，因政友内阁倒后，渐受攻击，意态消极”;制铁所与大藏省“彼此将责任互相推诿，以致久悬”。^[49]挨到1923年2月上旬临近旧历年关，夏向正金银行借得短款140万两(约日金210万元)应急，暂先回国等待。此刻董事会长孙宝琦也收到制铁所长官和正金银行总经理二人联署的信函，内中大谈了一番对公司此次通融的140万两，“与通常小款不同”，“实为破格异例”，“无如彼此特殊关系甚深，故作反业务正规之特别通融”等。对此次公司提出的长贷要求，却只称:“当从速调查，与贵公司以确实答复”，^[50]给了一个未置可否的答复。但却迟至5月中旬，方有一大藏省理财局长率领的由制铁所与正金银行选派的八人调查团来华，向公司提出多达16项调查细目进行询问，并赴汉、冶、萍三处实地考察，经月余时间返回日本。之后，又无音讯。究其缘故，日外务大臣答复驻华公使询问调查后有关当局意见如何时，曾云:“大藏省当局视察报告书类，因地震(指当年9月初发生的关东大地震)尽被烧毁，目前该省正在根据记忆考虑中，整理完竣，尚需时日。”^[51]此点或许有一定关系，但未必是全部理由。又挨至1924年初，夏再赴日“续申前请”，得知需候三月份日本召开内阁会议通过年度预算案后，方可定夺。为应付旧历年关，夏再向正金银行申借短款160万两回国。约于5月间，制铁所始拟出一个对公司的所谓“救济办法”。^[52]内容有:增加公司生铁产量节约经费开支;从速解决收购大冶象鼻山官矿铁矿石与鄂城灵乡铁矿采掘权;整理公司短期债务、改订本邦(即日本)借款利率与偿还期限等项。随后夏即应召三度赴日，开始就借款条件进行磋商。然据夏称:“草合同正在磋商，现有新条件六、七项，交涉颇形困难。”新条件中，夏认为“最有害之事”，莫过于要公司改变从前发放股息的办法(即放弃过去有无利润均得派息的官利制)、允许日方在华他地他矿收购矿石(即取消前与日所订公司享有的矿石专售权)和聘请日本技师及增添顾问襄办人数等三项。^[53]待至7月中旬，夏又以交涉一时难达妥协，遂携合同草案返沪。未料八月初制铁所便拿出借款的“最后案”，由农商省交大藏省审议，经大藏省附议后知会正金银行，借款全数由预金部出资，并以5.5厘息率拨付正金银行。^[54]夏遂又再去日本，于9月22日在东京和日方签订借款草合同后，即回沪交董事会，准备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再签正式合同。但夏不曾想由于新增了直接对股东不利的条件，遭众股东非难，盛氏集团亦有意乘机排斥，遂被迫辞职。

纵观此笔续借款，从夏首次赴日直至草合同签订，达两年多时间，其中固有日本国内政治因素和自然灾害影响，但日方对公司为解决大冶新铁厂未了工程用费及清理重息内债所必需的续借款，一面长时间拖延不决，一面又不断拆借短款济公司之急，而终于允诺续借，其根本目的或真实意图，不外仍是为迫使公司接受更多更苛刻的条件，以保障其制铁原料的供应和贷款本利的偿还。关于此点，完全可从当时有关人员的口述中得到证明。如理财局长对正金银行就曾明说:“答应续借之申请，此完全出于维护既得利益之需要，即确保供给炼铁原料和偿还贷款本利需要之故。”且还令该行“要体会上述旨意，督促公司会计顾问，为贯彻此目的努力不懈”;^[55]而外务大臣更从另一面道出了日方的居心，他曾对驻华公使言道:“倘若拒绝续借，听其保持现状，放任不理，则势必陷公司于不可救药之绝境。从本国制铁政策上看，从债权收回之观点上看，无论如何不能容忍。”^[56]据此可以看出，日本殖民者对华投资(不论是间接或直接)的掠夺本质，暴露得真可谓淋漓尽致!

1924年11月底，公司在董事会长孙宝琦(前不久卸任北洋内阁总理、亦盛宣怀长子岳丈)的主持与董事兼代总经理盛恩颐(盛宣怀第四子)的配合下，将1913年至1916年四届股东大会合并召开。以“迹近草率”(一股东语)的起立表决法，通过了借款草合同。大会后董事会为了应付股东，提出了如下三点修改要求:(一)删除对公司分派红利的限制;(二)明定增添日本工程师和顾问襄办名额;(三)补入可用中国自有资金提前偿还债务的声明。同时委派董事盛毓常(盛宣怀之长孙)和会计所长赵兴昌为代表，去日做最后交涉，完成正式合同的签订。但当代表到日提出修改意见后，立即遭到拒绝。代表报称:“所有合同暨各附件，一切照原议，不能更改。”经磋商再三方允将可用中国自有资金提前偿还本利和增添技术日员可酌示人数两条，列入附件，至于分派股息一条，“无从提出修正”。^[57]按日方允诺的两条，对公司并无多大意义。其实提出修改，原本是为了走个过场。如代表到日后即收到盛恩颐的密电指示:此次交涉“系为敷衍股东起见，如能办到固属万分之幸，如实在难办，可速电复，一面签字”。^[58]就这样，借款合同及所有各附件，基本照原议于1925年1月21日在东京正式签字。日方为制铁所长官中井励作、正金银行总经理儿玉谦次，公司方为董事会长孙宝琦代理赵兴昌。此时另一代表盛毓常已经回沪。(www.daowen.com)

此次续借款的签订，非止耗时长，且签下的有关各种合同及各种附属文书，^[59]种类之多，亦前所未见。除“推广改良工程事业资金续借款合同”外，尚有一“旧借款追加合同”，内容系有关将1908年至1913年间计七笔正金银行各贷款的息率一律减至6厘和一律推迟至1927年始行还本的约定。附件有关于日方允诺公司可用自有资金提前偿还全部债款、限制公司分派官红利及公司承诺厉行节减经费降低生铁成本等内容的“互换函”六通。还有确定聘用日本工程技师与添加顾问襄办人数并更改名称，要求厉行前次所订“顾问职能规程”、优先解决购买象鼻山矿石和有利解决灵乡铁山矿权问题以及取消日本前所承诺为解决此问题提供资金援助^[60]等，也有互换函形式的“觉书”(备忘录)十通。另有与日本制铁所、日本兴业银行所签的也系关于旧借款(即1904年的日金300万预支矿价借款结欠余额205万日元)延期至27年还本的“追加合同”及限制公司分派官红利的换函。此外，还有一份与制铁所单独签订的关于删除1899年煤铁互售合同第五款中“但书”规定(即制铁所不得购买中国他矿矿石)的“协定书”。

借款正合同计12条。除部分条款较前次大借款合同稍许放宽，如利率定为6厘，还期为35年，对公司还款后的余额支取也略有松动，改作由正金银行先据当年应交售吨价数与应还本利计算出应摊还比率，公司每次交售价款按应摊比率外加一成扣作偿还基金后，若有余额便可由公司随时支用(前次规定则要待年终结算有余后方可支用)。其余各条款大致如前次合同，且在担保条中又补充提出“抵押于银行之铁山及有利权之矿石非经银行同意，不得卖于第三者”和另加一条“公司有利益能派官红利时，银行与公司协商，可得增加每年偿还本金之数目”。此外，在附件内公司还承诺了几项重要条件:(一)聘用日本工程师4名，添加会计顾问襄办3名，并改称为顾问部员;(二)务使两顾问有效履行其职责，厉行职务规程;(三)尽先解决收购象鼻山官矿矿石，并有利解决纪家洛(即灵乡)矿山开采权争夺(以上为“觉书”);(四)废除1899年所签的煤铁互售合同第五款中“但书”规定，即取消公司名义上仍持有的矿石专售权(协定书)。

经过可以说是马拉松式的谈判交涉，此笔号称850万日元的续借款终于签订。此时距夏偕复接受委任首次赴日几达三年，距正式提交借款申请书也足有二年半之久，而得到的结果，却令公司大失所望。原预想可从中抽回已垫付的工程用费款约达日金500万元，以做公司流动资金维持日常营业之用，焉知旷日持久的拖延，迫使公司只有靠不断暂借短款度日，以致原指望可做活本的这笔资金，在扣除偿还正金银行所借短款结欠250余万日元及代付公司所欠制铁所焦价款100余万日元后，只实得160余万日元。^[61]故盛恩颐只有无奈地向董事会叫苦道:“迨借款签订，除扩充工事费一项外(按此追加的工程用费约320万日元，公司是不能动用的)，所恃为营业周转资金，以之相抵迭次垫款并旧欠焦价，实收日金一百六十余万元，折合中银九十余万两。适值阴历年关，诸债猬集，逐项点缀，到手辄空!”^[62]不过盛氏只是道出了公司当前面临的一层情景，却未顾及尚有一层，从此之后，公司又徒增加了一大笔债务负担和丧失了更多权益，这岂止是竹篮打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