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官僚盛宣怀于1896年自张之洞手中承办汉阳铁厂及大冶铁矿，复于1898年开办萍乡煤矿。在他主持下，汉、冶、萍三厂矿始得联成一气，并于1908年正式组成了统一的汉冶萍公司。盛宣怀自接办汉厂冶矿起，就将他相当一部分资财乃至精力投注到这一企业，使该企业成为盛氏以后进行工商洋务活动的重要地盘。这一企业在盛宣怀手中，经历了“官督商办”到“商办”的过渡，表明企业的社会属性发生了某些变化。作为企业人格化的代表者的阶级性，自然也会随之有所演变。因此，考察汉冶萍公司性质的变化与了解盛宣怀阶级性的演变，无疑有着密切关系。

辛亥革命前的汉冶萍公司是典型的早期官僚资本企业，在其成立初期仍具有较浓厚的封建性(这里主要指对封建政权的依赖，着重指为封建官僚把持及由此获得种种垄断特权)，同时也开始滋生某些买办性(主要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依赖，着重指逐步受其控制并为其服务方面)。盛宣怀在该企业改组为商办公司之前的“官督商办”阶段，既任钦派“督办”，又为“商董”代表。公司成立后，既独自握有公司约1/3的股权，是公司最大股东，又把持公司总理宝座，成为公司重要决策人。因此当时的盛宣怀作为企业人格化的代表者，同样也具有两重社会属性。当然封建性远大于买办性。(www.daowen.com)

辛亥革命爆发后，盛宣怀即被清廷削职下野。未几清王朝覆灭，汉冶萍公司最终丧失了旧有封建政权这一重要支柱。继起的北洋政权的执掌者袁世凯与盛久有龃龉，加之日本政府从中作梗(喧闹一时的公司“国有”和“官商合办”皆主要由于日本干预而作罢)，公司一时很难以袁政权作为新的依傍。因此，辛亥革命后汉冶萍公司和盛宣怀表现在依赖政权方面的封建性，已是大为减弱了。然而，另一重的买办性又是如何演化的呢?这将是本文探讨的中心。笔者认为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社会身份和阶级属性无疑起了某些变化，但不同意“已经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和“最后转化为民族资本家”^[1]或他“仍不失为民族性的资本家和实业家”、“仍以民族性较强的实业家终其生”^[2]的说法。与之相反，笔者认为那时盛宣怀的买办性较前反而大为增强，因此说他“最后”转化为买办性较强的资本家，或许更符合实际。本文拟以汉冶萍公司在辛亥革命后的扩充活动和盛宣怀在日本几度策划公司中日合办中的表演予以说明。不当之处，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