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末汉阳铁厂同日本资本家大仓喜八郎达成为期1年的洋例银20万两借款，或1904年初同名义债权人日本兴业银行达成为期30年的日金300万元借款，揭开了公司日债史的帷幕;^[3]1927年公司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这是后来公司最大的名义债权人)签订最后一道卖身契——200万日元借款合同及1930年几笔日债的欠息计82万日元再转换为借款，是为公司日债的尾声。此近30年中，公司所借日债额，到底有多少?向无完整确实数字。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徐义生编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一书，在清政府所借外债表中，列有辛亥革命前的公司外债，该书虽被认作“目前唯一比较全面和可靠的统计”，然其中关于此时期的公司日债部分，尚有重要遗漏;上述汪熙同志的文章中也附有公司外债一览表(以下简称汪表)，时间包括整个时期，较徐义生所编书中的外债表(以下简称徐表)更为全面也更为详细，但其中关于日债资料，却也有不尽确实之处。

例一，汪表所列第1笔1899年4月7日萍乡煤矿向日本制铁所借日金300万元。按此笔借款，系拟议未成，且磋议时间为1900年至1901年;^[4]至于1899年4月前后磋议者，乃另一笔由汉阳铁政局拟借的200万银两借款，亦未成为事实^[5]。

例二，汪表第3、4两笔汉阳铁厂向大仓组借款，一为1902年(该表未列出月日)的日金25万元，一为1903年12月14日的洋例银20万两。按此两笔实为后一笔，且合同签订日期为1903年12月24日。^[6]

例三，汪表第10笔1905年6月26日萍乡煤矿向大仓组借日金30万元，第12笔1907年5月1日再借日金200万元。按此虽确为两笔借款，但后笔借款中已含扣还前笔借款之数，故实收仅为170万日元。^[7]

例四，汪表第30笔1910年12月16日汉冶萍公司向正金银行借日金61.2万余元和第35笔1911年1月14日借日金61.4万余元。按此两笔并非新借款，实为由汪表第29笔，即1910年11月17日所借规元银100万两分拆而来。^[8]

例五，汪表第68笔1924年1月3日汉冶萍公司向正金银行借日金261万余元，第69笔同年10月4日再借日金195万元。按此两笔，实则也皆包含于汪表第70笔，即1925年1月21日所借850万日元之中^[9]。(www.daowen.com)

那么汉冶萍公司连同其前身到底借过多少笔日债?其金额总计又有多少?兹根据公司留下的档案账簿，参照《日本外交文书》中有关资料，制成附表一“汉冶萍公司所借日债表”，并略加说明如下:

第一，总计日债发生额为日金5060万余元、规元银390万两、洋例银82万两。此数额只含一年以上长期和不定期借款。为时仅数月的短款融通及临时透支，因常有发生，随立随销，故均未计入。

第二，以上发生额，较徐表辛亥革命前部分多出日金50万元、洋例银50万两，系因徐有漏计;而较汪表则减少日金810多万元、规元银100万两，乃系汪表列入拟议未成一笔和有多笔重复计算之故。

第三，日债结欠额，截至1948年9月国民党政府将公司作为敌伪产业清理时，保留在公司账面上的，犹有日金3860余万元、规元银250万两(折日金292万元)。虽为数仍然不少，但公司历年还本付息运交给日本制铁所的大量矿石和生铁，若以时价计算的价款，却早已远远超过此数(详见下文)!

第四，表中“债权人”栏内，横滨正金银行名下所列批号，系公司账簿中所给编号，其中除第三批一笔外，根据1930年《日本制铁所继承大藏省债权法案》，自该年6月起，皆由正金银行转移给制铁所，成为汉冶萍公司欠日本制铁所的债务;1904年日本兴业银行一笔，也同时转移，由制铁所继承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