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企业样本新兴技术创新的总体水平显著落后于美国企业样本

对中美企业样本新兴技术创新绩效的主要变量、定量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基本情况比较。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兴技术创新领域，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在总体实力上差距较大，美国企业无论是在研发投入绝对值方面还是在研发/销售比重方面，都显著高于中国企业样本。在发明专利总数方面也同样如此，美国企业样本要显著领先于中国企业。在新兴技术研发经验方面，美国企业进入新兴技术领域的研发，要比中国企业样本平均早3年左右。根据对中美新兴技术创新企业样本的基本情况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企业样本在企业实力、研发重视程度以及研发成效上都比中国企业更胜一筹，中国企业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创新进程处于后发地位。②新兴技术发明专利数量比较。中国企业样本均值为12.07，美国企业样本均值为13.52，美国企业在新兴技术发明专利的数量上，要显著高于中国1.5个左右。但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能源汽车3个技术领域，中国企业的发明专利数量平均要高于美国企业样本，而在其他4个技术领域，则显著低于美国企业样本。这反映了中国企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近些年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技术发明在数量上已经可以与美国同类企业相媲美，甚至有所超越。③新兴技术发明专利质量比较。中国企业样本均值为6.68，意味着发明专利平均存续6.68年，而美国企业样本均值为8.51年，发明专利平均存续年数要比中国企业高出将近2年。其中，除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明专利平均存续年数比美国企业样本要高之外，其他6个领域的新兴技术发明专利质量，全部显著地低于美国企业样本。这组数据进一步验证了中国企业新兴技术创新在获得发明专利数量上快速突破，但新兴技术创新的质量仍然存在瓶颈，亟待产业界与政府的重视。

中国企业新兴技术创新水平显著落后于美国企业，是符合两国产业经济发展基本历史进程和演进趋势的。总体上看，美国作为基础科学领域与尖端科技的全球领导者，自从20世纪初就开始引领全球技术发展。21世纪伊始，美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新能源技术，以及一系列先进制造技术等领域快速发展，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而中国企业新兴技术发展则始发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最近10年左右发展快速。与美国相比，新兴技术创新水平的历史进程差异巨大，中国企业远远落后于美国企业。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美两国企业在新兴技术创新中的差距是巨大的、长期的、符合两国基本创新地位的。

进一步考察中美两国新兴技术创新水平在宏观层面上的原因，总体上存在两个根本原因：一是两国基础科学的积累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多年以来，基础科学创新的薄弱成为中国高精尖技术创新的瓶颈，是学界围绕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达成的基本共识之一。相比于中国，美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投入巨大、持续时间长。在长达数十年之久的知识创新战略引导下，美国企业特别是新兴技术创新企业取得了非凡成就，强大的基础科学积累为新兴技术创新的“临门一脚”提供了十分雄厚的知识支撑。二是美国在产学研合作上形成了十分强大的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机制。雄厚的知识积累是如何转化为引领全球的高科技产品进而实现商业成功的？这取决于实验室里的知识转化为市场的一整套机制，特别是独特的产学研合作机制。美国产学研合作的显著特征是构建了高度专业化基础上的创新链与价值链双向协作机制。按照STPB范式的创新链，美国在科学发明（Science Invention）、科技创新（Technology Innovation）、产品开发（Products Development）以及商业模式创新（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等四个领域，实现了高度专业化。科学家专注于实验室内的基础科学研究与发明，这种基础科学研究既有可能瞄准具有前瞻性的市场需求，也存在不少纯粹的科学探索，二者相互促进实现知识创新。企业研发人员一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突破核心技术，进行科技创新，并形成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科技创新机构，这些机构以明确的现实需求为导向，专注攻克重大核心共性技术；另一方面，企业研发人员以中短期内已渐成规模的市场需求为导向，将核心科技创新转化为新产品，实现产品创新，而具有商业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则将产品扩散至全球以实现其商业价值。价值链层面，由于专业化的分工，创新链各个环节得以高效率完成，从而创造出更加丰富的商业价值。这种商业价值通过逆向的市场化传递机制，在商业企业家、企业研发人员以及科学家之间有效分配，激励创新链各个环节的创新效率。

正是这种基于高度专业化的创新链与价值链双向协同机制，美国一大批科学家型企业家不仅仅在新兴技术创新上取得了非凡成就，同时也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巨大优势。譬如制药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辉瑞，其背后真正的控制权就掌握在几位科学家手中。事实上，美国几乎所有的创新驱动型跨国公司，其背后都有一群能够分享丰厚商业价值的科学家队伍作为支撑。除了基础科学领域的雄厚基础与产学研合作的独特机制之外，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家创新战略、制度（如知识产权制度）与氛围（如车库创新创业文化）等，也更进一步地强化了基础科学与产学研合作机制优势的发挥。与此相比，中国基础科学领域研究的积累相当薄弱，产学研专业化程度不高，网络合作的机制还没有打通，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宏观创新组织体系、制度安排与创新氛围仍在不断探索中。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在新兴技术创新领域的差距自然巨大，甚至有更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和企业逐渐地意识到了这一战略性问题，近年来从中央和地方、国企和民企、科学家和企业家等层面，正在开启一场意图明确、影响深远的创新战略，以实现对欧美国家的技术追赶乃至赶超。

2.美国企业样本的组织内生态资源基础具有更丰富的多样性特征

对中美企业样本新兴技术创新的组织内生态动力基础（生态资源基础与生态网络秩序）定量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在知识多样性方面，美国企业在知识丰富性、知识异质性或者知识动态性等构成的知识生态资源基础方面，更具多样性特征。其中，在高端装备制造技术、新能源技术以及新材料技术这3个新兴技术领域中，中国企业样本的知识多样性与美国企业样本程度相当或者略有超出，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技术、新能源汽车以及节能环保技术等4个领域，中国企业样本的知识多样性程度，要显著低于美国企业样本。可以看出，新兴技术领域的中国企业样本，其知识多样性在总体上要低于美国企业样本。在研究者多样性方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技术、新能源汽车，以及节能环保技术等5个新兴技术领域，美国企业样本的研究者多样性要显著高于中国企业样本；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中美企业样本中，中国企业样本显著高于美国企业样本；而在新材料技术领域，中美企业样本相当。总体上看，美国企业样本的研究者多样性也要高于中国企业样本，但是在部分新兴技术领域，中国企业研究者多样性具有一定优势。

中美两国新兴技术创新中研究者多样性的显著差异，具有深刻的多层次影响因素。首先，中美两国新兴技术企业在组织生命周期上存在明显不同。如前所述，美国新兴技术企业的持续期要显著高于中国企业，美国企业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创新经验也更加丰富。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动，历史积累相对欠缺，还处在进入初期的探索阶段。这一基本格局决定了中美两国企业在新兴技术创新领域的知识积累特征显著不同。美国企业凭借十分丰富和雄厚的基础科学研究积累，得以在诸多科学领域之间建立联系，创造更加丰富和多元的新知识；而中国企业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学科结构相对单一、切入点选择余地有限，企业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薄弱，导致不论是知识基础还是新创知识都受到诸多局限，所以在知识多样性上与美国企业差异显著。其次，企业所处创新生命周期的不同使得企业在创新策略上的选择偏好有所差异。根据Gartner（2015）对新兴技术发展周期的研究结论，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由“初创—成长—稳定—衰退—再创业”的演进，企业的技术创新策略存在由“利用创新”向“探索创新”的转变现象。显而易见，美国企业在探索性策略的使用程度上要高于中国企业。从本书对知识动态性指标的考察上看，正是体现了这一差异。相比之下，美国企业在新知识的获取，知识的迭代更替和动态选择上要比中国企业更快。这符合美国企业生命周期的基本特征，也符合美国企业引领新兴技术创新的策略选择。最后，中美两国企业在新兴技术创新领域知识多样性的差异，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化差异。长久以来，美国企业特别是新兴技术领域的企业，形成了十分浓厚的原始创新氛围，而中国企业在新兴技术领域则更多地表现为追随和模仿。原创和模仿的直接结果，便是知识裂变与创造的速度与强度都显著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美两国企业在新兴技术领域知识多样性上的差异。(www.daowen.com)

3.中美新兴技术企业样本的组织内生态网络秩序呈现结构性差异

通过对中美新兴技术企业样本的实证比较研究发现，中美新兴技术企业的组织内生态网络秩序（包括知识网络结构洞与中心势，合作网络结构洞与中心势）呈现结构性差异。具体而言，在知识网络结构洞方面，除了生物制药技术领域和新能源汽车两个领域之外，美国企业样本的知识网络结构洞都显著高于中国企业样本。说明在美国企业样本的知识网络中，知识元素节点之间的联结非均衡程度更高，存在更多的节点承担着其他节点之间的桥梁角色。在知识网络中心势方面，中美企业样本基本相当，说明中美两国企业在新兴技术创新中都比较等同程度地专长于某些特定知识领域。中美企业在新兴技术创新中所呈现的知识网络结构差异，主要是两国企业及其技术创新生命周期所处阶段的差异所致。如前所述，美国企业新兴技术创新积累丰富、经验更久，知识资源多样性要高于中国企业样本。更加丰富的知识种族、更强的知识异质性以及更加动态的知识更迭必然会出现部分知识节点之间缺少联结，从而产生更多的结构洞。而中国企业相对有限的知识元素节点之间，则更能产生相互联结从而减少知识网络结构洞。中美两国企业样本组织内部的知识网络中心势大体相当，说明新兴技术创新企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时段，都需要一定程度地依赖部分知识领域（即知识专长），这一策略不论是对创新积累和经验更加丰富的美国新兴技术创新企业，还是积累相对薄弱、经验相对欠缺的中国企业而言，都同样适用。

在合作网络结构洞方面，中美两国企业样本也基本相当；合作网络中心势方面，在生物制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技术、新能源技术以及新能源汽车技术4个领域，美国企业样本都显著高于中国企业样本。中美两国企业组织内部合作网络所呈现的结构性差异，与知识网络方面则恰恰相反。在知识网络结构洞方面中美两国存在差异，而合作网络结构洞基本相当；在知识网络中心势方面中美两国基本相当，而合作网络中心势则存在显著差异。中美企业合作网络中心势方面的差异表明，相比于中国企业样本，美国企业样本中组织内部的研发团队“精英策略”倾向更加鲜明，而中国企业样本更倾向于“人海策略”。这与中美两国企业在创新团队构建和研发人员培养方面的积累基础和组织方式不同有很大关系。相比于中国企业，美国企业创新团队的跨组织边界现象更加显著，不少对企业创新工作具有实质性甚至决定性贡献的科学家和研发人员，处于企业组织外部、采用相对松散的合作方式所构建的创新网络中。这使得美国企业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搜寻创新专家，从而更有可能与更高水平的专家进行合作——科学精英的存在，使得合作网络中心势更高。与此相反，中国企业的研发团队更多地局限在组织内部，创新团队的可选范围就受到了限制，合作网络中心势相对自然较低。这一结论，对中国企业构建新兴技术创新团队具有重要启示，即打破企业研发组织边界，从更加广阔的科学领域搜寻创新专家，除了雇佣之外还可以采用更加多元的创新网络关系机制，来构建网络化创新团队。

4.中美企业新兴技术创新的组织内生态动力源泉显著不同

以中美两国企业样本的新兴技术创新数量、质量和二者乘积所代表的总体创新绩效为被解释变量的分组回归结果表明：①中国企业样本新兴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更加复杂。相比于中国企业样本，美国企业样本的生态资源基础与生态网络秩序对新兴技术创新绩效的解释力更强（虽然回归系数小于中国企业样本）。这说明中国企业新兴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这与中国企业在新兴技术创新中的“新兴”特征紧密相关。与美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新兴技术领域所处的情境更加动荡和不确定，影响因素从而更加复杂和多元，具有更加鲜明的生态特征属性。而美国在新兴技术创新领域中已经步入了相对稳定、动力较为明确的阶段。②生态网络秩序与生态资源基础的创新贡献差异。美国企业样本更多地来源于生态网络秩序，而中国企业样本则更多地来源于生态资源基础。说明中国新兴技术企业的创新绩效主要来源于知识和研究者这两种创新资源的多样性，而美国新兴技术企业则更有可能取决于这些创新资源是如何组织的；可以看出，中美企业新兴技术创新绩效的差异，可能更多地来源于创新资源基础的多样性，而资源如何组织的即生态网络秩序对绩效差异的影响会更小。③知识动力与研发团队动力的差异。无论是新兴技术创新数量还是新兴技术创新质量，美国企业样本都更多地来源于知识动力，而中国企业样本则更多地来源于研发团队动力。究其原因，主要是中美两国所处技术创新生命周期的差异。处于初始阶段的中国企业新兴技术创新，在知识积累相对薄弱的条件下，关键研发团队的构建就是决定性的。而经过多年积累和探索，知识在组织中积累、存储和转化，企业技术创新对研发团队的依赖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这正是美国企业所呈现的情况。

中美两国新兴技术创新动力源泉的差异，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新兴技术创新策略启示。中美两国企业样本新兴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中国企业样本更加依赖生态资源基础，而美国企业更加依赖生态网络秩序。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新兴技术创新要寻求绩效突破，首先应该通过获取、蓄积并创造更具生态多样性的创新资源基础，其次要在组织内部构建相匹配的生态网络秩序。中国企业新兴技术创新绩效更多地来源于研究者动力源泉，意味着构建更高质量和水平的研发团队是先决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