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实证研究通过发明专利数据来揭示科技政策的创新效应。Chen等人（2018）研究了在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研发补贴和非研发补贴如何影响创业公司的IPO表现。研究发现，研发补贴对IPO绩效的影响呈倒U形关系，而非研发补贴对IPO绩效的影响为正相关关系。此外，国家所有权和专利强度均调节了研发补贴与IPO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而二者对非研发补贴与IPO绩效之间的调节关系并不显著。康志勇（2018）基于专利质量是企业创新产出质量的重要指标，通过文本解读法和知识宽度法两种方法来构建专利质量指标，研究政府补贴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文本解读法是将专利主权项中的名词数量作为专利质量的代理指标，知识宽度法则认为专利拥有的分类号数量越多，意味着专利拥有的知识宽度越宽，专利的质量也越高。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对促进企业专利质量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持续的时间较为短暂。

Rafael等人（2018）利用一种专利引用树测度，结果发现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更能促进技术发展轨迹的多样化和引用活跃度。该研究将政府资助与突破性发明联系起来。政府资助研发的专利技术范围更广。联邦项目投资一些私人公司回避的技术领域，联邦资助的大学专利与非联邦资助的大学专利属于不同的技术类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在创新活动的速度和方向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www.daowen.com)

曲彤等人（2019）从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采用“产业政策—投资者关注—企业创新策略选择”这一研究思路，以2011—2015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的作用机制。将发明专利和非发明专利作为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与发明专利相比，产业政策的资源效应显著增加了企业非发明专利申请的数量。我国证券市场具有典型的投资者有限理性特征，产业政策会带来投资者关注效应，当市场有效性不足时会进一步诱使管理层选择低质量的创新策略。对于非国有企业以及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产业政策引致的投资者关注效应是诱使其选择低质量创新策略的主要原因。张能鲲等人（2019）利用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研究企业并购行为与创新产出的关系，将企业年度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创新产出指标，并分别用总申请数量、发明专利数量、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和外观设计专利等作为创新产出指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并购行为产生正向技术创新效应，对发明专利申请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和总专利申请量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