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兴技术创新动力基础

Chen等（2012）研究了制药领域新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将新兴技术创新绩效的驱动力结构化为区域创新体系、组织探索性创新能力与吸收能力、社会认知结构以及风险投资介入。突破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更多地出现在生物技术、汽车制造以及化学相关产业（Dahlin，2005；Yasunori，2010）。Yasunori（2010）以他汀类（Statins）药物突破性创新为切入点对美日企业Merck公司和Sankyo公司进行比较案例研究，发现在企业的组织能力之外，其所嵌入的社会生态网络与国家创新系统，能够交互地促进突破性创新绩效。突破性创新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蛰伏着巨大的创新空间，另一方面也蕴含着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Kuusi et al.，2007；Yasunori，2010）。Dahlin等（2005）对突破性创新进行了界定与绩效测度。

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关注突破性创新识别、组织方式（张洪石等，2005）、风险控制问题（彭灿，2008）等方面。有关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技术追赶方面，相关研究则将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战略语境纳入创新研究范畴（Jorrit et al.，2013）。但是，对新技术创新、突破性创新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技术追赶等领域的研究，大多只是从宏观层面展开，很少涉及新兴技术领域中本土企业如何构建创新动力的问题。国内学者们就“先进制造产业的竞争优势何在？先进制造产业创新能力如何构筑？先进制造产业具有何种模式？”等问题，探讨了先进制造产业突破发展的具体路径。技术升级在新兴经济体企业的赶超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企业旨在发展技术能力，并从模仿转向创新。关于新兴经济体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企业如何在追赶的初始阶段克服技术知识匮乏的困难，而忽略了在后续阶段出现的组织问题。Stefan等（2019）探讨了在追赶的高级阶段由新兴经济体企业所执行的组织活动。两家巴西公司，Petrobras和WEG，被选中进行研究，并为研究提供证据。结果表明，这两家公司都有系统地监测其环境，以寻找机会之窗，并不断投资学习机制，以克服知识方面的不足。此外，一项调整战略和技术的活动被认为是优化技术升级过程及其结果最大化的关键。

2.新兴技术创新能力构建

黄群慧等学者（2015）指出《中国制造2025》对于中国先进制造产业战略规划的具体路径缺乏足够的指引。黄群慧认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模块化架构产品和大型复杂装备领域，而在产品架构一体化领域、制造工艺一体化领域以及既具有一体化特征又需要前沿科技支撑的核心零部件领域相对缺乏优势。未来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提升的可能方向，一是通过架构创新和标准创新加强将一体化架构产品转化为模块化架构的能力，缩短或者破坏产品生命周期演进的一般路径；二是针对国外技术与中国本土市场需求不匹配的机会，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和制造优势，不断提升复杂装备的架构创新和集成能力。

围绕创新能力从何而来的问题，陈劲等学者较早提出了自主创新概念，开展自主的原始创新是中国制造保持竞争优势的国家战略。自主创新不是要闭门造车，而是要实施开放式创新，积极引进发达国家先进制造技术，“为我所用”。国外先进技术仍然是中国制造产业核心技术的重要源泉（陈劲，2009，2014）。陈超凡（2015）提出以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培育开放式创新网络为突破口，摆脱低端锁定状态，建立起覆盖全球的价值网络，实现产业升级。构筑消化吸收能力是与国外先进技术合作的前提（李坤，2014；吴晓波，2009）。围绕创新能力的构建路径问题，蔡瑞林（2014）强调通过低成本创新驱动制造业高端化，着重“产品语义、符号”的创新来满足消费者的品位功能需求。徐康宁等（2010）提出基于本土市场规模效应进行技术创新；朱勤（2009）提出在市场势力与技术势力的互动中寻求技术渐进性突破；魏江（2015）认为，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构建，需要突破四个具体问题——基于全球先进创新资源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基于设计驱动的创新平台提高设计制造创新能力，基于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制造业标准创新体系建设，基于原始技术创新与专利保护制度的知识产权体系建设。还有不少学者研究了制造产业创新的驱动因素（李廉水，2015；傅元海，2014；孔伟杰，2012）。(www.daowen.com)

3.战略性新兴技术创新路径

传统制造产业的技术范式架构成熟，全球竞争格局相对稳定，中国具有传统优势的制造产业需要升级。黄永春（2013）等基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逻辑关系，将中国一度时兴的“去工业化”论调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比较，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正确战略路径在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提升制造产业，而非“去工业化”；何德旭（2008）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驱动力，以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为发展的两个车轮，带动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姚明明等（2015）研究了如何通过商业模式设计及其与技术创新战略的匹配，实现后发企业技术追赶，认为效率和新颖主题的商业模式设计能够发挥后发企业优势，克服后发企业劣势最终实现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的提升，而商业模式设计与技术创新战略的匹配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有显著影响，不同的匹配对绩效的影响结果不同。

李新宁（2019）提出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一般存在两次“死亡之谷”，第一次“死亡之谷”较容易跨越，而第二次“死亡之谷”必须通过自主核心技术创新和确立主导设计才可跨越。其中，企业自主核心技术的创新需依靠技术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模式的协同发展，从而塑造动态梯度技术创新模式来完成。主导设计的确立需要从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协同治理：在企业层面上，有关主导设计的竞争策略主要体现为不断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恰当地选择进入时机，主动实行联盟策略，对核心技术模块加强控制，选择模块化生产方式等；而在国家层面上，有关主导设计的竞争策略主要体现为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采取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手段，确立国家标准的用户基数，选择联盟策略，建立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等等。梅亮等（2018）从“责任式创新”这一新兴创新范式切入，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治理议题，构建了责任式创新范式下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治理分析框架（包括技术维、经济维、伦理维和社会维四个层次），并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性，从而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康鹏（2019）基于专利数据的多案例研究，剖析传统企业新兴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问题。研究发现：传统企业新兴技术创新经历了进入期、成长期和繁荣期。在进入期，选择与旧业务具有融合性的非焦点新兴技术领域是传统企业快速开发新兴技术的良好切入点。在成长期，传统企业一般采取多种“旧业务+新技术”协同开发的技术成长方式。具有较强开发实力的传统企业会集中于某一新兴技术领域实施深度开发。在繁荣期，传统企业实现技术繁荣的重要因素是对技术资源集聚的主动控制。具有垄断绝对市场地位的传统企业从被动集中型转化为主动集中型。具有一定市场优势且行业市场结构稳定的传统企业从被动集中型升级为主动共享型技术控制模式。

刘洪民等人（2018）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提供了重要的机会窗口，但其外部性和技术、市场、组织的多重不确定性弱化了其战略性功能的发挥，需要政策的培育。新兴产业发展呈现典型的阶段性演进特征，在绩效评估基础上的产业政策需要随着新兴产业动态演进过程进行适应性调整。吴宇晨（2018）认为新兴产业发展存在范式改变，创新路径具有技术路线转换、市场不确定性强、初始投入高等特点。制度优势给予我国历史性赶超机会。通过推动发展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再配合万亿规模引导基金及产业基金的超长期支持，以及需求端市场政策的指引，能够充分创造创新环境，帮助创新企业释放创新动力，保持强劲发展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