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创新网络结构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提出创新网络结构洞等概念以来，创新网络领域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网络结构方面。Chih-Hsing（2011）提出社交网络桥接对于信息和知识的传播至关重要。它也是社交网络结构影响个人的关键机制。这项研究发现，当网络结构不够紧密时，结构性漏洞的好处就不会出现。通过聚类分析，这项研究还发现，光电产业在创新活动中比台湾其他产业更具有紧密的相互作用，从而获得了世界竞争优势。Nieves等人（2012）研究了网络的过程，结构和治理维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他的文章重点是创新网络的多维方面以及这些维度如何影响网络性能。技术管理，基于资源、交易成本和社会资本的观点被应用于构建每个子系统或分析维度的模型变量。有研究者在分析了欧盟CORDIS数据库中的350名积极参与欧洲创新网络的项目经理的样本后得出结果：通过适当设计流程、结构和治理子系统，可以提高创新网络的绩效。崇锋和朱洪利（2019）使用我国ICT产业专利申请数据构建了创新网络并量化了创新主体在创新网络中的中心性、结构洞、网络密度等网络结构，在此基础上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上述网络结构对其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以及网络稳定性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创新主体在创新网络中提高中心性结构与结构洞结构将促进其创新绩效的提高，且该促进作用在网络稳定性较低时更强；②创新主体在创新网络中提高网络密度结构将抑制其创新绩效的提高，且该抑制作用在网络稳定性较高时更弱。

Daron等人（2016）使用了180万项美国专利及其引文属性来绘制创新网络及其实力，描述了将专利技术领域联系在一起的创新网络的实力和重要性。他们将技术进步量化为从各个领域溢出并丰富相邻技术的工作，同时指出这些溢出也是局部的，而不是普遍的。因此，网络某一部分的创新进步会极大地影响附近的学科。通过展示过去的创新如何预测10年以上视野中其他领域的未来创新，验证了创新网络的实力和稳定性。对科学进步是如何发生的，科学发明如何在自身上发展得更好等这些问题的理解，是对创新的累积过程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描述的重要方面。

Xuemei等人（2016）研究考察了影响企业知识转移绩效水平的四个因素，即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网络联系强度和网络中心性。在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调查的基础上，本研究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索了协作创新网络与知识转移绩效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支持以下观点：不同的因果路径解释了企业的知识转移绩效。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规模、网络联系强度、网络的中心性决定了知识转移绩效的水平。但是，网络异质性对知识转移的性能没有显著影响。

2.基于个体的创新网络

员工个体是企业创新网络的基本单元之一。有相当部分研究从组织范畴或者社区范畴，来研究个体之间的创新网络传播、个体创意网络等。Denis等人（2002）探讨了大型微电子公司员工之间的社会技术创新传播过程。基于科技与社会的行为者网络理论（ANT）被应用到社会技术创新的分析中，以了解创造者并将参与者的论点付诸实践的行动。行为者构造和组织了这些论点，目的是在支持该项目成功的工人之间传播创新。创新项目的作者希望改变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状态。Denis等人根据经理和工程师定义的标准建立了身份认同感，但是创新的预期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是技术和团队合作精神）没有被自动接受。网络分析揭示了如何构建具有说服力的论点，这些论点拒绝了旧的现实并证明了创造新现实的步骤。本书将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和相关参与者的回应来揭示创新的构成方式和形式。

Rahmat等人（2018）研究了信任在创新的思想生成和思想实现阶段对社交网络联系形成的影响，利用了来自两家公司项目团队的153名员工的数据。研究发现了可信赖性的两个维度，即能力和仁慈，预测了想法生成和想法实现的关系形成，而完整性则仅预测了想法生成的关系形成。对公司和创新阶段的适度分析表明，缺乏仁慈使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合作为创新活动选择合作伙伴的标准，而高仁慈则增加了能力影响合伙人选择的程度。另外，缺乏完整性会使能力成为对伙伴而言无关紧要或否定标准。

Panel等人（1993）描述了沃尔玛创新网络（WIN）合作实验，旨在测试刺激美国创新的基础设施——在美国发明和生产的新产品。WIN合资企业专注于独立和小型企业的发明者，因为WIN在这里很可能会产生最大的影响。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发明者仍然是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的主要来源。与公司法人和机构法人相比，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发明者缺乏将创意推向市场的可行渠道，而且常常缺乏一些必不可少的资源或专业知识。WIN策略不是尝试激发发明，而是简单地使现有想法和发明更容易进入市场。除其他资源外，WIN还利用约160名沃尔玛志愿者高管、采购员和市场专家的专业知识，这些专家对可销售性进行了评估。尽管创新是WIN企业的主要重点，但底线目标是创造新的国内制造业就业机会。

Sharon等人（2014）的论文报告了有关网络资源捆绑的变化如何影响创新网络的成功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如何改变轨迹的调查。创新网络是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因此采用模糊集理论模拟方法来捕获复杂性。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变量与财务资源之间的相互依存是造成高性能创新网络的最大因素，而社会资本的损失及其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则是导致创新网络绩效下降的最大因素。该论文不仅提出了创新网络中社会资本角色的细微的变化，而且特别强调了知识贡献的顺序。

3.创新网络管理

企业对创新网络的管理成为新的研究趋势。旨在共同开发产品、服务或流程的创新网络代表了组织间业务网络的一种特殊形式。为了从这些协作中获得有用的结果，需要对网络进行彻底的管理。Johannes（2019）认为，通过任命专门的网络管理员来管理、协调和调节，任务管理被捆绑和集中在单个实体中。使用面向交互的网络方法作为概念基础，我们分析了网络管理员对网络的关系和目标成就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我们的结果表明，网络管理员可以增强创新网络的核心管理功能，进而可以改善关系绩效（RP）。此外，还发现RP显著推动了目标达成绩效（GAP）。

Sven等人（2016）通过研究网络管理员的简单存在对低复杂性设置和高复杂性设置中的核心管理功能和性能结果的影响，填补了这一空白。我们的结果证实，聘用网络管理员可以显著改善核心网络管理功能及关系和结构化网络性能，进而提高目标实现性能和网络保留率。此外，我们从交互分析中得出的结果表明，在高复杂性环境下，网络管理员的贡献更大。Yannis（2019）研究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风险投资家和其他专业人员之间的社会网络发展。他通过对风险投资家的在线调查，考虑了他们的网络行为，特别关注私人和公共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雇佣的人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网络的组成和空间搜索。结果表明，两个看似相似的专业群体（私人和公共风险投资家）内部存在显著差异，风险投资基金的公共依赖性与较高的互动量密切相关。一个基金对公众的依赖程度越高，它与创新系统的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就越多。

有学者提出均衡的网络管理。Johannes等人（2011）的研究包括面向互动的网络方法在创新文献中的传播。根据这些文献，我们假设均衡的网络管理可以通过促进伙伴选择、资源分配、监管和网络评估来提高网络保留率；均衡的网络管理提高了创新网络参与者的网络保留率。这些发现表明，均衡的网络管理会影响创新网络的保留。因此，创新文献应包括对四个网络管理功能的详细调查。对创新网络成功数据的影响，例如网络保留率。评估创新网络内的网络稳定性和社交互动可能会更好地理解创新网络环境中潜在的保留机制。

还有学者构建了创新网络的协调模式。Elodie（2019）探讨了网络中的中小企业（SME）项目承载者使用的协调模式。他们使用纵向深入的案例研究方法，对来自访谈，观察和其他来源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发现协调模式如何变化及这些变化背后的驱动力。结果表明，协调模式随着项目的进展阶段而变化。此外，枢纽公司对特定协调模式的选择受其对网络成员的依赖程度的影响。这些结果对中小企业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Wenyan等人（2012）研究了互补产品的创新网络。基于状态审查提出协作产品创新的框架和技术解决方案。公司面临的挑战包括日益增加的产品复杂性、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更高的研发成本等。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企业采用了创新网络的做法来与供应商、客户和其他外部合作伙伴进行共同创新。但是在过去，细分研究主要集中在策略级别而不是项目级别，这为产品创新提供了具体指导。因此，在这项工作中，作者基于对创新网络研究的梳理，提出了一个在项目级别的协作产品创新网络框架。还提出了用于协作产品创新网络的技术解决方案（模块化产品创新网络开发和基于本体的知识集成）。最后，作者给出了该方案在电热水器开发中的应用，以演示该框架的实现和潜力。

4.创新集群与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生态系统是近年来学者关注较多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多集中于企业和用户、政府、研究机构等“产学研用政”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Koen（2000）研究生产者、用户和政府的互补效应，提出成功的创新取决于生产者、用户和政府机构网络中的互补能力。使用Kauffman的NK模型对创新网络中的互补效应进行建模，从该模型得出的假设是，生产者、用户和政府在专业创新网络中自我组织——特定技术的生产者越来越关注特定国家的特定用户市场。863飞机模型（1909—1997）的数据显示了“二战”后一段时期的这些强大的专业化模式，指出了政策含义，强调了跨国合作的最新兴起，这可以理解为逃避历史专业化模式的一种手段。

Mariana等人（2019）以企业R＆D网络的多重性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两类边界跨越网络——企业与政府资助机构之间的二分网络和传统的企业—企业网络；并运用社会网络的观点来研究这些类型的网络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对企业内部研发努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GSI网络和企业—企业网络的结构特征对创新能力都有正向影响，但企业—GSI网络凝聚力在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方面与R＆D有较强的负向交互作用。此外，在企业—企业网络中，部门内中心性在驱动企业创新方面比部门间中心性对研发的负面影响更大。(www.daowen.com)

Daniela（2011）采访了位于英国戴斯伯里科技园中的46家高科技创业公司的主要信息提供者。通过访谈分析，他发现不同的网络配置可以在同一个整体网络中共存。但是，这些并不是替代性的独立结构在起作用，而是通过跨越边界的参与者彼此相互作用。因此，研究不仅提供了与特定价值后果相关的网络配置的理解，而且也提供了与不同配置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的证据。这样做在企业营销和网络价值战略观点之间建立了桥梁。研究还显示出重要的管理影响和对决策者的影响。

Lachang（2017）了解了中关村产学研合作的创新网络，重点研究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联系以及作为学术研究和知识转移、传播的关键机制的公共研究机构。从定性分析该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入手，结合企业层面的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揭示了中关村IUR合作创新网络的时空演化。研究显示该网络已从依赖以政府为中心的连接的单一驱动因素发展为基于政府和市场激励的更加多样化的系统。

Michel（2009）提出，硅谷的创新能力难以复制，而且世界各地的一些决策者未能重现硅谷集群是因为人们对硅谷创新动力存在误解。所以作者使用了复杂的网络理论CNT（Barabasi et al.，2006；Jen，2006；Thompson，2004a）来分析硅谷的复杂创新能力，并了解代理的异质性以及支持创造和创造纽带的多重性。正如Barabasi（2002）所提出的那样，将经济视为一个复杂的网络，其节点是公司，其链接代表连接它们的各种经济和金融联系。人们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理解为众多经济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的基本属性。Daniel等人（2018）研究了欧盟资助的研究网络中合作伙伴的组织和地理多样性对其创新的商业潜力的影响。对603个欧洲FPs支持的合作研究项目进行分析，使用来自创新雷达的数据，这是DG CONNECT开发的一个独特的调查数据库，用于评估信息和通信技术中FP项目的创新成果。研究表明，由具有更高组织多样性的研究网络开发的创新具有更大的商业潜力。这一发现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通过建立制度多样的研究网络来改善创业生态系统的相关政策，可以对FP项目中开发的创新的商业化潜力产生有益的影响。相比之下，拥有更广泛的国际分散研究伙伴的研究网络可能创新潜力较小。这可能表明了地理多样性较大的FP项目存在协调和沟通困难。

5.产业与区域视角下的创新网络

Junmo（2002）的研究表示随着经济体和地区正转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实体，科学和技术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机车在世界许多不同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意识到这种重要性的同时，明显的趋势之一就是在不同层次上建立研究网络。从宏观层面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国际研究合作，到地区层面的科学城市，再到微观层面的技术孵化器，一个共同的线索一直在建立有效的网络。目前学术界对诸如国家创新系统和科学城市之类的宏观和中层机构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而对微观研究网络的建设则留作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为此，这项研究的重点是论证在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与对技术有强烈要求的中小企业之间建立研究网络的必要性。

首先，基于产业的创新网络研究仍是热点。李菲菲等人（2019）认为技术创新的复杂化使得创新生态网络逐步成为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的新兴主体形态，我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的历史复杂性使研究其发展演化过程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李菲菲等以复杂系统为视角构建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网络，系统地研究了我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网络的外部形态和内部构成，揭示了我国汽车产业创新四种主要形态的运行机制，展示车企主导型、产业链主导型、产学研联盟主导型和创新生态系统主导型四种类型技术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以期为我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网络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Helen等人（2006）介绍了对全球纤维行业中三个创新网络演变的深入研究发现，揭示和讨论了企业在整个创新过程中配置扩展网络的机制。转发了从发现中得出的三种配置类型的类型学。研究结果表明，成功的创新网络配置涉及识别创新价值在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开发能力和机制来理解和访问该价值。这对于嵌入自己的知识基础和关系模式中的公司来说是个问题。

其次，基于区域或跨区域的创新网络研究成为主流。蒙大斌等人（2019）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法测度2008—2017年京津冀空间交易成本及其动态变化，构建QAP计量模型分析空间交易成本与创新网络空间拓扑的关系。研究发现：①京津冀地区空间交易成本近年显著下降，其中北京、天津两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空间交易成本最低，保定市位列第三，河北南部城市的空间交易成本相对较高；②空间交易成本显著影响创新网络在地理空间上的拓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一动态过程；③滚动检验显示，空间交易成本降低与区域之间创新合作促进呈U形关系；④从分类检验来看，外生性空间交易成本对网络空间拓扑的影响不断减弱，而内生性空间交易成本对网络空间拓扑的影响不断加强。

殷德生等人（2018）研究了专利如何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之间流动，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城际专利转移数据构建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网络，揭示了专利要素在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流动状况及其变化，刻画长三角创新网络演化趋势和结构特征，通过实证检验创新网络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

Robert（2003）研究了跨境技术合作指标，指出有用的技术指标对了解全球化的原因和后果至关重要。但是传统的基于技术的全球化指标用途有限，因为它们完全基于创新投入（例如研发支出）或产出（例如专利）。应对全球化现象需要更多地关注创新过程本身中发生的事件。技术合作的指标（例如战略联盟，合资企业，紧密的供应商与生产商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关注这些合作安排将重点放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关键组织角色（例如公司，大学，政府机构）上。基于这些创新网络动态的指标对于整合输入和输出指标具有重要意义。

6.创新网络政策与制度安排

从实践的视角来看，创新网络研究最终会落到企业创新战略或政府创新网络政策上。构建创新网络，打造国家、区域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是全球创新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Johan等（2018）认为，科学、技术和创新（STI）政策是由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持久性框架所决定的。在当代创新政策中，有三个框架。第一个框架被确定为从“二战”后政府对科学和研发的支持制度化开始，假定这将有助于增长和解决私人提供新知识的市场失灵问题。第二个框架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它强调竞争力，而竞争力是由国家知识创造和商业化创新体系塑造的。科技创新政策的重点是建立联系、集群和网络，鼓励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学习，并扶持创业精神。第三个框架与当代社会和环境挑战（如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呼吁变革）相联系，并与前两个框架相区别。转型是指可持续性转型文献中概念化的社会技术系统变革。有人认为，这三个框架都与政策制定有关，但探索转型创新政策的选择应是优先事项。

国家集群政策方面，Stefan等人（2017）研究了德国国家集群政策对协作网络结构的影响。实证分析基于2011年秋季和2013年夏末收集的原始数据，这些数据是由获得政府资助的集群参与者（公司和公共研究组织）提供的。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计划在启动集群参与者之间的新合作和加强现有联系方面是有效的。在新形成的联系中，很大一部分是在没有为联合研发项目获得直接资金的行动者之间建立的，这体现了动员效应。此外，学者还观察到了集群空间嵌入性的差异发展。一些集群倾向于本地化，而另一些集群则增加了与国际合作伙伴的连接。中心度的变化主要由网络中的初始位置来决定，但这些变化的决定因素在集群之间有很大的不同。Tobias等（2014）在文中分析了1998—2007年德国汽车行业有公共资助的公司之间的R＆D网络的演变。基于随机参与者的模型能够估计演变过程的各种驱动因素。作者同时检验了在创新和演化经济学框架中得出的假设，并表明企业的结构位置以及参与者协变量和二元协变量是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知识相关的影响（例如吸收能力，技术距离和知识库模块性）是网络演进的重要决定因素。此外，还发现传递性是相关的内源性结构效应。具有合作经验的公司倾向于以发起人和目标人的身份更紧密地参与合作。

一些研究关注了政策对产业创新网络的影响。Bjorn等（2019）基于德国政策研究了燃料电池创新动态。他们首先研究燃料电池的期望与更广泛的期望网络在燃料电池领域的发展关系；然后检视政策措施如何参考这些预期，以及政策如何处理预期的动态演变。研究表明：单凭燃料电池的预期不足以引发实质性的政策支持；只有将其与对未来能源系统的愿景和预期以及进一步的背景发展联系起来，才能启动支持性的政策措施。此外，尽管德国当时为稳定对燃料电池的政策支持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预先阻止了预期的可能变化，但治理仍然必须适应预期网络的变化，特别是对电池电动汽车预期的上升。Xinning等（2019）研究探讨了政府资助的中国太阳能光伏技术发展合作网络的动态，并探讨了网络演化对网络参与者后续创新绩效的影响，通过基于科学出版物和专利数据的文献计量方法，对网络结构特征和属性邻近变量进行了联合检验。在探讨政府资助的合作网络的演变过程中，研究发现，参与者更有可能与先前的合作伙伴，直接和间接合作伙伴以及具有类似特征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这些协作模式反过来会对直接联系和网络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并增加参与者网络的属性接近度。

另一些研究聚焦于创新集群政策。赫连志巍等（2019）认为在集群创新网络中，各节点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能力不同，要想提升集群整体创新水平，那就需要各节点之间的联结活跃能力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创新网络的结构属性及影响关系，他们提出创新网络活跃能力概念，并建立其概念模型。通过多元回归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创新网络活跃能力对集群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税收减免政策在创新网络活跃能力与集群升级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创新基金在创新网络活跃能力与集群升级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结合创新网络活跃能力的提升以及创新支持政策的完善，为集群的升级发展提出对策与措施。

基于政策手段和政策区域的政策网络是研究的最新趋势。Yutao等（2019）研究采用政策网络的方法，考察了新兴经济体、政府间机构关系演进的三种机制：政策议程、权力集中和异质依赖，并将它们应用于中国创新决策演进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政策网络的权力集中性、异质性和依赖性，正式的创新政策网络不仅能通过政策议程的干预得以维持，而且具有自组织性。这种混合机制在中国创新政策网络演进中的存在，不同于自组织发挥核心作用的工业化国家的研究结果。Ivan等人（2019）发现在迅速变化的区域经济中，创新能力较弱的欧洲区域（以下简称落后区域）必须积极努力缩小与知识密集型区域之间的差距。他们利用区域一级的专利数据，组织了一个涵盖七年数据的面板数据集（2002—2008），以验证以下研究假设：合作，特别是与高度创新（知识密集）区域的合作，对落后区域的创新绩效能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