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县域经济产业基础薄弱，缺少带动乡村振兴的内在实力

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产业兴旺，而乡村产业兴旺需要县域经济的带动。但是广西还存在县域经济因其经济结构有待优化，产业发展不足，龙头企业数量较少等问题，缺乏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和实力。ī　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成果》，在2019年中国县域经济100强名单中，广西无一县（市、区）入围。这表明广西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还很弱。广西县域积极引进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工作起步于2002年，相比于从1990年就开始抓产业化和龙头企业的山东省晚了12年。在2003年，拥有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6家，自治区级重点龙头企业43家；到2018年，在全国1095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广西仅有27家。虽说和自身相比，广西的龙头企业数量有所增加，但放到全国范围来看，与先进省份相比，广西龙头企业的数量仍不多。而且相对于蒙牛、伊利等打造出品牌的大规模企业，广西几乎没有一家可以相提并论的龙头企业。这些都说明了广西龙头企业起步晚且数量少，质量不高，对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能力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2.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待优化，三产融合程度有待提高

在百强县的发展中，主要动力是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为5.03万亿元，占比高达52.4%。而ī　数据分析，首先，广西县域经济第二产业对农村农业和旅游业的拉动作用不够，三产融合程度低，对农业内部有机融合模式和农业功能拓展融合模式的探索和运用不够，缺乏对乡村旅游资源的挖掘，对文化产业、康养、餐饮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掘不够。在广西平果县调研的过程中就提到了这一问题。平果县农业发展中三产融合低，基本都是卖原材料，仅有林下养鸡的融合模式发展得还比较好，但是农产品附加值与其他县域还是有差距。其次，广西县域经济支柱产业单一，缺少特色优势产业群体和具有辨识度的地域品牌。平果县的同老乡，历来发展林业，但是品种单一，以桉树为主，而桉树却会对生态造成一定的破坏。单一的产业，常常会碰到这样两难的问题。从《关于第八批广西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验收认定审批前的公示》可以看到，2019年广西拟认定36个自治区级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其中1个五星级，10个四星级，25个三星级。但目前还是拟认定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发展。此外，在现有的特色农业品牌中，能够走出广西，在全国广为人知的却寥寥无几。

3.县域经济产业链短，带动上下游产业的作用不足

广西县域经济产业同质化水平高，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没有注意产业链的构建问题，尤其是助推乡村经济发展的农产品。其附加值低，在加工、流通和销售等环节存在产业链构建问题。以广西龙眼产业链为例，制约广西龙眼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对龙眼的加工贮藏保鲜滞后。龙眼，作为易变质鲜果，成熟期集中，鲜果供应期短。在龙眼丰收时，单作为鲜果零加工销售，短期内市场上需求有限，长期鲜果存放又是个问题。将龙眼加工制造成桂圆肉可以存放更长时间，有效解决龙眼成熟时短期内销售压力大的问题，还能增加龙眼的附加值。但是因为缺少深加工龙眼的龙头企业，龙眼产业链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ī《贵港日报》的《贵港：平南县百年龙眼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报道，初步统计2018年平南县石硖龙眼产量达20万吨以上，其中广西红心食品有限公司预计加工龙眼仅30万千克，经过深加工的龙眼数量与龙眼总产量相比起来，只是很小一部分。深加工企业数量不多，对构建产业链的作用不足，延长特色农产品产业链的工作还需加强。另外，对于龙眼产业，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石硖龙眼的区域性品牌，提高其知名度，解决在销售环节构建产业链的问题。

4.县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缺少助推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

完善的县域基础设施，可以为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力支撑；县域基础设施滞后，县域经济发展举步艰难。县域基础设施虽不是带来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却是加快县域经济的强大推力。目前，广西的县域经济发展在基础设施方面面临巨大挑战，想要实现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如何解决县域基础设施落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其一，城市功能配套设施较差，吸引人才的能力有限。对比江苏省昆山市和广西各县（市、区）2018年的统计年鉴，我们看到在普通中学数量、医疗卫生机构技术人员数量等指标上广西各县普遍较少；江苏省昆山市拥有三级医院2家，二级医院13家，而广西县级地区还没有三级医院。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广西县级城市的城市功能配套设施相对滞后，无论是教育质量还是医疗水平，都相对较低，不能为各界人才提供更舒心、安心、放心的工作环境，不具备吸引人才的能力。

其二，物流体系和营商环境落后，商贸经济发展能力有限。县域地区物流技术和物流体系滞后，未能很好地降低商业贸易成本。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广西县域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无法满足广西农业发展对冷链物流的需求。广西是我国农业大省区，是我国重要的亚热带水果基地、畜牧水产基地、秋冬蔬菜生产基地，还是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往来的重要门户，冷链物流产业社会需求大。但是，截至2016年，广西冷库库容总量为89.48万吨，库容总量在全国处于中等偏后的位置；广西拥有1794辆冷藏车，占全国冷藏车保有量总数的1.56%；冷藏车保有量以第三方物流为主，食品商贸及其他企业相对较少；以干线运输为主，城配冷藏车保有量较少。此外，县域高铁发展滞后，直到2013年广西才开通第一个高铁的县级站，全州县是广西第一个拥有高铁的县城。之后，广西设立了高铁入县工程，然而一些县级地区还未发挥高铁对商贸、物流、旅游等产业发展的溢出效应，交通设施还有待完善。

其三，集休闲康养与餐饮购物等功能的综合服务设施缺乏。当前，广西大部分县域都缺乏能够集多功能于一体化的大型综合服务设施，因而无法有效提升县级城市消费能力，也难以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在广西县级地区不乏4A级景区，如靖西通灵大峡谷景区、凭祥市友谊关景区、东兴市屏峰雨林景区等等。但是，景区服务业发展跟不上，在度假、休闲、体验、商务、会展等各种现代旅游方式功能上对接不上，无法吸引外来游客，没有充分发挥旅游业对县域经济的拉动作用。

5.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县乡经济发展缺乏资金保障

广西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农业大省区，农村经济活动的内容呈现多样化、细致化和层次性。随着农业产业加速推进，产生了一批农村种养大户、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加工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这些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生产中的资金贷款需求不断增大，同时在农村公共服务、公益设施建设方面也出现大额资金缺口。而研究表明，多达83.4%的中国农民同意资金短缺是影响他们创业能力的最主要因素，而大部分有兴趣创业的农民都因资金不足而受阻。农民由于缺乏有效的抵押物，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以及较高的贷款成本，再加上缺乏真正担保的情况下，农民在金融市场上很难实现融资，这就大大地挫伤了农民创业的积极性。当缺乏有效的资金保障和支持的时候，个体农户、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在县域经济中处于农业生产加工链条的小微企业抵御农业风险（如自然灾害的风险、价格波动的风险和滞销等）的能力就大大降低了。

在广西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过程中，上述融资困境的产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宏观政策上支持力度不够。广西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重点，强调制造业、新兴产业的发展，农村经济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政府对农业的资金扶持主要是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支持，农户很难获得足够的贷款资金。二是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缺位，资金逆向流出严重。广西唯一的政策性银行支农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还停留在粮棉购销储范围，资金重点支持扶贫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并没有在广西农业中亟须的基础建设、小企业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方面发挥政策性作用；同样的，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广西农业银行、邮储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一样，农村更多的是作为吸纳存款的来源地，在选择贷款客户时出现“非农化”和“城市化”倾向，将一些资金转移到可以获取高额回报的城市工商业领域，这就造成了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缺位；邮储银行虽网点可到达农村地区，但其在农村的放贷比例小；广西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领域形成了垄断的格局，是服务三农和县域经济的银行，但该行存贷差明显，发放在农村的贷款多是龙头企业，普通农民甚至农业合作社也对其担保抵押条款望而却步。

从实际调研中我们还了解到，农民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缺少贷款所需抵押物或者担保，加上额度较小，所以几乎不能够在银行、农村信用社融资，而一些个人信用贷公司的融资成本高、加上农业风险大等问题，资金流的缺乏使得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受阻、农民的热情受到打击，自然农业劳动的从事者会流失。另外，在我们的调研中，一些县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提及对于乡村振兴具有积极作用的“乡贤”群体。该群体具有早年外出创业成功、中老年时期愿意反哺故乡的特点，具有奉献精神和感恩情怀，但是当“乡贤”为家乡的建设出资献力时，其风险自担，“乡贤”的积蓄与宏大的乡村振兴所需资金相比毕竟是“杯水车薪”，再加上缺乏政府的资金补充与保障，许多“乡贤”怀揣回报故乡的感恩之行也望而却---。这就使得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的融资来源缺乏多样性与保障，间接地也自然打击了一些“乡贤”“经济能人”和致力于乡村建设的人们的热情和信心。本身农业经营主体在金融机构很难融资，国家又缺乏专项资金的支持，社会资金很少进入乡村的各种不利条件下，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的推进更加困难重重。

6.县域财政引才能力有限，缺少服务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源(www.daowen.com)

乡村要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而产业的振兴，人才是关键。不管是农林业还是第三产业，要想创新发展，都需要大量高技能人才作为支撑。而广西每年向省外流失的人才都高达几百万，不仅引才难，留才更难。

一是因为大城市人才虹吸效应显著。现阶段随着城镇化和大中型城市高速发展，因为大城市有着更便利的交通，更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人们大都希望到经济发达的城市工作生活，极少有人会选择回到交通不如大城市便利、医疗教育资源匮乏的县城，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振兴乡村。如今，农村“外出务工热”的现象日趋普遍，人才流失明显，乡村作为基层组织，拥有群众性自治的功能，但单凭自身力量难以聚集最为优质的资源要素，关键还是依靠县域的各类要素来带动。但是，县域经营主体本身素质较低，未能培养形成自我解救的良好能力和内在动力；而县级城市在对外“人才争夺战”中又缺乏优质条件作支撑，财政投入不足，引才能力有限，新鲜血液无法及时补充。

二是由于县级人才政策不敢有所突破和创新，人才吸引力不足。保守的县级人才政策，优惠力度不够，对许多优秀人才不具备吸引力，难以招徕优秀人才。许多县级人才政策在购房补贴、生活补贴等方面给予更多激励，希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落户。但是由于先天资源优势不足，仅仅是原有的这些县级人才政策，也无法在工资待遇、安居落户等方面与大城市形成竞争优势。此外，县级地区没有形成良好的竞争、创新和鼓励机制，让人们普遍认为在县级地区缺少公平竞争的机会和更有前途的发展机遇，以至于来过的优秀人才急着逃离，没来过的优秀人才纷纷对县域地区避而远之。

7.县域政府服务能力较弱，缺少引导乡村振兴的稳定策略

县域是城市和乡村的联结点，是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纽带与关键，同时县域经济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但是，当前广西的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缺乏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县级政府对整体发展缺乏全面、统筹的认识与规划，致使县域经济发展思路不清、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不明。另外，也存在政府政策措施缺乏连续性，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现象。县级政府的服务能力和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能力欠佳会带来以下问题。

一是区域资源利用率低。广西的林业资源丰富，许多县乡林业资源经济潜力巨大，但是林业资源具有生产周期长、资金回笼周期长的特点，因此必须深度拓展林业资源的潜力，对林业资源产业链进行延长和扩张，创新发展“林十禽”“林+菜”“林十药”等林下经济综合发展模式，使林业经济的发展提质增效。但是，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林下经济综合发展模式并不普及，大部分林地的功能较为单一，林地资源并未进行充分利用，当然这也有缺乏林业管理人员的原因。

二是县乡发展缺乏统一规划，缺乏整合资源的平台。调研中发现，广西一些县域经济体系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注重整体规划问题，如在招商引资上并没有结合当地实际需求引进企业进驻，乡村振兴的首要在于产业发展，而这类产业势必相关农业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县域经济在体系构建中并没有着重对延长农业产业链的补充和深化，导致一些县乡仅仅停留在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领域，导致农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农业收入自然无法实现跨越式增长。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当地县域经济体系、产业链条不够完善时，县政府并未与周边县市增强合作和优势互补。

以旅游业为例，一些县虽然以“全域旅游”为发展路径，但是对本地区的旅游资源整合不够，多个乡村是以发展果园采摘为主的乡村旅游业，这种单一的发展只会导致同质化，缺乏吸引力；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艺工匠等并没有在旅游规划中被发掘和发扬，也没有与周边地区共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以乡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路径照此发展下去恐难长久。另外，平南县也是广西第一批高铁县域先行区，高铁对平南县在商贸、旅游和物流等方面的带动、溢出效应尚不明显。

8.农村“人地矛盾”突出，制约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的融合发展

“人地矛盾”的原意是指由于农业人口与农业用地面积不成正比，人口不断增加，粮食需求量不断增加，导致土地资源不足以满足人口需求的现象。如今，随着形势的变化，“人地矛盾”的含义也悄然发生了改变，主要是指短缺的农业劳动力与碎片化的土地供给之间难以协调的矛盾。这种矛盾一方面来自长期僵化的土地政策机制，僵化的承包政策致使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是农民的思想不够开放，农民的这种保守也间接来自僵化的土地政策形成的℅　蒂固的“小农思想”以及政府政策缺乏对农民理性、农户生存需求的考虑。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广西土地管理制度僵化。缺乏变通的管理制度，导致土地流转推进困难，致使县乡发展缺乏规模化、集约化、长期大范围规划的基础。当前，广西仍然僵化执行着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田到户”的做法。当周边省市在灵活执行土地政策、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如火如荼进行时，广西县乡的土地流转举步维艰，即使有流转的土地也是很小的面积，长期僵化的土地政策致使县乡发展缺乏规模化、集约化、长期大范围规划的基础，县级政府的一些乡村振兴政策也难以推行。另外，在土地的流转政策上，缺乏优惠的政策补贴，林业用地仅仅60元/亩，许多农民宁愿低效率使用或撂荒也不愿意流转；县乡政府为了政绩在引进企业作为土地承包方时，对企业的资质审查、承包用途等监管不力，对于承包合同的条文缺乏研究，致使一些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利益受到损失，影响了其他农民在后续流转中的积极性。

但是，仍要注意的是土地流转遵循自愿原则，地方政府不能干预农户参与流转意愿。农户若流转，地方政府应该积极代表农户与企业设定流转机制。乡村振兴需要龙头企业带动，但是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圈土地的传统观念。作为政府层面要真实调研清楚，到底是什么影响农民土地流转参与意愿。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研究的农户理性、土地作为生存保障等都是站在学者角度和政策制定，如果在“俯视”的角度下去研究土地流转的积极性问题，那么结果就是无法得到农户的响应甚至会引起极大反感。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农户理性、生存保障，缺乏从一个农户生活的角度来看问题。因此若想提高农户土地流转的积极性，政府政策的制定一定要给予学者的底层调研（政府工作人员的调研效果受身份影响，其有效性小于学者），并且调研要自下而上，调研对象要随机且尽量全面，避免政策制定以偏概全。

其二，农民在土地流转方面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土地供给碎片化。由于思想观念存在误区，加上之前受到缺乏诚信的私营企业的坑害，许多小农户宁愿把土地撂荒，也不愿意进行流转，从而导致乡村土地平整阻力大，产业在实现规模化过程中困难重重。广西地区农民“小农思想”的℅　蒂固除了长期僵化执行的土地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集体的脆弱性，承担风险能力较低，当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时（确切地说是转让土地使用权几十年），农民的抗风险能力随之降低，这种降低并没有因为转让使用权获得经济收益而得到补偿（因为转让费用较低，这种长期合同并未考虑通货膨胀、地价随时间增值等因素），加上留守在家的农民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主要是新农合医疗保障制度有待改进）、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城市也不能相应获得安心的生活保障，广西农民对待土地流转的消极态度变得可以理解，甚至同情。

2019年7月，广西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区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增耕地核定技术审查有关事项的通知》，因“严格核定范围、严格核定时间、严格核定审核、严格抽查比例、严格处罚措施”被称为广西历史上最严新增耕地核定制度。同样的，在国务院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批复中（国函〔2009〕119号），也出现了“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的字样。这说明广西农业用地的珍贵性，然而ī　当下访日调研结果来看，在广西的大部分县乡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流转土地的地价核定上并未体现土地资源的稀缺，在流转政策上缺乏灵活性、创新性，未能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未能给予农民合理的补贴与保障，所以基于上述原因，广西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之路还有很多未尽工作，还需要跋涉长途。